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间草房到西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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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柳摇天,飞沙扑面。当呼啸的南风跨过冰封的河面扑向小镇,把一扇扇陈旧的门窗晃动,把窗纸吹的呼呼作响的时候,小镇的人们便说,春来了,风季也到了。
大风卷着飞沙,从白天刮到黑夜,又从黑夜刮到白天,一连几天几夜,要把这小镇埋掉似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出门必扎紧袖口,戴上风镜,孩子们被迫躲在家中。女人们出去抱柴禾也要稳着脚步,掩衣而行。到了夜晚,星月无光,屋内的煤油灯不时被冷风吹灭,摇曳的灯影晃得人昏昏欲睡。黑暗中躺在炕上听着窗外,风沙打窗纸的哗哗声和杂物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如千军万马在呐喊泣诉,在刀戟碰撞中厮杀。这就是二十世纪中期的辽西古镇,因满地沙土的荒凉,人们叫它――沙岭。
据说,它曾是古代的一个战场,曾有人在沙土中看到过古兵器的残片,也许正是这断戟沉沙的悲愤,才让它固守岁月的荒凉。它年复一年,以的贫瘠沉思着历史的兴衰,在迷茫中泄发着对春天的忧伤。
然而,春天毕竟有太多的生机和烂漫,几天的大风之后,便艳阳高挂了。当那些躲风的麻雀从屋檐下飞出来的时候,孩子们也被放出来。他们发现,几天的大风把柳枝摇软变绿,上面还长出淡淡的绒毛,阳光也格外灿烂。
一个大孩子身手敏捷地爬上树干,折下一枝枝柳条,向地面抛去,很快,几枝柳条做成的柳笛在那些孩子们的嘴边吹响起来。一声声高低不同,和着孩子们口中的迎春曲。孩子们在自家的柴垛上抽出一根长长的秫秸,骑在跨下,化成了匹匹骏马,欢快地奔跑着,他们欢呼着,穿了一冬的破棉袄棉裤在孩子们幼小的身体上晃动着。他们踏着满地的沙土,从院子跑向大街,在小河一声声清脆的冰炸声里,跑进春天。在那群奔跑的孩子中间,有一个是我。
我的童年是跟沙岭的风沙和杨家大院联系在一起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沙岭,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镇,几条窄窄的街道,壕沟一样躺在邻街几家店铺前。在小镇南北走向的主街中心处,有一个杨家铁匠炉,坐西朝东,临街而立。右侧是一个宽度能进马车的大门洞,再往里走便是杨家大院了。
院子长约一百米,宽有三十多米,里面所有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一字排开。从大门洞往里走,右侧的三间青砖房是杨家二伯父的,再往里面的三间青砖房,才是杨家大伯父的家。按当地的习惯,长者为东,我不知道罗圈腿的大伯父为什么让长着山羊胡的二伯父坐东而居,或许是临街的铁匠铺是大伯父的长子书顺所开,大伯父想找些平衡的缘故吧。座落在最里面,是两座青砖墙大草房,一字排开。草房后,是一片不小的菜园子。听大人们讲,姑父在“八一五光复”时当八路军去了。这两座大草房连同菜园子,是政府分给军属姑母和大我九岁的树凡表哥的,我真正意义上的童年就从这里开始了。
最初的记忆伴着磨难。还是一个风沙扑面的春天,在最西边那座草屋,母亲躺在炕上,周围围了很多人。我不知道他们焦急中在商量着干什么。只是用我所知仅有的语言表达:“我要上炕。”我想让母亲坐起来,将我抱上炕,母亲只是无奈地望着我,她的身体却躺在炕上一动不动。过了好久,终于有人把我抱上炕,我竟委屈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我看见母亲站在西屋炕上目光直直地看着我,我以为母亲要打我,吓得连忙跑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吵着要母亲抱我上炕的那天,母亲去世了。从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只有两岁半。
从那时起,我没了母亲的,就连朦胧的记忆中,也永远失落了母亲的音容。从那以后,我开始紧紧地牵着姑母的手,行走在两座大草房和两个平房的杨家大院中。
那时,我们居住的西面那座草房和东屋,姑父当兵在外,树凡表哥在外打工,不常回家。只有姑母带着我朝夕相伴。父亲偶尔会回来一次,忙着帮伯伯们收拾院子,鲜有时间打理我。在空荡荡的大草房里,胆小的我不敢离开姑母半步。灰暗的屋子里,土墙土炕,纸糊的天棚以上,是我不敢想象的神秘高度。
