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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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宗伟(口述) 邓 娟(整理)
高墙内是武汉洪山监狱。2000年9月1日，一个身材高大、面庞宽阔的男人被押进了这里，他就是一度被称为中国“首富”、又被骂为中国“首骗”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
高墙外，一个戴副眼镜、体态纤弱的女子，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奔波和申诉。她叫夏宗伟，牟其中过去的秘书，牟其中第二任妻子夏宗琼最小的妹妹，也是牟其中犯事后唯一对他不离不弃的女人。6年来，她默默地写材料、找证据、求专家……为牟其中的“无罪”申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
亲历牟其中被拘
我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原万县市)一个搬运工人的家庭。家有孩子8个，7个姑娘1个儿子，我是第8个。家里太穷，我小学三年级从万县转到巫山，又从巫山到万县，来回转了五次学，后来在大姐家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大姐比我大20多岁，是小学教师，她的两个孩子只比我小几岁。虽然姐姐、姐夫很好，但毕竟不像跟着父母那样，我这个老幺并没受到什么娇惯，从小就不得不学会看人脸色。
1989年高中毕业后，我在首都师大只念了一年半的书，就不得不中途退学了。原因是夏宗琼当时是牟其中的妻子，她整天忙生意，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她只有一个儿子)，这个担子就落在我的头上。1991年3月起，我开始在南德集团做行政工作。白天上班，晚上专职照顾她的孩子，辅导他的功课。每逢学校开家长会或是老师请家长去学校，经常都是我这个长他八岁的小姨去出面挨训。到现在，我还认为，我跟她孩子的感情比跟她深。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天早晨发生的事――1999年1月7日早晨8点左右。我和老牟坐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到公司总部上班。车行驶到门头沟附近，一名交警走上前来拦住了我们，接着，几名警察上来出示了拘留证，给我们戴上手铐。
我吓蒙了，看见北京警方和武汉警方作了移交，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不是终点。下午，我与老牟被押上北京开往武汉的T37次列车。晚上6：53，列车向南驶去。警察包下了整整一节软卧车厢，我和老牟分开关押在一个软卧包房，每个包房有四人看守。第二天早上到了武汉，我和老牟被押上
警车，送往不同的看守所。我被关在武汉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全是女犯，涉嫌吸毒、、偷盗，什么人都有，一间只有10多平方米的监房关押着八九个嫌疑犯，吃喝拉睡都在里面。
在武汉的当天，我就被提审，提审人问的全是与老牟有关的信用证诈骗问题。这时我才知道，老牟前些时候做的一些外贸生意被警察称为是“信用证诈骗”。我是第一次接触“信用证诈骗”这个名词，要我用这个名词来解释老牟罪行，无论如何我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我在公司不在决策层只是个办事员。面对着警察的提审，我一无所知只觉得委屈，不停地哭。
身患肿瘤扛过七年申诉路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已身无分文，多亏二姐、七姐还有侄女来接我，她们借给我8000块钱，这才得以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日子。
由于案子当时尚处于民事再审阶段，有很多案情进展需要我以诉讼人的身份与案子当事人交流，我就在洪山监狱附近租住了一间农舍。我对案子和诉讼程序两眼一抹黑，自己只有一点一点来熟悉，为日后的申诉做准备。
那时候还是年轻啊，每天只顾着案子，加上长期生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忽视了这些情绪和心理会对身体带来的伤害。2001年初，有一次感觉身体不舒服，在武汉做的检查，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是肿瘤!医生说，这个肿瘤如果不发展就不会有太大的后果，但一旦开始长大，就很严重了。我的经济很困难，也没有能力去医治。后来，肿瘤果然扩大了。
年底，我回到北京，在北京肿瘤医院，检查出来肿瘤的各项数据已经快接近恶性的指标，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不然就有危险。
不治疗肯定不行。没有身体，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实在没有办法，就想到了一位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在借钱的时候，我怎么也开不了口，但没办法啊!他倒很爽快，马上拿了1万元给我。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对他，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
