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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创富二代的舍得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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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赵勇,不由得就会提到他的母亲――女富豪陈丽华。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最初是由他母亲创立的,陈丽华为富华集团创造了很好的基业。但提到母亲,赵勇总会谦和地说:“我们董事长……”

如果说,赵勇的母亲多少有些传奇色彩,但从赵勇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勤奋与低调。在追随母亲的同时,赵勇更能体现的是默默地站在母亲身后兢兢业业的创富二代

在赵勇的执掌下,短短数年内,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已由最初的几个行业发展成为拥有近20个分公司,构造了跨博物馆、旅游饭店、商务会所、高档公寓、大型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广告等多行业的庞大产业王国。

“敢于面对挑战才能愈挫愈勇”

1959年出生的赵勇是有着香港身份的地道北京人。他从小学就是学校有名的小运动员,他的初中就是在体育传统校22中度过的。

“22中的训练相当严格,每天除了上午正常的专业课外,下午还要到东城区体校田径队接受专业训练。”高强度的训练对当时还是孩子的赵勇来说,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每天十几个400米下来,累得躺在地上动都不想动。后来见到教练就紧张,看到跑道就觉得累。当时我就和母亲说,我不想练了。”赵勇说,“母亲感到很意外,生气地说,如果不能坚持,你就是逃兵。”

陈丽华的话给了赵勇莫大的刺激。从那天起,赵勇也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出个名堂。他便成了田径队里最刻苦的队员。无论是风中还是雨中,在22中的体育场上,总能看到赵勇矫健的身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16岁的赵勇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一举夺冠,并创造了60米短跑北京市中学生纪录。

“那一段时间,培养了自己的意志、品质,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当逃兵,要敢于面对挑战,勇于竞争。”赵勇说。1978年,赵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

虽然没能成为一名职业田径运动员,但赵勇却成功地从母亲手中接过掌管富华集团的接力棒。

1990年,赵勇辞去深圳公务员职务,被母亲委任为集团总裁,负责开发北京市场。赵勇接到母亲陈丽华交给他的第一个项目便是蜚声海内外的高级商务会所――长安俱乐部。

“1992年,长安俱乐部破土动工之时,遭到了诸多置疑。相比较香港等地,在当时的北京,俱乐部、会所仍然显得过于陌生。但我实地考察世界各地的会所后,对这个项目更加有信心。当时,建设一家以外商及国内成功商人为服务对象的商务会所的确显得有些超前,但我感觉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私人商务会所必定是个趋势。国外虽然很多,但当时北京没有这种设施,需要这个。”赵勇回忆道。

1994年,投入500万美元的长安俱乐部落成,并耗资1000多万人民币对其内部进行了豪华装修。

“由于是北京第一家,因此我们相对也缺乏管理经验,当时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必须找一家国外最好的管理公司来管理。”赵勇最终选定了美国的一家管理公司,这家公司管理着全球100多家会所。

当赵勇满心欢喜地陪同对方参观完俱乐部后,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他:“这里不是会所,而是餐厅。如果请我们管理的话,必须重新进行装修。”

这句话对赵勇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这意味着1000多万元的装修将砸掉重来。“当时,在我看来硬件设备确实很好,但还是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会所拼的是软件,且会所有会所的风格。在会所建设前,就应该找到管理公司,共同设计。”赵勇接受了对方的意见,按照管理公司的设计重新进行装修。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长安俱乐部胜友如云,聚集了众多的海内外商业巨子,不仅见证了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俱乐部的发展历程。这家曾获得“中国最受青睐私人俱乐部品牌”荣誉的高档会所在京城众多的会所中,也依旧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长安俱乐部取名长安就是取其‘长治久安’之意,长安俱乐部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十多年来,国家飞速发展,长安俱乐部也在迅速成长。如果当时没有进行改造,创出自己的特色,长安俱乐部也许会像京城许多会所一样从人们眼里消失了。”赵勇感慨道。

而后高档服务式公寓大获成功的部分原因就是赵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当时有人建议建酒店,我没有同意,在做了大量调查,听取专业公司的意见后,认定在北京金宝街上服务式公寓比较受欢迎,事实上这个项目比长安俱乐部还要成功。”

实践证明,位于金宝街的北京丽苑公寓开业当年就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至今在服务式公寓里面丽苑公寓依然颇有名气。

如果说长安俱乐部、丽苑公寓靠的是赵勇敢为人先的勇气才能够获取成功的话,那么金宝街项目则显出赵勇的不俗魄力和超凡智慧。

“企业做好民心工程需要大智慧”

随着北京王府井金宝街的贯通,道路两边丽晶品牌的超五星级酒店、丽亭酒店和高档甲级写字楼拔地而起,满眼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景象,玻璃幕楼熠熠生辉。

“和过去那到处是破旧不堪的低矮危房的景象相比,如今的金宝街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金宝大厦的20层,金宝街在赵勇的眼下一览无余。金宝街是赵勇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生命中仅次于家庭的重要部分。这条700多米长的街道,对于赵勇的意义,绝非只是一个商业地产项目,它意味着更多。