有时,姑母会背着我到离家不远的沙岭政府大院看父亲。由于姑母裹过双足,我们走得很慢,夕阳西下,蹒跚而行的妇人,背着一个三四岁的孩童无声地走着。姑母最常带我去的还是到杨家大伯、二伯家串门,只要看到伯伯们家里有些糕点,姑母必定会讨了些来,给我解解嘴馋。
每到夜晚,风沙磕打着门窗,或是银月当空,蛐蛐儿高唱的时候,我和姑母静静地躺在炕上,在一双旧被下相抚相依。黑暗里,姑母总是用食指和中指在我的头发里贴着头皮轻轻地滑动,从额头到后脑勺,从太阳穴到头顶,反复地按摩着,直到我入睡。漫漫长夜,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时光,从春雨低泣数到秋雁南飞。
在那些日子里,我时常在风和日丽的早晨走出前门向东张望。太阳的朝晖从东面把杨家大门洞照成了一个方形的天幕。在杏黄色的方块里,任何物体这时从这里经过,都照成了灰色的影子。那时我就会看到一个五短身材,扎着腰带系着裤腿,圆圆的毡帽、弯弯的罗圈腰、倒背着双手捏着一支小旱烟袋的影子在门洞里不紧不慢地晃动着,一个小小的烟口袋随着罗圈腿的晃动而欢快地左右飘舞着。那一张方型脸庞爬满皱纹的小老头儿,就是杨家的大伯。每天早晨,他都要多次往来于回家和去铁匠炉的路上。为了这个时间,我特意早早起床,没有的时候盼他出现,出现的时候又一直看着他消失。周而复始,这是我一个人世界里的快乐和秘密。
西面的菜园子是我从来不敢自己去的地方,那时园子里有一座比我高出许多的小庙,青砖、灰瓦、圆脊,笼罩着神秘。小小的庙门里有一个东西常常晃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块儿挂在里面的红布条。在我的记忆里,西园子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到处是野草和葱绿。每年的秋天,姑母都要叫来短工,把园子的周围重新用秫秸围起来,隔成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大人进园子的时候,我才被允许跟着进去。园子里都种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园子的西边,长着一片绿中泛红的秧苗,后来结出密密麻麻的桃子,到最后桃子裂开,变成一朵朵柔柔的白花。每当此时,姑母便系着围裙,小心地把一朵朵白花采集回来摘净晒干。等那一天,定会背着弯弓的人来到姑母家,在屋里对着那些白花弹出咚咚的响声。姑母挽着我的手,弯下身来告诉我,那是在弹棉花。
在那段日子里,即使每天寸步不离地跟着姑母,却还是常常生病。我弱小的身体有时发烧,有时昏迷,有时抽搐。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差,姑母和父亲有时请来跳大神的,敲着皮鼓,在屋里乱蹦乱跳,披头散发,面目狰狞,还不时地往我脸上吹着冷气。正在智力发育时的我,很难分清自己是昏迷的时候多些,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终于有一次,我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姑母再也不肯出门,她坐在炕上紧紧地抱着我,泪流满面。送我走的窗户已经打开,锅台上摆着我平时穿的一双小鞋儿,已经涂成了白色。屋子里站着很多人,开铁匠炉的书顺哥对姑母说:“婶,孩子不行了,放手送他出去吧。”姑母哭着说:“多抱会儿我侄儿吧,抱一会儿少一会儿了。”
按当时民间的说法,小孩儿在危险的时候,一定要捂紧小孩的屁股,防止最后一点元气出去。姑母也正是怀着这最后一点希望,才一直紧紧地抱着我始终不肯松手。这时又有人说:黄先生看小孩儿很灵验,不如让他瞧瞧吧。父亲听罢,很快把那位先生找来。先生来了,看了我的病情后,无声地给我扎了一针,我居然睁开了眼睛,叫了一声“姑”,姑母再度哭成了泪人儿。
黄先生临走时交待,这孩子好不好还要看后半夜,顶过去,命才算是保住。当晚,姑母和父亲齐齐守着我,一夜没睡,熬到天快亮时,我居然睁开眼睛要喝水了。随后,父亲推开门,房间亮了起来。后来,经过姑母的细心照料,我的身体慢慢康复。
岁月艰辛,脆弱的生命依然延续,我五六岁的时候,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去外面玩耍。在春风里,我们尽情地奔跑着,跳跃着,当太阳把身体晒得发烫,穿了一冬的棉袄棉裤在身上发粘的时候,大人们就给我们换上了用旧布拼成的衣服。天气冷热的变幻,加减几件单衣就行,虽然贫寒些,那个时代,家家如此。我们玩得最多的是老鹰捉小鸡,柴垛旁、水缸后是我们嬉戏的好地方。
