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变”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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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在宣布世界进入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宣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泡沫的破裂，世界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①突然照亮了东方世界。危机后的5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衰退泥潭，新兴经济体引领增长后同样面临减速困境，全球经济在动荡中不断变革，国际经济战略格局不断调整，以合作为宗旨的全球经济治理在拯救世界的战役中被寄予厚望，承载着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艰巨使命。

一、全球经济权力转移加速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代，经济权力无疑是权力构成的最核心要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西方发达经济体利用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地位极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将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放松金融监管作为巩固经济权力的法宝，在建构资本主义“永久繁荣”大厦的同时，也触发了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经济权力东移的磨盘，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彻底动摇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根基。

2008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虚拟金融的资本泡沫彻底破裂，实体经济资金链断裂，迅速波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危机国家政府债务风险提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根据IMF 2013年10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007年到2012年仅仅5年的时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在未来的5年内还将较2007年降低约9—10个百分点。

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关于放松资本管制的建议，避免了热钱大规模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剧烈破坏，在危机后实现了逆势上扬，迅速提升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和地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巴西超过英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俄罗斯、印度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从经济总量上看，2010年，金砖四国GDP之和占全球GDP的比重为25.43%，占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6.5%。200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份额占到全球产出总额的37.71%，至2011年，这一数字成为48.9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到2013 年该数字预计将上升到50.2%。从经济增量来看，在2000—2008年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全球产出增量达到49890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加量达35941.5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GDP增量为24617.9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1%。根据IMF测算，2011—2016年，发达国家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保持在6%左右。

同时在增长潜力方面，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走出经济衰退的主要引擎。以2009年为例，世界经济下降0.5% ，其中发达国家整体下降3.4%（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分别下降2.6%、4.1%、4.9%和6.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增长2.8%，尤其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达到7.2%，其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分别增长9.2%和6.8%，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有鉴于此，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呈现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权力转移。综合国家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权力转移的方向可能是新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中两国所在金字塔顶端；第二层次是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所在的金字塔中段；第三层次是中小国家、非国家力量（NGO、跨国公司）所在的金字塔底端。

然而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次权力转移进程都不是一条直线，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中出现的经济权力转移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更趋缓慢，中间必然出现不断的曲折和反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仍然是国际事务中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只要我是总统，我就打算维持这种状况”，这表明，美国在实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并没有主动放弃全球霸主的地位，更没有从重要国际事务中抽身的意思。虽然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规模的3/4，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将在未来5—8年超过美国经济。

为了迅速摆脱危机困扰，危机后的发达经济体对经济采取了空前的刺激政策，美版、欧版、日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先后登场，在刺激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牺牲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从近两年的经济数据上看，虽然世界性的复苏依旧迟缓，但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出现了温和复苏的情况。2012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速为2.2%，日本实际GDP增长1.9%，2013年欧元区17个成员国环比增速达0.3%。由于受到发达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和自身经济结构缺陷的作用，新兴经济体出现了集体减速的情况，2013年中国上半年经济实现同比增长7.6%，较2012年7.7%（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日修正）下降0.1个百分点，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均出现了更大幅减速的趋势。IMF也一再调低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预测，尤其对新兴经济体增长预期显著调低，而且强调新兴经济体将同时面临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和债务风险造成的越来越动荡的资本流动，危机有向新兴经济体蔓延的趋势。

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经济格局的实力对比，一超多强的局面仍将继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新兴经济体仍然处于追赶者的地位。但从长期来看，发达经济体将长期面临政府高额负债、国内消费需求停滞、经济发展缺少资金支持、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问题尚未出现，短期内不会出现快速复苏的情况。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多依赖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市场，如果不尽快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后者的长期萎靡必然将拖住前者发展的脚步，这也是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所以，双方唯有走合作共赢之路，尽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才是大家的福音，而这种合作和相互依赖本身就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和明证。

二、全球经济利益权重超过政治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中，相对于政治利益而言，经济利益的权重逐步上升。事实证明在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全球经济议题已经超越了政治，成为核心议题。

