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基层,方知生活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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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热线新闻部门工作已逾５年的记者，我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项正在大力开展的活动可以说是深有体会。我一直认为，只有走进基层，才能把握读者的思想脉搏，只有深入基层，才能知道老百姓衣食住行生活百味。脱离群众的作品绝不会是好作品。这些感受是我在以往的工作中逐渐体会到的，并不断在工作中得到印证。在步入新闻记者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一名主修英文和经济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是在最初的采访中就脚踏实地地从基层做起，我很难了解百姓的想法和关注点。社会新闻涵盖内容广泛，社会新闻记者与各阶层人士均有接触，只有努力使自己贴近采访对象才是赢得精彩新闻的根本。

探访云南苦旱地区

２０１０年春季，我国西南５省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情，２０００万同胞面临无水可饮的困境。随着旱情加剧，各地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重灾区，我们也不例外。北京晚报虽然是一家立足于北京的都市报，但对于发生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我们总是希望能亲临现场，尽到媒体责任，为读者呈上最及时、最真实的新闻。面对这次特大旱情，我们试图寻找机会，深入到缺水最严重的地区，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挖掘出第一手材料。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一名大学生村官在跟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谷陇镇里长村的村民到深山中寻找水源后，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了全过程，并将其发表出来。这篇文章所描述的鲜活事实打动了所有阅读过它的人，民间开始自发征集具有探洞、测水技能的专业志愿者，并集结起来，奔赴贵州，助受灾村民从深藏于地下的山洞中取水。我在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这条信息，并相继获悉在北京、贵州、云南分别有探险队已经成立，有的已在当地进行工作。我和同事许前程立即开始与这些探险队联系，共同写成了《北京驴友率先行动奔赴贵州探水》这篇稿件。

这篇稿件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许多读者打来热线电话表达了要为受灾群众尽一些微薄之力的愿望，其中，一家基金会的理事长任先生与我取得了联系，希望能通过探险队为受灾群众捐助饮用水。稿件发表的第二天，我就与任先生见了面。会面中，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所能了解到的有关西南大旱的全部情况，任先生听后颇为动容，当即询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亲赴灾区，并委托我寻找救援队，他将负责提供资助。

无数通电话打过后，我终于和一支远在云南昆明、正打算前往云南省一处极端缺水的县城进行探洞作业的探险队取得了联系。４月１日晚，我乘飞机来到昆明。出了机场，我和事先联系好的司机连夜驱车赶赴文山壮族自治州马关县。

启程时已接近午夜，开始，我还睁大着眼睛，帮助司机注意道路情况。高速走了没多久，就是崎岖不平的小路了，颠簸的汽车反而引发了睡意，正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急刹车，我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爆胎了。漆黑的道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孤零零地停在道边。司机愁眉苦脸地端详着瘪掉的轮胎，蹲在地下开始卸轱辘。我也顾不上脏了，跟司机一起换轮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继续上路，到达马关县城时已是凌晨３点钟。

４月２日一早，我和任先生以及昆明探险队的队员们在马关县国土资源局一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牛场坝村。这里靠近国界，具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平时来到这里，任何人都会被这儿的田园景色所迷住。可如今，梯田中到处是去年收成结束后留下的玉米梗，横七竖八地倒在田里。山间每一处没有被岩石侵占的土地都被当地人种上了庄稼，一块只有巴掌大小的土面都是农民的一片田地，会被种上两三根玉米，而现在只能看到两三根收割后的枯杆。

到了牛场坝村，村委书记江武德马上叫来一批村民，指引着探险队向一处深陷于地下的洞口走去。按照江武德的回忆，１９８２年村里也闹过旱灾，当时他们曾来到这个洞口，当时感觉洞很深，洞底有水，但水很冷，大家都不敢下去。

来到目的地，趁着探险队员整理测水仪器的时候，我把相机从包里掏出，斜挎在身上，把背带束紧，防止相机左右摇晃，磕在岩石上。然后，我把所有没用的随身物品都抛在洞口，只在裤兜里装上了两瓶水。站在洞口向下望去，这个洞实在很深，垂直落差超过２００米，所幸下到洞底的道路是斜坡，虽然陡峭，但不至于无路可走。

下降了一段时间，队伍遇到了一片乱石堆，每走一步都会引发石块间的连锁反应，不但给走在碎石上的人带来危险，还会令下方人员被滚石砸中。探险队员削砍树枝做成拐杖，大家继续一步一步地向下走。４月初的云南温度已然不低，头顶烈日在光秃秃的山路间行走，我们都感到口干舌燥，两腿发软。

