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飘升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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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山东青岛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企业干部。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母亲心灵手巧富有爱心。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她的背影很亲切。

3岁多的时候，我显露出爱唱爱跳的个性。那阵子，电视里正播放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小天使》，凡是来我家做客的人都让我模仿邓波儿，跳上一段踢踏舞。大家都说我像小明星。10岁那年，母亲认为我有天赋，把我送进青岛歌舞团学舞蹈。

那时，从事会计工作的母亲经常要加班，但只要到晚上6时半，她都会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家，载上我立马往舞蹈班赶。有一次，母亲和我去晚了，老师已经开始指导排练，我焦急地等待母亲把舞鞋拿出来，谁知她掏了半天却掏出一个算盘――慌忙之中，她把算盘当成舞鞋装进提兜里。穿不上舞鞋，我尴尬地站在教室里，撅起嘴巴委屈地望着母亲。母亲愧疚极了：“别哭，乖孩子，妈妈现在就回去拿。”想到家与学校距离七八个公交车站，我不忍心让母亲再奔波，就说：“妈妈，别回去了，路那么远，你吃不消的。没有舞鞋，我照样可以跳舞。”仅一会儿工夫，我的脸就由阴转晴了。我冲母亲调皮地一笑，随即脱下皮鞋，钻进了队伍里。那天，正好赶上小测验，我光着脚丫表演了一段《采蘑菇的小姑娘》，那浑然天成的样子反而把小姑娘的天真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这个舞献给妈妈。妈妈这些天总是加班，所以非常累，我真心希望妈妈每一天都快乐。”听着我脆生生的声音，坐在台下的母亲感到很意外，她没想到女儿小小年纪就这么善解人意。那一刻，母亲的眼睛湿润了。

1997年，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没想到家里却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内敛的父亲认为，喜爱跳舞和学表演是两回事，表演需要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而我一直顺风顺水，似乎在这方面有很大欠缺；母亲却认为，兴趣和爱好是事业的基础，而且我有表演的潜能。为了转变父亲的观念，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古时候，佛门里的方丈手下有一个弟子，这弟子非常聪明，但生性散漫放荡。方丈在每次教诲时都希望他能够约束自己，能够成为寺院的出色继承人，可是他总是让方丈失望。一次，在夜夜笙歌21天后，他突然想起自己该回庙宇了，但为时已晚，被逐出佛门了。他痛悔地请求方丈挽留他，方丈只说了一句话：“除非佛桌开出花朵。”第二天，佛桌果然开满了大簇的花朵，有红的，有白的，每一朵花都芬芳逼人，那些盛开的花朵不停地摇摆，仿佛焦急地召唤。方丈连忙下山去寻找那个弟子，但心灰意冷的弟子又堕入了放纵的生活。方丈闷闷圆寂，临终留下一句话：让奇迹陨灭的不是别的，而是冰冷、不肯原谅、不肯相信的心。

听完这个故事，父亲半晌没说话，随后端起一杯红酒敬我：“来，女儿，爸爸向你表示祝贺。”那一刻，我望着母亲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果然，像母亲预料的那样，我的表演潜能在大二那年显露了出来。1999年，我凭着在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中的出色表演一炮走红，该片获得了第23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公众最喜爱的影片”大奖和当年“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

2001年，我非常幸运地接拍由台湾著名导演伍宗德执导的影视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执著追求真爱的“万人迷”。该剧获得了空前的好评。

荣誉像雪片般飞来，着实扰乱了正在上大四的我的学生生活。“妈妈，最近应酬实在太多，我真不习惯。”母亲及时充当我的生活顾问，不厌其烦地接听影迷的来电，还不辞辛苦地回复观众的来信。在我去参加影片宣传活动期间，细心的母亲还为我借同学的笔记复印。她知道我马上要毕业了，而学业比单纯的一部影片更重要。

继《粉红女郎》后，我又连续接拍了几部影视剧，但演绎的角色似乎没有超越“万人迷”，我因此觉得很失落，整天闷闷不乐。母亲发现了我的变化。2002年8月，母亲请假陪我去了一道黄山。在登上天都峰的那一刻，她说：“孩子，当你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前方会有新的梦想飘升起来。你看，前方的晚霞多灿烂!”我转头凝望母亲，心境豁然开朗：是呀，母亲一直热情极高，从不抱怨什么，也从不悲观失望，母亲的这种生活态度不正是自己所欠缺的吗?从黄山回来后，我尽量调整心态，让自己年轻的心境变得坚忍平实。

转年，我成功演出北京人艺的话剧《第一次亲密接触》，并在这出连续演了30多场的话剧里饰演女主角“轻舞飞扬”。母亲坐在台下，依旧用欣赏、期待和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台上的我。听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时，母亲流泪了。(嫣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