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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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其自身的逻辑：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体现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因此体育从来都具有一种社会交往意义上的公共性。体育公共需求及权益是整个公共需求和公共权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各主要国家都曾设立过专门的体育行政部门来直接主导管理体育事务，都尽力提供各种体育政策，努力打造能够体现平等精神的大众体育体系和公共信息平台，鼓励体育俱乐部、体育场馆等公共体育机构和设施的兴办兴建，以提高公民的体育素质，并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现阶段，中国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强调的是政府选择、政府供给，在做出体育公共管理的相关制度安排时，反映为从国家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线性架构，这是一种依靠行政指令手段配置资源、条块分割、产权模糊单一、以政治激励为主的全能管制型管理体制，并未随着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而发生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往往忽略了体育公共服务的属性及其制度意蕴。体育行政部门集决策者、协调者和操作者三种角色于一身，垄断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即使本身有困难，却又不合理地限制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缺陷具体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垄断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

依据以行政权力占统治地位的全能管制的制度安排，政府对所有体育公共事务大包大揽，职能边界不清。而且，占有几乎全部公共体育资源和权益的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管办合一，政事不分。政府即使本身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困难，却又不合理地限制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由于存在较多的市场准入壁垒，大量非官方资本很难进入到体育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2.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寻租现象

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共部门拥有政府许可的特权，不仅可以垄断体育产品的生产和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可以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从而谋求超额垄断利润，所以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管制。然而，政府对垄断的管制以及竞争者的进入很多时候却需要向政府官员支付相应的价格之后才能获得，这就是寻租行为的典型表现。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寻租者会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寻租活动中，而不是用来生产和提供高效的公益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高成本低效率的局面，而且公众要承受因垄断和寻租导致的市场上体育公共服务价格高质量差等隐形社会公共福利的损失。

3.公众的体育公共需求表达不足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虽然为公共部门，但其最终的出资者购买者都是公众，理应体现公众意愿，只不过是通过税收实现对公共产品的购买，经过公共决策程序来认定公共产品的供给目标。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当有公众需求表达、意见搜集和社会评估的环节。当前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在这些环节上制度设计相当薄弱，有的关键环节仍未尊重公众体育公共需求的表达权和公共决策的参与权。

4.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缺失

由于公共独立的监管部门的缺失以及有关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经常和行政监管机构混淆为一体，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行使对于重大项目的审批权，却不必为这些决策承担损失，从体制上决定了我国体育管理中的公共财政机制方面的主体责任困境。

5.政府不合理地限制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

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有务实地对体育社团的基本体制、发展状况、社会需求及监管方式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不合理地限制体育社团的发育与成长。从表面上看，体育社团似乎脱离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完全从属于政府部门的状况，然而体育行政部门作为体育社团的业务主管者，通过人事任免、财政拨款、审批程序等各种隐性手段对各类体育社团行使着事实上的指挥权。这种由此产生的政府部门和体育社团的之间隐形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存在极大削弱了体育社团的自治性，阻碍了其健康快速发展，也影响着体育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

毋庸置疑，三十多年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依然面临着体育公共服务缺位、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国民体质与青少年健康、体育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公共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而来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体育行政部门必须重新定位其在市场经济新框架中的职能。为避免重蹈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循环怪圈，解决其在走向市场经济中的错位（应该从哪些职能上撤离）、缺位（应该在哪些职能上承担）和越位（应该在哪些职能上有限）问题，必须在观念、制度和行为上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建立以体育公共需求为导向，，以社会公平和整体利益为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公共资源相适应，区分不同层次不同群众需求，形成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三者之间协调运转与有机融合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720ss111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