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寻找“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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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火车站出发，沿着外濠的菁菁河岸，嫩黄色的中央线火车徐徐开往阿佐佐谷。樱花盛开之时，火车沿线晕染着一层淡淡的粉色，东京人携儿将女，从起点坐到终点，就为赴一趟开往樱花的火车。窗外的樱花，不胜列车疾风，缓缓落下，花幕中，又一部嫩黄色的火车迎面开来，交织出一幅静美与速度的画面。
村上春树《1Q84》的男主人公天吾，是个记忆停留在196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住在中央线上的一个小站——高圆寺。熟悉村上或者日本文学的人，一看到“高圆寺”，很容易浮想起古本屋、古著屋（旧衣店）、咖啡屋、唱片屋、民艺屋，总之，文艺的古旧。没错，这就是东京人“生活在别处”之别处，日本现代文学的边城。
新天新地高圆寺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东京市区被震后的大火烧成一片废墟。“都心是危险的，郊外是安全的”，许多失去住所的文人抱着这样想法，沿着中央线西撤，到西郊阿佐佐谷的高圆寺一带，重建新生活。
这里是东京地价最便宜的荒野，难得的是交通方便，坐上中央线火车，到早稻田大学，或者大学林立的文京区，不超过40分钟。昭和二年（1927）4月，刚刚出版《伊豆的》，声名鹊起的川端康成，领到人生第一笔大稿费，便搬到高圆寺火车站南600米处的新公寓，继续埋头写作。8个月后，川端腰缠十万贯，骑鹤回东京。同一年，一位来自广岛的文学青年，怀揣乡下大哥送来的安家费，挑中了阿佐佐谷西边荻漥的一块荒地，盖了一幢“明窗净几”的新房。房子以及它的主人井伏鳟二（1898-1993），成为贯穿整部昭和文学史的“在场”。
据井伏鳟二晚年自传《荻?风土记》（1982）的回忆，昭和文学的开场，正与中央线的边城开发同步，“当年文学青年之间流行搬家，时人皆知，三流作家们都顺着中央沿线西迁”。这里所谓的三流作家，指的是昭和初年尚未成为主流的那六十多位井伏鳟二们，他们多为东京以外的中产出身，不是长男，无权继承家业，遂游荡东京，呼朋唤友，拿着从老家带来的分家费，在阿佐佐谷一带落户。那时候这里还保留着原野、泥路、丛林、急流，文学青年们如鸟入丛林，尽情享受着新天新地的自由。大白天即使披着睡衣漫步街上，也不会有人对着你的后背说三道四，化外之境，没有老市区的条条框框。
井伏的新宅很快成为文学青年的聚集地，下将棋，聊文学，相约钓鱼，这其中便有以门人身份出入的太宰治。经井伏夫妇的极力撮合，1933年，新婚的太宰治在阿佐佐谷北口安了家。从那时开始的十年间，这些三流作家们组织了“阿佐佐谷将棋会”，一半时间厮杀，一半时间清谈。他们没有电话，也舍不得两站地的火车票。于是，每月活动日的上午，就由住在最西头的淀野隆三，还有最东头的伊藤睦男，各自向着中间包抄，沿途一家一家地叫，如此一路吆喝到聚集点，将棋会的人也就齐了。井伏回忆说，这就是结群而居的好处。从最西的荻漥走到高圆寺，不过2.6公里。
随着井伏等青壮年作家被征入伍，阿佐佐谷将棋会自然终止，等到硝烟弥散，作家们重回阿佐佐谷，将棋会变成了纵酒销愁的阿佐佐谷“饮会”。到了1960年代，这些文人多数都已写进“录鬼簿”，文学边城又迎来了一拨文学青年。战后婴儿潮出生的村上春树们，也来到中央线西的高圆寺、吉祥寺、国分寺扎堆聚居。战前的“阿佐佐谷文士村”，更名为“中央线三寺”，还有一个名字叫“嬉皮公社”。
1972年大热的民谣摇滚专辑，吉田拓郎的《元气》中有一首《高圆寺》，道尽了这个“民谣圣地”的时代氛围：、反战歌曲、吉他、长头发、牛仔裤、花衬衫。
边城的第一代拓荒文人多数已经成为“地主”，他们的第二代会将旧房子改造成一间间的单身斗室，以方便一穷二白的大学生入住。村上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遇见百分百的女孩》，描写的便是这一线三寺的文学生活：窄得不能再窄的单身公寓、早稻田大学的“我们”、屋前屋后的中央线列车，然而，“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
1974年春天，村上在国分寺火车站南面的大楼地下经营起一家爵士乐酒吧Peter Cat，无人光顾时，便自顾自地翻翻那些高圆寺古本屋淘来的旧书，打烊之后，强撑着精神继续他的小说写作。时隔三十多年，《1Q84》仍然带着村上一线三寺十年漂移的生活印迹：住在高圆寺的文学青年，怀着一点卑微的文学梦想，每日坐着中央线到城中做兼任教师、塾（补习班）先生、杂志编辑、饮食店小二，甚至新宿歌舞伎町的牛郎，这其中便有天吾。
东京房价在1980年代之后迅速上扬，高圆寺的房租也随着芝麻开花的形势节节攀升，可是，它在大学生中的人气却始终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一是中央线的末班车收车时间较晚，适合年轻人在外头游玩打工，再说末班车上的目光相遇也很值得期待，日剧不少经典桥段就来自这里。二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熏陶，这里的房东们已经熟悉了年轻人的品味，光是那些古本屋、古著屋、咖啡屋，就很让人着迷，适合发呆，慢活，慢食，连买把小花束，价格也比其他地方来得清新。