自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对抗性趋向缓和。虽然意识形态依然作为重要的政治考量，但单纯意识形态对抗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博弈，尤其是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经济利益博弈，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曾经饱受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挤压的新兴经济体，借助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会，在付出劳动力、环境等诸多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对挑战传统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彻底改变原有秩序的意愿并不强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推动局部改革改善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处境，并未采取任何激进改变原有秩序的行动，而似乎选择了一种“绕过”战略，即在西方原有主导框架之外建立自身的协调机制，对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合作管理和协调，这也不同于以往崛起大国必然通过战争挑战霸权国家的先例。

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重创，常常引发战端的美国，逐步实现了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即使如此，2013年10月的政府停摆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美国战争债的深重，虽然最后两党就提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达成一致，但这将仅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开始，美国将长期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世界爆发局部战争的几率也将随之下降，叙利亚问题的僵局就是明证。从经济方面，由于此次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极有可能改变国际经济发展的方式，但业已造成的巨大损失需要新旧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平衡的轨道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需要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在全球资金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对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经济体为其注资的需要更为迫切，中国极有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投资者”，这也是美国主动将G20作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用意所在，可谓不得已而为之。

至少在未来十年，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美国在国际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对盟友承担责任的意愿都将受到经济实力下降的显著影响，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对其他世界主要大国的需要将日益迫切，世界政治经济决策多边化趋势将日益明显，政治经济格局将趋向平衡，合作与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多边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将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全球经济治理受到高度重视

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实际，全球经济治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为拯救世界的唯一良药，得到空前重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改革机遇。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引领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深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幕，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以美国领导的IMF和世行为主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治理世界经济的主体。然而，这一体系并未达到保证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目标，而是成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IMF和世行本应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最后贷款人”，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思想的控制下，在提供贷款时对发展中国家附加诸多政治条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往往适得其反，造成贷款国的灾难性后果。在对全球金融进行监管过程中，IMF和世行放纵虚拟经济的恶性扩张，支持美国对霸权红利进行过度消费，进而传染到高福利制度下的欧元区，使各国政府债务危机凸显，造成全球治理能力的迅速减弱。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了动荡、失衡以及全球监管危机，此时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起底反弹，寻找新的全球经济平衡状态，强化对全球化的监管，开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符合各行为主体共同利益。但依靠先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述目标已无法实现。于是，能够同时代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利益的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新的领导主体，新兴经济体首次被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决策机构，相比G7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危机爆发以来，G20平台有效地协调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立场，双方有望通过互动、共同信任以及协调行动确立一套规范的制度安排，建立一种与国际经济格局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改革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社会已经就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份额提高达成共识，虽然远未达到新兴经济体认为的理想状态，但至少在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进程中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探索另辟蹊径，在现有体系框架外建立一套相对自主的经济治理体系。金砖国家机制的出现“使全球主动权转移到前不久还是边缘国家的手中”，这些国家需要“向世界提供历史性选择，承担起构建新世界秩序支柱的责任”。相对于G7而言，金砖国家更加注重集体合作，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实业投资是持续发展的基础。金砖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签订双边贸易协议，规定商品价格，这彻底改变了所有的经济协议，颠覆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金砖国家绘制了全球金融改革“路线图”，计划建立新的开发银行、稳定基金和解决贸易纠纷的机制，这些机构可以起到过去属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作用，与它们同时存在。值得期待的是，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将会提供不设前提条件的贷款，投资世行不涉及的项目，建立稳定基金，将本币塑造成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尽可能少地依赖美元。这些表明金砖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提议，而是建立一个更符合金砖国家新兴市场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治论坛。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世界。从“一超多强”到群雄逐鹿，从单边主义向多边合作，从西方主导向东西共治，都是金融危机加速权力转移进程的结果。危机还在继续，新兴经济体也已经从初期的得利转向面临更多风险，西方发达经济体也较初期的惊慌失措显得略为平静，但权力转移的趋势业已形成，不可逆转。从短期来看，西方唯有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并充分照顾到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才能振兴整个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泥潭。从长期来看，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失能，新兴经济体有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实现全球治理民主化，进而实现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塑造更为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共同诉求。

注：

①以G20中除去G7、欧盟、澳大利亚、韩国外的10个国家：中国、俄罗斯、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