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背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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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时空
教育实践不仅深深嵌入社会脉络之中，更重要的是，社会行动与体制也被各式各样的教育实践活动所穿越渗透。
由于语言的传递与复制正是社会维持与复兴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行动就必然处于整个社会体制运作、维持与复兴的轴心位置。事实上，教育实践常常是整个社会中关于文化传递、社会整合与人格培养的主要承载者。
它对于社会文化传统的解释与创造、社会价值与共识塑造，以及儿童及青年的社会化等历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因此对于社会秩序稳定、文化模式维持与统治阶级价值与利益的维护，也有决定性的价值。也因此，教育领域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统治集团的必争之地，是社会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场域。
这种斗争的恒常性产生如下的结果：教育，绝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永远无法免除其政治社会效果，甚至政治社会性正是构成教育的本质性因素。
以教改为例，教育改革本来就是对旧有教育制度的变革。这些变革看似一个独立单一的制度环节的改变，但事实上它通常涉及制度核心的变化。表面上是一个方案的替代与施行，但事实上它体现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例如，在九年一贯的教育制度中，强调所谓知识领域之能力取代知识学科内容的掌握，事实上这背后代表着社会新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开始面对动荡和日渐复杂的社会。而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1.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年限的增长，受教育人数越来越多。
2.科技化大幅度提升人的教育水平，也使更多的人可以有闲暇有经济能力接受教育。
3.社会的发展需求使教育成为人们追求工作和幸福的必备谋生手段与工具。
4.人数增加、技术进步与教育增长形成矛盾，也日渐需要社会同步作出调整。
在20世纪初至1950年代的整个过程中，教育人一直关注三个部分：教育的社会流动性理论、社区对教育的影响和作为社会组织的学校。
1970年代以后，这些核心概念有了新的拓展，最主要的研究议题包括：公平和社会公正、全球化以及学校教育的扩张、社会网络以及他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准则的影响等等。
简而言之，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所进行地剖析越来越细致。宏观领域涉及到教育目的与功能、分类与成就、选择、改革等。而在微观领域，则广泛涉及到班级、师生关系、学校、校园伦理与校园民主等。
总之，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教育的力量。但从一个短暂的时期来看，教育更需要仰仗社会力量进行自我修正，由于教育本身塑造能力的漫长性，很多时候又更像是一种被动的变化。
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社会进步而教育不变的话，等于在未来割裂了社会结构。
现代社会流动的特殊性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之一就是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教育与社会相互振动的最好实例。阶层正常流动或固化，决定着教育的公平与否、统治阶层的构成以及未来社会的思想倾向。
很显然，由于存在种种社会差别或社会不平等，全体社会成员不可能处于同一水平的社会位置上，而必然形成各种高低有序的社会层次。社会学家把此类现象称为“社会分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划分了社会层次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文化标准。
自1940年代始，教育社会学者有关社会流动与教育两者关系的研究渐趋增多，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的是：一方面，社会流动影响了学校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因素也引致社会流动。
这主要体现在人才选拔上。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归纳了存在于西方国家的两种人才选拔模式的特点：一种是“赞升迁”，它意味着未来的“精英”由原来的精英或他们的人选择，精英地位的获得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策略，而是依靠其个人的一些品质获得；另一种是“竞争性升迁”，精英地位作为公开竞争的目标，可以通过竞争者自己的努力获得，竞争有规则以确保它是公平竞赛，同时竞争者在选择策略时有很大的自由，这就意味着精英们没有权力来决定谁可以得到升迁或者谁不能。
在不同的地位升迁模式中，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会影响到个体人格的形成。在赞升迁模式中，一般紧张心理、人际关系负担和价值观念的重组问题不那么突出。而在竞争性模式中则更为常见。由于人们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被升迁，就极易形成严重的、持续的紧张心理。
因为在这两种模式下，人们对教育所作的价值判断不同。在赞模式中，教育因为提供精英文化的学习而受到重视，因此人们对非精英的教育显得冷淡，而把最大的力量花在培养“最有前途的人”身上。在竞争性模式，教育因为提供上进的机会而受到重视，人们并不关心教育的内容；人们普遍把受教育视为参加赛前的准备，强调应该让所有人都跑到终点。
因此不同的人才选拔模式很可能造成阶层流动的公平与否，决定所要求的学校教育也必须不同。
在竞争性模式下，教育的目的是尽可能培养人们有尽可能多的技巧，以使他们获得精英地位，因而必须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使人们一直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下。而在赞模式中，教育的目的只是以精英文化培养一部分人。
此外，不同的人才选拔模式也决定了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在赞模式中，学校强调团结精神，强调高度专门化的智力和艺术训练，而不管其实用价值。在竞争性模式中，虽然也有“博雅教育”，但更强调保证获得实际生活的技能，尤其是职业技能。
在现代社会，至今无法做到完全的竞争模式教育，这仍然是教育与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一。
教育的公平争议
阶层流动造成的阶层分化，容易在教育领域体现出来。这就造成教育公平问题。
宽泛地讲，教育公平是指可以提供让不同身份与背景的学生都能够充份发展潜能的一种学习环境。
公平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概念，其主要精神在于相同对待每一个人，不因为个人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公平的意义已经有所改变。由于个人先天条件的不同，有的出身贫寒、有的为富家子弟，男女亦有差异，种族之间也不相同，如果仅仅给予个人相同数量的对待，在实质上是不够的，所以当今的公平一词，已经超越相同对待的概念，在教育上也是如此。