没过多久，大家明显能感到水源近在咫尺了，因为脚下坚硬的泥土地变成了稀软的烂泥塘，每走一步，淤泥都没过了脚踝。果然，在弯腰通过一个狭小的通道后，我们听见了哗哗的水声。接下来的工作就完全交给探险队了，队员用仪器测试水质，再制定从洞地取水到地面上的方案。我虽然是一名文字记者，但这时也不得不充当起摄影记者来，从洞口到洞底，一路记录大家的行迹。

回程中的所见所闻则让人感到些许振奋。小路两侧都是下山取水的村民，有的用牛车拉了一车的空桶，没牛的就和家人一起，一人在前拉车，一人在后面推。水桶都是政府统一发放的，上面用红字印着“抗旱救灾”几个大字。探险队的队长告诉我，这些水来自刚刚开通的一条地下暗河提水工程。他们在两天前刚刚探测到这条地下暗河的具体情况，并汇报给当地政府，政府通过上级拨款安装了水泵和管道。清水源源不断地抽到一个约１５米长，６、７米宽的蓄水池中。这两天，方圆２公里的村民都到这里来取水。

回程途中，我几乎没有一刻坐在车上，因为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值得记录。我一边拍照，一边和村民聊天，从他们那夹杂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中我听出来，村民都对政府的救助措施感到满意。他们说：“虽然我们远在深山老林中，但国家没有忘了我们。”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这次对云南苦旱地区的探访写成了稿件，传给报社。这次深入灾区第一线的采访让我感触颇多，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亲身感受，在下笔写稿时就不会思如泉涌，写出来的文字也绝不会如此鲜活。

一次成功的“推销”

２０１０年年底，我通过“我们日夜在聆听”栏目获得了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市大兴县礼贤镇田家营村一位村民辛辛苦苦种了３亩地的白萝卜，到收成时却因市场行情不佳而滞销在地里，临近寒冬，这些白萝卜马上就要全部冻坏了。农民靠地而生，全家人的吃穿用度、孩子读书、年终置办年货全靠种在土地里的农作物，如果销售不出去并且全部烂在地里，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一刻也不敢耽误，马上来到这个北京与河北省交界处的村庄。

在这位村民家，近３亩白萝卜分别种在３座大棚里，已全部掘出，堆放在一起。村民说，这批萝卜是８月中旬种到地里的，种子钱、肥料钱，雇车犁地、雇人施肥等等费用，全加上大约每亩２０００元成本。如果能卖到２毛钱一斤，就勉强能够保本。在１２月初，他曾收了２０００多斤的萝卜，用自家的“三蹦子”车运到离村约１５公里远的批发市场，等了一上午也没人过问，只好又原封不动地运回家。这批萝卜后来又被连续４次拉到沙窝批发市场，都以同样的结果收尾。最后一次，他以每斤８分钱的价钱卖出去了，回来的路上却越想越伤心，几乎哭出来。

了解完这些情况后，我写成了稿件《俺家萝卜丰收咋没人要？》，次日见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下午就有一家餐饮集团辗转联系上了我，表示将全部收购３亩地的白萝卜。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有些出乎意料。３亩地里收上来的萝卜，少说也得有两万多斤，一下子采购这么多，即使他们在北京有多家连锁店，也很难迅速消费掉。报道登出第二天下午，该集团的副总经理就和我一起来到村民家里，把采购的事落实了。

收菜那天，村民一家难掩脸上的笑意。而这家餐饮集团的办事员则私下里悄悄跟我开玩笑说：“这下，我们职工食堂未来一个月的菜谱我都知道了，就是炖萝卜！”我笑了笑，对他们的牺牲精神十分感激。这家餐饮集团的员工们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要抱怨天天吃炖萝卜了，但这小小苦恼却缓解了村民一家天大的压力。他的母亲因为日夜发愁而飙升的血压会慢慢将下来；他不用再开着“三蹦子”车，一趟一趟地把新鲜的白萝卜运到交易市场，赔本卖给菜商；他媳妇也不用再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因为当初是她看到姐姐家种的萝卜卖了好价钱而在自家播种的。

从事新闻工作已经６年了，我有５年的时间都是在热线新闻部工作，这两个小小的故事只是我日常工作中的两个典型。每年数百篇稿件，件件都要亲临现场，否则无法获取最真实的信息。干着这份工作，如果没有责任心，很难从权威部门获得对事件的说法和评判，核实工作就很难进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在荒郊野外的小河沟畔看刑警打捞尸体；在暴雨倾盆的夏日里，冒着车辆随时会熄火趴窝的危险，来到积水现场，在浑浊的污水中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作为一名社会新闻记者，这种种经历是无法避免的，迎头而上，才会为自己赢得尊重。

（作者单位：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