伙伴们散去时,我总是跑杨大伯家,看风箱被拉得呼呼响,炉膛里的炉火熊熊。杨大伯把烧得像火碳样的铁块用铁夹从炉中夹出,放在砧子上固定,他先用小锤砸一下,跟上来两个光膀子的后生各抡起一把长杆大锤,先后向小锤砸过的地方用力砸去,叮当当、叮当当,铁锤发出有节奏的声音。这期间,杨家大伯还要不时地翻动那个铁块,由火星四溅砸到暗红、灰白,最后变成一个物件丢在角落处。有的投入水中,吱啦一声,冒出一股白烟。仅一阵儿的工夫,两个抡锤的大汉便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有时,他们把一匹马拴在门前的两根木桩中间,用烧红的烙铁烙马掌,钉马掌。
我记忆里大人们最红火、最忙碌的场面,是在杨家大院外的西南处,有一块很大的洼地,每逢集市,人声吵杂,有卖粮食的,有卖糖块儿的,卖柴火的,琳琅满目。有一次跟着姑母去市场,看到一个用秫秸扎的架子上落着几只像鸡一样大的鸟,只见卖鸟人一挥手,它们便扑拉拉地飞起来,它们腿上都绑着绳子,飞起之后又无奈地落回原处。人们说那是大雁,我心里疑惑,天上像柳叶一样排排飘动的鸟儿,怎么可能跟鸡一样大。
童年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在杨家大门洞的斜对面,有一个严家锅饼铺,红红的吊炉下,热腾腾的锅饼、火烧(脆饼)香气四射,常常让我们这些小伙伴在窗前垂涎而立。有时候父亲回来,向他要一千元(一角),或者五百块(五分)买一个锅饼或火烧,那是我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了。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站在锅饼铺门口,大家彼此相望,口袋里都没有钱,最后一商量,我们去赊烧饼吧。于是,几个七八岁的孩童拥进锅饼铺,刚刚说完那个“赊”字,便被锅饼店老板轰出来。几天后,父亲怒气冲冲问我,是不是在外面偷吃东西,欠了锅饼铺的钱,我不敢吭声,心里无限委屈,至今还记得父亲盛怒下的举止,不知锅饼铺老板真的把钱骗去了,还是父亲骗我。自那以后,胆小的我,再也不敢踏近锅饼铺半步了。
秋天的时候,总有马车给姑母家送来整车的秫秸,卸在院子里便有了一个很大的柴火垛,据说秫秸是从自家地里拉回来的。临近过年,姑母都会抱回一块镜子或肥皂布头的小物件,听说是供销社的分红。过不了多久,秧歌队就敲锣打鼓地来到杨家大院扭秧歌,他们是专门来给军属姑妈拜年的。临走时,从不会忘记留下光荣灯以及猪肉、粉条、冻豆腐等年货。
过年时,父亲和表哥不用上班,帮着书顺哥写对联,扎五星灯,在灯上画大生产烟盒上的两个人头像,以示工农联盟,挂在铁匠炉的大门上。书顺哥说,他这样做是政府的意思,表哥说不对,这是树顺要向政府表示的意思,到底他们哪个对,谁也说不太清楚。
我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夏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离家很近的小学。到了冬天,我的手和脚开始生冻疮,一双手肿得小馒头儿一样,连笔都握不住。或者是穿戴贫寒,或是体弱多病所致,当我双腿肿起,走路到吃力时,就不得不退学等来年再去了。
九岁那年,发生了许多事,父亲组织了新家庭,他带着我把家搬到市里,而姑母也带着表哥去湖北投奔转业的姑父,一场冬天的别离,彻底结束了我在沙岭的童年生活。
六十年过去了,每每回忆,颇有感伤,母亲的坟墓曾在老家一片碱地上默默地承受孤苦。十几岁时,我去为她烧过几次纸钱,后来平地造田时消失在一片水田之中。此后,我只能每逢清明,一袋纸钱,烧于荒野,以此祭拜留在心中的那块墓地。
屈指算来,姑母也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大有“子欲养而亲不待”之感。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沙岭风沙的悲鸣里,表哥从几千里外的湖北把姑父姑母的骨灰背回消岭安葬。我陪着表哥默默安葬了姑父姑母,并悄悄写了一首长诗以寄哀悼,有“风吹灰骨八千里,心随墓草九月深”的思念,更有“三月杏花泪掺雨,当化苦酒祭鬼魂”的无奈和遗憾……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录了他童年的成长过程。先生是天资聪慧,是周家的文化氛围造成了一代文豪。而我从沙岭的三间草房到西菜园子,伴着风沙,岁月,却始终没能走出自己的迷茫和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