目前，对于教育公平概念的阐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把教育公平分为水平公平、垂直公平、代际公平等三类。水平公平是指对于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垂直公平是指对于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所谓代际公平就是确保上一代的不公平待遇不全然延续到下一代，涉及到的正是阶层流动。
第二种是把教育公平分为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以及结果的公平。起点的公平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入学机会，过程的公平是指入学之后受到相同的教育待遇，结果的公平是指不同人学业成功的机会相同。
1970年代，美国学者柯曼在起点、过程、结果之外，另外增加就业公平的观点，主张相同教育结果的学生，不因不同身份与背景而影响就业机会。
综合教育公平的概念，要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必须从等量和不等量以及教育内部与教育外部同时着手。
所谓等量，是指在教育内部中，政府必须提供相同的入学机会，提供相同质量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过程，并确保学生学习成功；在教育外部中，教育资源的分配要符合均等原则，确保同一地区内的学生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
所谓不等量，则指在教育内部中，要给予教育弱势者更多的入学机会保障，在教育内容当中，要适当调整学习内容与教学方法，实施补救教学，使每一位学生都有学习成功的机会；在教育外部中，对于弱势地区、家庭或个人要给予额外的支持与补助，让弱势者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教育公平在中国的方向相对比较具体。2012年11月13日，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说，从十报告看，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二是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特殊教育、民族教育；三是扶持困难群体，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四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教育行政化
所谓教育行政化，在中国的解释比较简单，基本上指教育官僚化。但是推而远之，实际上教育行政化可以延伸到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巴西教育学家弗莱雷从三方面阐述了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1）学校的功能上。不是学校建立了社会，而是社会建立了学校，而教育领域又是一个塑造个人的场所。因此，学校的功能就是再造思想意识。这是学校教育的政治性。
2）在学校教师的作用上。教师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必须确立一些基本的培养目标。而每个教师作为社会成员，都会有些政治主张，教师自身就是一个“政治人”。原则上讲，教育不可能做到“价值中性”。
3）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上。弗莱雷认为，教师与学生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关系，并主张学生与学校、学生与社会建立一种变革的关系，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方式。
所以现代社会政治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成现代教育社会基础的主要部分，同时现代教育对现代政治也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与强大的功能。不可能完全做到教育上没有行政化。但重要的是，分清二者的权界所在。
2013年1月16日，中国教育部公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强调落实和规范学校办学自，学术自由、师生权益都被置于首要位置，从而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
对于学校（普遍从校长任命到学校管理）教育行政部门都惯用行政手段予以管理。校长本人也呈现学术行政“双肩挑”的职责，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在该《纲要》中独立成章，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转变学校的行政管理方式，严格依法行政，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与程序对学校进行管理，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
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将从具体的行政管理转向依法监管、提供服务。同时，学校的办学自也将被“落实和尊重”，减少对其过多、过细的直接管理活动。
为保障学术自由，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该《纲要》也要求，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保障学术权力按照学术规律相对独立行使。
实际上，这也是教育与政治的互动过程。在教育领域占据大量话语的“教育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指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对于未来，它尤其重要。
社会组织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组织对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欧美国家，都存在数万个登记的教育组织，实现对教育政策的推动和对民众的游说。很多政策的出台或教育不公的改善，都来自于这些组织的力量。
一般来说，教育组织是多样化的。如果仅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看，宏观的组织包括以理念为主的教育团体、以智库为模型的教育团体以及政府组织和NGO教育团体等等。以微观来看，则包括教师协会、家长协会、家校合作组织以及学生组织等等。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这些组织基本俱都存在，很多影响甚大，如朱永新的新教育团体，如杨东平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在微观领域，家校合作也进行得比较多样。
总而言之，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教育的改变。从教育发现社会，教育也需要社会扶助，两者缺一不可。
在今天，全球化使人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教育的形式也变化多样，尤其需要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