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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雯·丽的三部电影,三件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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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杜拉斯在《情人》一书的开篇这样写道,多年来这句经典传诵不衰。而今在费雯·丽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回过头来,很多人能牢牢记住的仍然是《乱世佳人》中年轻貌美,韶光年华正得意的“斯嘉丽”,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绿色的眼睛,猫一样的神情,窗外春光好妙,坚持要奶妈将腰紧紧勒在19寸。橡园的美好时光在1861年中逝去,《乱世佳人》(1939年)上映之后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有的文化、价值、制度、时装等等面临毁灭,面临重建,但没有人知道将要到来的是什么。
“斯嘉丽”扯下了母亲的绿色天鹅绒窗帘,做了一袭华装,这是她面对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林肯重新划定的新世界的态度,不屈不挠。现实中的费雯·丽则带来了《魂断蓝桥》(1940年)中的新式风衣,四十年代女性头戴一顶破毡帽,被迫流离街头,每天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前途未卜。Cristóbal Balenciaga在1937年才刚刚在巴黎成功自己的设计作品,1939年,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们纷纷逃到了美国,其中包括COCO CHANEL、LAVIN、NINA RICCI等等。费雯·丽一袭旧衣裳、一袭旧式礼服交替完成了玛拉这个角色,在这个在战争中挣扎的姑娘身上寻找时尚的灵感,简直太残忍了。更何况这些从巴黎逃往美国的高级时装设计师们,慌里慌张自顾不暇,哪里有时间来做新衣裳。
另一部给费雯·丽带来声誉的电影是《欲望号街车》(1951年),这时候,费雯·丽已经来到五十年代,时间走得如此的快。在这部电影中,评论对她的演出水准赞赏备至,导演伊利亚·卡赞称“她演出了他期待的和不敢奢望的”。白兰芝身上还穿着轻薄曼妙的纱裙,样式还在的,只是已经破烂不堪。衣服也好,道德也好、生存处境也好,欲望成了一张单程票,将人推向毁灭。用“白兰芝”与“斯嘉丽”的精致服装相比较,即使是旧窗帘做的裙装,还是有尊严和骄傲的,那袭新装建立在一切旧的物件之上。然而到“白兰芝”身上,旧的这一切都没有了。战后的好莱坞也面临着预算问题,穷困不仅是在屏幕上,也在现实中进行。虽然费雯·丽在这部片被肯定为“最好的演员”,马龙·白兰度只排第二,然而在形象上,马龙·白兰度的邮递员帽和白T恤以极简的方式写进了时尚史。
在1940年的时候,费雯·丽被确诊染上了肺结核,这个病是在《乱世佳人》中开始的,就像与魔鬼做了交易一样。费雯·丽不仅仅是遭受着身体的病痛,她的第二任丈夫几乎无法忍受她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和情绪发作,最终没能与她白头偕老。我们只能假想,那个时代的动乱和对表演的投入,新装作为一种矛盾冲突的隐喻,费雯·丽与之无法适应。 一个罗马,两个女人
费雯·丽始终认为美丽是她演艺事业上的一大障碍,时间满足了她这一愿望,但没有再还给她昔日的风头。1961年她以“备受摧残的面容”演出《罗马之春》,尽管她戴上了灰白假发,让大屏幕肆意书写她的皱纹和憔悴,以炉火纯青的演出将“斯通夫人”这个角色的衰老和寂寞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她没有再次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已经掉头面向战后经济繁荣,面向更年轻飞扬的未来,而费雯·丽则和她的旧式套装与珍珠项链一同留在了对过去的沉湎,多么不合适宜。
在时间上,费雯·丽的“罗马”比奥黛丽·赫本的“罗马”迟了8年。《罗马假日》在1953年上映,奥黛丽·赫本显然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新风气,她剪短头发、穿上白色衬衣和百褶裙,五十年代的新女性们纷起效仿,冲进理发店要求理发师来一个跟“安妮公主”一样的发型,同时,把自己身上衬衣的袖子卷到上臂。改变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衣裳。
赫本由而成为时尚先锋、经典的优雅模版,可是人们却忘了那个忧伤的斯通夫人。在费雯·丽演出斯通夫人一角之前,高级时装设计师们又纷纷回到自己的地盘,克里斯汀·迪奥已经迫不及待推出了“新形象”。“新形象”直接对应1939年费雯·丽的“斯嘉丽”,因为《乱世佳人》引起反应如此激烈,仿佛就是一次全面的对旧时代的告别。无论如何,缩减面料、简化款式、方便行动等等的优点是极为明显的,也是“斯嘉丽”所没有的。而到费雯·丽的罗马时代,她是穿上了新的套装,可是1961年,时装史已经踏进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一步迈进了未来。
天真的目光、瘦巴巴的身段、浓眉大眼是“男孩一样”的奥黛丽·赫本时代,女人们已经彻底地弃绝了胸衣。那个“斯嘉丽”时装从此“随风而逝”,费雯·丽固然不再美丽如昔,可是新的潮流已经不需要她那样女性化的面容了。迷你裙正在大街上飘扬,而“斯通夫人”还穿着一步裙在罗马散步。
时装形态的改变,与其说是同一个罗马两个女人不同的命运写照,莫如说是时代滚滚向前,一个在病痛和苍老中忧伤消沉,一个轻装上阵。《罗马之春》的斯通夫人是以一个过气的百老汇名伶身份来到罗马,安妮公主是漏夜出离拥抱“真理之口”,她们在地点上相遇而在时间上擦身而过。
这个角色与费雯·丽当时的处境如此相似,评论毫不犹豫地就将她和“斯通夫人”做了比拟。彼时,她正望着罗马公寓的窗外,思量春天可会再次到来?盘算着亡夫留下的钱财还可为她买到多少爱情?男妓沃伦·比蒂的年轻的身体和心思一样不可靠,毁灭如期而至,她的珍珠项链也散了一地。在同一个城市,瞌睡连连的“安妮公主”则与爱情撞了个满怀,第二天一早,她先去换了一套如上提到过的新装,使奥黛丽·赫本成为、如今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时尚代言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终点,对于费雯·丽来说,这个终点在她死亡前就慢慢逼近了她的脚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书上写的那种勇气来爱慕“备受摧残的容颜”,在费雯·丽的60年代,人们选择了明朗的、年轻的、富有活力的面貌,她则成为一件旧衣裳,用来回味、怅惘和缅怀,却不会被装进新旅程的行李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