赵勇清楚地记得,1997年,初建丽苑公寓时,当时王府井附近拥挤的交通和周边环境的不协调,金宝街黄金地段的价值并没有显现。

时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的赵勇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听到了关于改造王府井的提议――王府井大街改造完成后,车辆进不来出不去,应该打通东侧的金宝街。从小在东城长大的赵勇听了,立刻产生了兴趣,感觉只要金宝街打通了,周边的价值就出来了。

1998年,北京市为了引资改造王府井,把金宝街项目列为北京赴港招商的重点项目。赵勇在香港如意签约,负责投资修建金宝街的东单北大街至南小街段的道路和两侧房地产开发。

“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金宝街还没拆迁时,当时的情景是:密密麻麻全是平房,全是人。我感觉责任重大,任务难度很大,心情也很沉重。但我们还是志在必得,这里面有很深的故土情结,我出生在北京,热爱北京,了解北京,总想为北京做些什么。”

其实,金宝街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投资上百亿的房地产项目,实际上它结合了北京市危房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用赵勇的话来说,在这个项目上,他们追求的是“政策、民意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和以往由政府修路的市政工程不同,金宝街项目是由开发商投资修路、解决居民拆迁费用,政府给予开发商道路两侧开发权及配套优惠政策,这种开发模式在当时的北京还是第一次采用。

“它的政治意义要大过我们作为投资方的经济利益,金宝街项目的运作成功了,政府、老百姓以及投资方都是最大的受益者。打通金宝街,也就救活了王府井。”赵勇如是说。

政府一分钱没花把路修了,居民住房条件改善了,赵勇得到了项目开发的支持。2000年12月26日,金宝街“市政带危改”工程正式开工。然而,开工之初就困难重重。

因地处老城区、棚户区,拆迁中的对文物的保护和拆迁户的利益保证是危改的两大难题。赵勇当即表态:文物建筑不计成本就地修缮保护,最大程度上保证拆迁户利益。

在拆迁过程中,赵勇多次修改调整方案。为了更好地保护名人故居,他们斥资1000多万元,将原有的住户迁出;并制定原地保护的修缮实施方案,又耗资千万元。对于拆迁户的要求,赵勇总是给以积极的回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设身处地地为拆迁户着想。

赵勇曾用28天顺利拆迁了2100户居民。在金宝街整个项目拆迁过程中,没有任何投诉和上访事件发生。

“打通金宝街,政府比我着急,多少年都没有力量打通它,修完之后政治意义要大过我的意义。企业能帮政府做好民心工程需要大智慧,不但要和首都的经济建设合拍,更要有为国家和民众排忧解难的心态才行。”

如今的金宝街以最具现代风格及国际水准的商务地产集群的磅礴气势亮相于全世界,真正成为北京乃至全中国的金宝之地,尊荣核心。

当专家评价金宝街是一项利国利民,可以载入北京市当代史史册的爱国工程时,赵勇开心地笑了。

“我是北京人,这样做是一种本分,商人更看重的应该是社会价值和历史责任。多少年之后看这件事情,我发现自己确实为北京做了一个贡献,我也很得意呀!你要说到南京打一条路,我没有什么感觉,在北京,我有光荣感、自豪感,感觉舒服一点。”赵勇欣慰地说。

其实,回忆起当时的决策,母亲的话至今还能让他落泪:“既然选择做这个项目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儿子,你就大胆地去干吧!”

当时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刚过,香港经济正在下滑,而中国经济也同样受到影响。接此项目后,富华集团的风险不言而喻。赵勇对此十分明白,并深感压力。

“母亲的一番话激励了我,母亲的支持让我更有了动力。”对于赵勇而言,金宝街现在的光彩才只是浓墨重彩的第一笔,在他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以“世界第一商街”的目标打造金宝街才是赵勇的梦想所在。

慈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2010年4月17日上午,赵勇和富华集团员工在中国紫檀博物馆广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赠御寒毛毯一万条。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涓涓之水会流成河。爱心不分大小,善举不分前后。我们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舟,心手相连,共度难关!”赵勇说,“作为一名商人,不能只知道赚钱,还要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用自己的实力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心存感恩,业利社会,情系民族,这也是母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也是这样去教育我的孩子。”

赵勇的母亲陈丽华不仅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位慈善家。“舍得”的故事在赵勇及其孩子身上延续着。“母亲经常告诫我们‘能舍就能得,你要不能舍,就不能得。舍得、舍得,这两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舍得之间成就大家’。”

的确,从母亲陈丽华的身上,赵勇首先学会了做人,而后学会了做事,做大事,做善事。23岁大学毕业,1983年南下深圳在政府供职,两年后留学日本,四年后定居香港,设立公司,活跃于东南亚及澳洲各国。上世纪90年代初,以港商身份回到故土北京创业。赵勇为了回报故土,多年来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早在1989年初回北京创业时,富华集团就向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捐赠了三辆轿车,并花数百万元购买了亚运会纪念章的专利权,把生产的纪念章全部捐赠给了亚运会。

多年来,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在扶贫、救灾、教育、文化、体育以及文物保护等各项公益事业方面捐款数千万元,受到表彰无数。

“作为一个商人,赚钱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赚钱不是一切。尤其是有了钱以后应该把它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让钱来自社会,用于社会。企业拿出部分利润回馈社会是应该的。今后,我仍会一如既往地关注、重视公益慈善活动。”赵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