一家民艺屋的少东家弥寝正一，用自己的故事写了本小说《高圆寺纯情商店街》，获得1989年度的直木奖（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我”，小说中的少年正一，将许多功成名就的读者领回到他们曾经的纯真年代。小说成功地营造了高圆寺的“纯情”，而现实中作者经营的小店却是生意惨淡。小店所在的商店街，原名“银座商店街”，借着读者纷沓而至寻访纯情的热情，顺势改名“纯情商店街”。这部纯情小说之后，日本文学涌现了一大批以古本屋、时代屋、唱片屋为场景的怀旧小说，直木奖和芥川奖的评委们，干脆将这一类小说命名为“高圆寺小说”、“中央线小说”。
昭和文学的登场与谢幕
东京神保町的古书商人，早在1930年代就尾随这些文人来到高圆寺，做起了书籍周转的生意。有位名叫出久根达郎的茨城乡下人，初中毕业后随着民工潮来到东京，那是1959年，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古本屋学徒。年轻好学加上态度谦恭，学徒很快与文人们熟稔起来，1961年初夏，住在荻漥的文坛泰斗井伏鳟二回信说，可来家中一叙。这位17岁的少年学徒，坐上中央线，来到这个东京的边城，昭和文学的中心。两个半小时家常之后，井伏将学徒送至门口，说：请努力成为一位好的古本屋先生！
为了这句话，初中学历的出久根达郎一直在书山径上汲汲爬行，直到1972年，他攒足了开店的本钱，来到高圆寺北四条目，开起一家“芳雅堂”，专营日本文学古本。选择高圆寺，也许是追慕井伏前辈的脚步。出久根说，这一线三寺的文士村，实在是古书市场最大的富矿。应了顾客的要求，出久根常常踩着自行车上门收购，那时古书论斤不论本，回到店内一翻，发现珍本是经常的。
某天在一位老顾客家称完两箱旧书，出久根瞥见墙根还有一束旧杂志，主人说那是大学时代出于情面购买的一位同学编辑的旧杂志，请随便拿走。出久根一眼就看到了《风》创刊号（1963年），这是一群意欲开创现代戏剧的早稻田大学生自费出版的同人杂志，也是日后成为实验电影大师，同住在高圆寺的寺山修司发表新剧评的最初阵地。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同人杂志，创办草草，收场也草草，古书市场很难见到。出久根以略高于主人预期的价格，把一堆旧书全部背走。
这是1983年5月4日的中午，出久根那辆满载着寺山修司们青春文字的破单车，一路春风疾驰，在阿佐佐谷北的河北综合医院门口，被堵住了。闪光灯、摄像机、记者、悲伤人群，一片嘈杂，一问之下，一小时前，寺山修司，因肝硬化病逝于病院内。
从井伏鳟二到寺山修司，日本昭和文学史的大师，最初的登场与最后的谢幕，往往在高圆寺一带的边城。出久根落户高圆寺的1973年，贫寒的村上春树们也混迹在高圆寺，低廉的二手书很有市场。纵贯高圆寺车站的南北两条街，一溜30多家古本屋。平时穷学生们在芳雅堂蹭读，出久根就埋在收款台后，用他的账本纸写写小说。
金庸小说中，藏经阁的无名守经僧，常常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出久根大概就是这样的守经僧，获得直木奖时，他差一岁就知天命了。得奖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佃岛二人书房》，讲述1960年代东京古书行的爱情故事，熟悉一线三寺的读者，从中可以咂摸出许多小书店与大时代的复杂况味。出久根氏成名之后，稿约纷至沓来，他固执地保持着拿账单当稿纸的老习惯，竟也成为出版界的一段神话，不到一年，他就把书店关了，专事文学创作。
在边城遇到《边城》
日本古本屋向来是男人的天堂，有人说是因为古书的脏与乱，有悖于日本社会对女人的优雅定义。然而高圆寺一带，穿着嬉皮民谣味的女文艺青年却是古本屋的常客。
听说高圆寺有个半年一度的“百元均一祭”，只要是你看中的书，一律百元一本，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七块钱一本。说不定这块往日嬉皮革命、今日时尚先锋的东京边城，尚有一些沧海遗珍值得打捞一番。抱着如肥皂泡脆弱的希望，我坐上开往樱花的中央线火车，来到高圆寺古书市。
不到80平方米的卖场上，密密麻麻排着长长短短十几个书架，挤满了各色各样的背包男，看起来个个脸上都写着文艺宅男、电车男、老流浪汉。跻身于这一地脏书，让我这种异乡女子多少有些难为情。像我一样穿梭于汗臭文艺男之间的，还有几位年轻女孩，顶着日本女子中难得一见的素颜，俯身翻书的姿态那么自洽，出手淘书之时也浑然没有文艺女青年的羞涩与顾忌。她们可以不顾忌，我这种“不懂规矩的外国人”就更加不必顾忌了。高圆寺真是好地方，边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一小时后，我已经挪到了一个没人驻足的小角落，一架子中文书毫无规律地摞在一起，日本文艺男是不看的。考虑到回国运书难，家里藏书难，许多书拿起了，又放下了。几本大部头中间，夹着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头还结着几缕蛛丝网，要不是机械性的抽书动作让我把它抽了出来，爱干净的意识一定会阻止我把手伸过去。这是沈从文的《边城》，反正是本小书，不占地，顺手放进了购书篮。
回到家，把书一本本翻出来。《边城》，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1934年，初版的《边城》，屋顶被掀开了，一缕阳光照了进来，蓬荜生辉。
