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后人论白居易写实诗歌不及杜甫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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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居易的讽喻诗与杜甫的写实主义诗歌有着气质上的接近，其文学思想具有继承性。然而为何在后人眼中白诗却没有完成对杜诗的超越？本文从分析其作品面貌入手，认为白诗“主题先行”、“务求浅切”，以及“游心释道”造成白居易道德形象的减损，是白居易写实诗歌不及杜甫的三条原因。

关键词：杜甫 白居易 讽喻诗

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及杜甫、白居易二人，分别谓之“写实倾向”[1]71-82与“尚实”[1]169-194的诗歌思想。从二人存世作品看，杜甫关心民生疾苦、心怀君王朝廷的诗作与白居易奉行“兼济之道”（《与元九书》）的讽喻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上都存在气质上的相近性。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云：

又观（白乐天）《新制布裘》诗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后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2]72

此外如同样控诉开边战争，杜有《兵车行》，白有《新丰折臂翁》；同样反映富者豪奢、贫者冻馁，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有《轻肥》。两人写实的诗歌，在题材上皆多以时事入诗，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在艺术价值外别有史学意义。

然而在写实主义文学思想中，白居易作为杜甫的后继者，却未能完成对杜诗的超越。对此，古人既有公论，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2]150①可谓一证。在后人眼中，白居易标举“讽喻”的诗歌在总体艺术成就上难望杜诗项背，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分析二人作品面貌之异，探其缘由。

一、“因情生文”与“为文造情”

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②谓杜诗：“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3]234而杜甫叙事诗之“诗史”性质，更为论家称道。杜甫乃集中着力于创作的诗人，其本人对“写实”主张的直接论述于文献中罕见，但观其《羌村》、《北征》、“三吏”、“三别”等流传千古的诗作，那种志在忧国、行在恤民，以饱含浓烈情感之笔触记录真实历史场景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当属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之于写实，则明确提出“讽喻诗”的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早年的《策林・采诗》便提出“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新乐府序》则明确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此，他写作《秦中吟》、《新乐府》等一系列“干预现实”，甚至“干预政治”的诗作。“袁本文学史”谓之“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其对杜甫写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

然而，杜诗与白诗却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写作出发点不同。这一点“袁本文学史”已有论述：

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3]285

老杜作诗，是真正的“因情生文”，而白居易则带有“为文造情”色彩。故而在情感的感染力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终难比肩于杜甫的写实主义创作。以同表现兵役苦民的《兵车行》于《新丰折臂翁》为例，杜诗塑造的艺术形象，是诗人亲见的普通百姓，不具备任何独异特质或传奇色彩；而白诗中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折臂翁，则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杜甫写作《兵车行》，是真正的“即事名篇”，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则明显带有为表现主旨刻意选材、有意修饰的痕迹。白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虽更具震撼力，但相比杜诗从普通大众身上发掘出浸人骨血的悲剧意绪，其动人力量毕竟略逊一筹。

二、“惊人方休”与“务求浅切”

在运字造语方面，老杜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杜甫亦自谓其作诗“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之七）“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杜诗一字传神、善用叠字、对仗精工、句法错综等艺术特色已为人熟知，罗宗强谓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1]84谓杜诗“有时几乎到了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1]86而白居易在诗歌语言方面则务求“浅切”，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2]162

是说虽系小说家言，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明白诗语言上的浅俗易懂。白居易做讽喻诗多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诗歌作为奏章，诗歌语言必然排斥含混与朦胧，务求说尽说透，不留余韵，甚至不惜以减损诗歌艺术效果为代价。因此，后人阅读杜诗与白诗时，其艺术体验自然产生了高下之别。对此，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论述可谓最为精要：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2]71

……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2]71

……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2]72

其实，造成杜诗“惊人”与白诗“浅俗”之别的主要原因并非“人才高下”，而是二人不同的艺术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中，崇雅弃俗历来是主流追求。至宋代，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而江西诗风又波及后世，直至清末“同光体”，是以杜诗的艺术特色便成为大多数后代文人在创作与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标准。而在艺术追求上与杜甫几乎背道而驰的白居易，自然难以长久地成为文人学做诗歌时的师法对象，在品评批点中被视为二流亦属理所当然。

三、“未尝忘君”与“游心释道”

写实主义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一向与政治教化等实用功利内容联系紧密，即《毛诗大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是也。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见抑下僚，“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遭遇不幸，但杜甫始终心怀君上、心系朝廷。即使身陷战乱、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杜甫依然写作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等文章为朝廷献策，听闻官军胜利，他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至晚年寄居蜀地，杜甫生活虽贫困，但相对于此前毕竟算得上安定，然而一接到朝廷“郎官”的委任，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毅然离蜀赴任，最终客死途中。③可见，杜甫一生践行“忠君”思想，渴望报效朝廷，宋代苏轼谓之“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一首》）[5]98实非过誉。由是，杜甫被后世文人视作忠君爱民的楷模，甚至被奉为“圣人”，因而透露着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杜诗，在“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鲜有非议。

白居易则不然，其思想倾向随着人生际遇的出处穷达浮动于儒家与释道之间，知遇于君主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追求“治平”理想，仕途遭遇挫折则以释道思想自适。白居易早年登科，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七，举进士”，又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2]2白氏自己亦有句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21④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谓少年得志。其后得唐宪宗知遇，“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其拳拳之心，几与杜甫无二。然而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却没能像杜甫一样坚持效犬马于朝廷，而是转以释道思想作为政治失意的心理代偿，自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唐穆宗继位后白居易虽应诏回朝，却最终因穆宗不纳谏而自请外放，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游心释道，寄怀佛老。因此，在后世人眼中，白居易虽然仍不失为“仁人君子”，（宋苏轼《题海图屏风》）[2]39但终究无法在儒家伦理的道德天平上与杜甫等量齐观。此外，在有关白居易生平的轶闻中，有大量“风月事”，唐人孟《本事诗》即载其“樊素”、“小蛮”[2]14事，此外其他诗话、词话著作中涉及歌舞伎、香艳诗的记载亦不少，这些虽为后人乐道，却无疑减损了其“正人君子”形象，在与杜甫的道德对比中，可谓又败一城。因此，从诗作总体上看，白诗除了“志在兼济”的讽喻诗，尚有大量体现释道思想的闲适诗及关涉“风月”的艳情诗存在。相比较而言，“未尝忘君”的杜诗在思想上则较为纯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后人眼中，白居易的道德形象难与杜甫齐平，其诗歌自然亦有高下之别。

总之，在后人的品评中，白居易的写实诗作之所以无法比肩杜甫，首先在于白诗以“主题先行”的方式写作，在感染力上不及“因情生文”的杜诗；其次，白居易追求一种“老妪能解”的“浅切”，与杜诗“造语精工”的诗美标准统治的后世诗坛背道而驰；再次，总体上的白诗在所表现的思想方面呈现出儒、释、道杂陈的特点，后人视其道德人格魅力较之“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固等而下之，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语境中，其诗歌创作自然也是等而次之的。

注释

① 《白居易资料汇编》所载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转引.

② 以下简称“袁本文学史”.

③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1）.

④ 引自王定保《摭言》，此诗句无全篇，仅此一联.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

[5] 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