我自己拖着装衣物的箱子到医院把手术做了，当时也没人照顾我，身子特别虚，想喝肉汤，但是没条件，只能自己去买医院的盒饭吃。有时候想起来，觉得真是的，有条件的时候不生病，什么坏毛病都赶上这穷时节。
案子在武汉，而集团总部在北京。我只能将生命交付给漫长而孤独的铁路线――从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外人眼里，南德集团已经名存实亡，但在我看来，它却依然“活着”。我要支撑起这一片天，还有许多事务和后续工作需要我处理。两年前，在朋友的技术支持下，我办起了南德网站。网站首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废墟中的南德――我们依然有信心。”这句话是我的心声。
很多时间，我要两边跑。我所有的家当，只是手边那只用旧的行李箱――里面除了换洗衣裳和简单的化妆品，就是厚厚的文件资料。只要提着箱子，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在哪里住上一阵子。这么多年来，只有箱子一直陪伴着我，就像我忠实的影子。我就这样孤零零地从半梦半醒的火车上走下。然后在清晨又匆匆赶上通往郊区的公共汽车。
“首富”求援无一成功
两地奔走，为了维持日常的开销，我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度日，但多次遭人白眼和嘲讽。
老牟知道我在外面的困境后，曾委托我写过不少信。一方面是请求企业界的熟人援助，另一方面是希望能把境外的一些资产作抵押来缓解燃眉之急。
但求援信如石沉大海，竟然无一例成功。可能这些人是担心受到牵连。要划清界限。现在看来，能称得上牟其中真正朋友的人并不多。关于这个，古人总结得比较好：以利交者，利尽则散。
曾有一位不相识的十堰王姓朋友，看见了有关报道，虽然这位朋友已下了岗，但是给我汇了1万元钱，并希望能到武汉来充当我“申诉事业”的志愿者。还有一位老朋友慷慨解囊，一次给了10万，这笔“巨款”，缓解了我急需的律师费和诉讼经费的压力。
有时偶尔还收到南德一些老职工的资助，200元至2000元不等。当收到这些款项时，我都特别感动。然后，像一个精明的家庭主妇一样，算计了再算计，除了要维持日常开支外，还要担负老牟的医药费、生活费和基本的资料费、办公费等费用。
南德集团资产超过20亿元，负债只有3亿多元。但是由于牟其中被捕，公安机关扣押了集团的公章和资料等，公司业务停滞，现金无法提取。现在，我自己的日常开支包括电话费都是靠朋友接济。我的积蓄在南德最困难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都借给集团了，老牟本人也没什么积蓄。南德的钱都在项目上，
因为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资料，寻求
法律援助，我一直没有工作，直到2002年见到一位老牟曾搭救过的朋友，才在他的公司领了一份相当于最低收入保障的工资，现在依然如此，生活压力才没那么大。
有一次，我抱了一大堆案件材料在马路边一个小店里复印。有人看到“首骗牟其中”字样的标题后，愤愤地说：“我最痛恨这样的骗子、蛀虫!”我听到后。眼泪气得都快掉出来了，可我却没有办法上前去与那人理论。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了解情况，仍抱有同样看法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不可能一一去跟他们理论。唯一的办法，是更加坚定将申诉进行到底的决心。
2003年中秋，老牟接到通知。他的无期徒刑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他写信给我：“今年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
这次改判使老牟亢奋不已。不仅仅是因为徒刑减了，而是因为他“确信”；我找到了可以证明他“无罪”的新证据。他期望早日自由，并重返商场，这是他始终没有泯灭的梦想。
如果没有这6年的坚持。就不可能减刑。
我和牟其中的感情：
现在我也说不清
6年多以来，我只身一人除了写材料、上访伸冤，还要寻求经济援助，尝尽人间冷暖。
早在2000年7月，案件刑事一审宣判后、终审判决前，老牟就签署了一份文件，授权我可以以他的名义进行申诉、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具体内容无需他的审核、批准，而由他本人对其内容、文字承担责任。
一个年轻女子，为了曾经的姐夫不停奔波，闲话自然引来不少。对此，我只有淡然一笑，跟老牟比起来，我所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监狱规定，每月犯人的亲属有一次探监机会，老牟的亲属就只有我了。每次到监狱。我发现他的情绪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办，然而都不能办。
国内一些监狱有亲情电话，犯人可以在适当时候申请与家人通话，但洪山监狱没有。其实，就老牟来讲，除了我也没有什么人还一直在牵挂他。一个月可以在接见日见一次面，但只能见面30分钟。为了延长见面的时间，我经常在接见日申请共进午餐。