《边城》自1934年1月1日在上海《国闻周报》连载，一片好评。4月19日，这部传世经典宣告完工，生活书店火速将之列为“创作文库”第9种，10月便告出炉。初版的《边城》分平装和精装两种，均为36开本，道林纸印刷。高圆寺的遗珠本，便是1934年初版的软精装本，灰色的封皮已经发黄，里面的绸面软皮却还清爽干净。
傅东华主编的这套创作文库，自1934 年5 月推出之后，两年共出23种，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藏书家许定铭介绍说：“这套丛书是平装本和精装本一起出的，一律36开本，虽有划一的封面设计，但未打印数，照当时的惯例是每版印2000，精装肯定较少，甚罕见。”
日本收藏中国现代文学最丰富的东京大学，收有这套精装本中的7种10册，其《边城》与我的同出一版，缺护封。据藏书界人士说，民国旧书而有护封，概率小于中。我的《边城》不仅护封完好，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行细节。护封前勒口刊登了11行广告语，语出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的书评（作者汪伟），其下又有两行声明：“平装每册实价四角，精装道林纸印六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出版页的价格处，却又加贴上一张小纸条：“每册实价九角五分，外埠酌加寄费。”临时加价，是看准了心急的读者即使多付3角5分也会照买不误？
《边城》后来屡被作者修改，尤以1940年10月在昆明的“重校改”幅度为大。1943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这本重校改后的《边城》，遂成为后世通行版本。日本各大图书馆所藏也多是这个版本。2008年，国内有家旧书拍卖网站曾以人民币4680元拍出初版《边城》的平装本。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护封完好的初版精装《边城》，即便不是独本，至少也是珍本。可是谁曾想到，2011年的夏天，它会屈身于日本郊外一个百元均价的古书摊上，缠着一身蜘蛛网，与一批孙子辈的日文书摞在一起，被贱价沽出。
纯真年代高圆寺
这本初版《边城》的流浪史，成了我在日本淘书经历的最大悬念。求教于著名汉学家田仲一成先生，老人家沉吟半晌，缓缓地说：“果然，这才是高圆寺啊。”
《边城》在日本的闻名，与周作人1934年夏天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两个月闲住，颇有些关系。当时竹内好、增田涉等东大学生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周作人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着重提到了即将出版的《边城》。此后两三年间，沈从文这三个字，便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中国文学月报》上。该报第22号（1937）刊发冈崎俊夫《沈从文小论》一文，热情地向日本读者推荐“健康的、优美的、自然的桃源”——边城。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松枝茂夫，自称“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1936年翻译《周作人随笔集》的同时，着手翻译《边城》。1938年周作人写给松枝的信中，还曾提醒他在翻译时，多多参考《从文自传》。1938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松枝茂夫翻译的《边城》，这个译本行销一时，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迅速虏获了东瀛的文学青年。
松枝氏在译后记中坦言：“通过这里所叙述的诗一般的完美故事，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纯真可爱的民族，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悦。我们普通观念中的中国人，大概早已被末法的文明所毒害而堕落。《边城》让我们看到了原初的无垢纯粹的中国人，他们正如六朝佛像，柔和地微笑着。”这是不难想象的，边城的质朴，恰恰暗合了日本文艺青年对于古国文化的遥思；边城的气质，也与纯真年代的高圆寺，遥相呼应。
松枝茂夫的译文颇得《边城》神韵，不免让我联想手上的初版《边城》是否曾经其手。松枝氏1936年3月9日写给周作人的第一封信中，留有自己的东京住址：东京市杉并区成宗三之347号。借助战前东京地图，这个地址就在阿佐佐谷南，从高圆寺站向南，8分钟步程。
边城的高圆寺，有着偶遇《边城》的种种可能。我的《边城》的旧主人，或许是1930年代爱好中国文学的松枝茂夫们，在边城故事中遥想着柔和微笑的中国？或许还曾是1970年代哼着乡土民谣的村上春树们，于汉字阅读中重返遥远的精神桃源？又一个40年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文学青年，不再是松枝茂夫，不再是村上春树，他们更喜欢直观的漫画，畅快的摇滚，于是有了东京边城的百元卖场上，孤独蒙尘的《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