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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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个月起码有三个大型的、以“青年艺术家”为名义的活动，人数动辄上百，媒体铺天盖地，广告甚至都上了公共巴士站台。不谈那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如布展、设备、灯光，而只论这些展览活动的意义的话，花这么多的预算和气力去关注年轻艺术家当然颇具意义：对于那些刚刚毕业的、还没有被画廊看中的、有一展没一展的、缺乏机会的年轻艺术家来说，对于渴望看到更多新实践的观众（比如我）来说，对于那些打算拓宽艺术品经营与投资的市场人士（主要是画廊老板和藏家）来说，不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嘛。

但我必须抑制住第一印象中的些许不快：这些展览活动对年轻艺术家的态度都是“发现”、“选拔”、“推介”、“扶持”、“催化”、“推广”，即一种俯视的姿态。而在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的背后，则经常是对年轻艺术家真实而多元状态的无视，把无数个体的艺术实践状态简单化为一个概念。

实际上，当“青年艺术家”这个词被当作一种标记来使用时，就已经包含了某种不公正的视角（或许还够不上歧视的程度）。为什么叫“青年艺术家”，而不直接叫“艺术家”？因为“青年艺术家”是一种他者的身份，就像有的艺术家不叫艺术家，而只叫“女性艺术家”，当一种身份需要被特别标记以区分于正常的身份，这正好说明了不平等的事实。在这个标记下，年轻的艺术家们实际上是被制度性的矮化了，一位90后评论者王基宇在分析“亚现象”这个主题的时候，表达了对这种制度性蔑视的担忧，“一个‘亚文化’的标签就把数百号年轻人给关进猎奇小屋了”，他写道：“现在对于中国的年轻文艺工作者来说，已经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棉花铁笼悄然竣工了。”

打“青年牌”抢商机先手，这并没有问题。但靠年轻人挣了钱，或者想靠他们挣钱，还叫“扶持”、叫“推介”，商业活动这么高调地秀着政治很不正确的优越感，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要知道连中国移动这些国企都知道采取“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讨好年轻人主体性的营销策略。

说到营销，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微妙的身份营销。实际上，这些打着为了“青年”旗号的营销行为的真正对象是艺术收藏家与投资客们，那一系列的词汇—发现、选拔、推介、扶持、催化、推广—都是让买家们受用的，其潜在效果是：你们看，这位先生买了青年艺术家的画，就等于是支持了青年艺术家，他既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善家。这么说虽然有点刻薄，但起码能够提醒的是，这种俯视的眼光所能看到的青年艺术家也大部分都是矮子，何况这类大规模的活动为了达到量，必然会牺牲了质。在这个层面上，收藏家余徳耀的态度反而显得非常清醒，毫无捡漏兼施舍的心态：“我宁愿等到五年或者是十年他们成熟以后，用高价来购买他们的艺术品，而不是在现阶段去收藏他们的作品。”

实际上，“青年艺术家”热的深层背景是人们对越来越固化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变化与突破的渴求。然而，艺术场域的更新换代，绝不只是更换一些新的名字，而是观念与趣味上的更新，乃至彻底调整，如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就是用新的游戏规则取代旧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新一代艺术家出现的过程亦是新规则逐步确立的过程。现实中也正是如此，那些真正有追求的年轻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对于现行艺术体制的反思意识与策略针对，近年来纷纷出现的艺术小组、自主机构与独立项目都是在主流的画廊—美术馆系统之外实践着年轻人自己的艺术及社会文化理念，他们才不会需要什么发现、推介与扶持呢，他们需要的只是平等的目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