虽然我一直都非常坚定，但有时也会感觉疲惫不堪，他出来就好了，出来了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像个普通女人一样相夫教子，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但在这件事情完结之前，我就不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眼前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对我来说这也许才是最关键的。活着，才能看得到希望。
家人们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办法反对。他们都曾试图把我“拉回去”，我也很理解家人的善意――她们希望我能过得好，至少不像现在这样，颠沛流离让她们着急。但在一切没有澄清之前，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开开心心地活着。
一直到现在，关于我的感情，似乎都只是一个空白。至于什么样的感情，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要过很多年，我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清楚眼前所经历的这些。我的状态只能简单地形容，像一条蚯蚓那样钻啊钻，为了灿烂一直钻，但是方向是清晰的，也许某天我抬头就突然看见彩虹了。
关于爱情，牟其中的观点是：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爱情观。“我不会去刻意追求爱情，完美的爱情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刻意追求爱情的人，往往会失望。”
他认为，绝对没有独立于事业的爱情，“基于共同追求的爱情才是一种更深沉、更牢固、可以超越世俗陋习的感情。”
牟其中狱中的真实生活
老牟这几年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时说不上完全垮，但也确实很灰心，对一切都感到茫然。现在渐渐好起来了。
他知道自己当年“炸喜玛拉雅”等想法在中国社会的评价如何。2004年10月份，他从监狱的电视读报节目中，听到一篇文章介绍说青藏高原是东西气候的调控中心。“这则消息证明，还有人在研究类似的问题。一个社会进步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它对‘异端邪说’的宽容。我希望社会能宽容我个人的探索，我自然也会宽容对探索者无知的嘲笑”，当我再次见到老牟时，他对我兴奋地说。
他曾经跟我说，他估计自己至少还可以高强度工作20年。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91岁去世，老牟与哈默的一位侄辈企业家有过合作关系，知道哈默在临去世的前几天还在工作。
洪山监狱中有几份当地报纸，犯人们每天可以看到央视的《新闻联播》，也可以收看到国内主要的几个地方台。老牟自己也订了些报刊，如《中国经济时报》、《南方周末》。另外，我每月还要送去《特供参考》和一些书籍。狱中的老牟经常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素不相识人的去信，他总是客套地回几句话。
为了锻炼意志，牟其中在牢里每天早上5：15起床沿着楼梯跑上跑下，直到全身汗流浃背，6：30早餐，7：00上工，11：30下工，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会，晚上5：30吃饭。
在牢里，老牟虽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他在狱中熟读了马列著作，更熟读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时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继续思考和总结他的“研究课题”――“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
如今身陷大牢，但他仍然没有褪掉商人的本色。一谈起武汉的建设和发展，他就忘掉了大墙内的寂寞，心情特别兴奋。他曾对管教干警谈起：对建设武汉的建议――可利用武汉的天然优势，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内陆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誉，长江、汉江贯穿武汉三镇中心，周边湖泊不计其数。如果把东湖、汤逊湖、沙湖等主要湖泊与长江、汉江打通连接在一起。把死水变成活水，把不能与江水相连的湖彻底改造，那武汉就变成了中国内陆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资环境、旅游资源等就会被充分地挖掘和利用……他还希望，他的管教干警能够将此想法转达至有关部门，以期能对湖北的“龙头”经济发展有所启迪。
老牟已被关押了近8年。2006年7月28日湖北省高院已正式电话通报我：关于解决牟其中案的最新方案已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给予答复，但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