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国英雄》《生命桥》的审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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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国英雄》与《生命桥》是苏教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两篇文章。无论是教材编者选用、改写与组合意图，还是《语文教学参考书》的教学目标设定与教学建议，其解读策略都是思想性解读，这也是当前语文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的主流倾向。但当前语文教学积弊的根源亦在于此，因为思想性解读及其教学，恰恰是非语文的教学。如果要让语文回归正途，必须让文本解读从思想性解读回归审美解读，并在审美解读的根基之上重组教学内容。
对于这两篇文章，苏教版教材编写者的文本解读策略非常明显，即思想性解读。所谓思想性解读，指将文本解读的重心放在文章内容所要传达的思想或抒发的情感上。
这一点“教材说明”表述得非常明白。《语文教学参考书》中说道：“这两则故事题材不同，主题却相似，都是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像特写镜头一样再现了自然界弱小生命逃生的本能，讴歌了、动物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所表现出的可贵的合作与献身精神。那一个个沉着冷静、团结协作的个体，那一幕幕舍己为‘人’、从容赴死的壮举，读来动人心魄、扣人心弦。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深入理解，体会外层蚂蚁和老羚羊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把死亡留给自己时从容不迫的献身精神。”很明显，在编写者眼中，这两则故事虽然一个讲的是蚂蚁，一个讲的是斑羚，但其行为性质相似：都能舍己为人，其精神品质相同：都具有团结牺牲的精神，这就是苏教版教材与参考书编写者对这两个文本思想性解读的结果。
正是基于思想性解读策略，苏教版教材编写者不惜违反文学特性，对这两个文本作了并不高明的大手术。这两篇文章原文都很长，收进小学四年级教材显然需要删节改动。《蚁国英雄》改编自金马的散文《蝼蚁壮歌》，课文只摘录蚂蚁火中逃生一段，而删除了先前几段和文章结尾：开头所写自己瞧不起蝼蚁之类的小动物，1965年一次座谈会上对吴晗提出写蚂蚁等小生灵不以为然，自己对蝼蚁态度的转变，即一位英国殖民者将落后殖民地国家诬蔑为“蝼蚁之国”，从而激发了作者想研究这些小生灵有没有出息，在双清看着蚂蚁镇静地背负食物搬家，第一次对蚂蚁产生怜爱之情，并激起作者关心小生灵，从而阅读法布尔以及报纸杂志上关于蚂蚁世界的故事，文章结尾感慨蚂蚁这种“沉着、坚定、团结一致、不惜个体牺牲，以求得种族的生存”精神。而且选进课文时也对原作叙述重心作了修改：原文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对于蚂蚁态度的转变，而教材选文则以第一人称“我们”来叙述蚂蚁火里逃生的故事，前者重在自己对于蚂蚁的情感态度，后者重在蚂蚁死里逃生的故事情节。《生命桥》改编自沈一鸣的《斑羚飞渡》，教材主要节选了生命接力逃生的场景，而删除了前面的铺垫与结尾：第2节关于悬崖宽度与斑羚善跳特征的介绍，第3节一只斑羚跳跃不成功的情节，第4节领头镰刀羚绝望的描写，第5节彩虹的描写，第6节领头镰刀羚从先前的绝望向坚定的转折描写，第8节飞渡前准备的描写，选文后面还删除了一对没成功的飞渡，最后领头镰刀羚的归宿及彩虹描写。而且选文对原文叙述视角也作了重大改变：原文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选文则是以旁观的第三人称叙述飞渡场景。对原文的摘录删节，显然是基于选段最能体现团结牺牲的思想性解读策略；叙述重心的转移与人称改变，也是基于主旨表达需要。这种改编不仅曲解了原文，比如《蝼蚁壮歌》，原文开头交代得很清楚，关心蚂蚁是因为殖民者将弱小民族喻为蝼蚁，对于蚂蚁的观察与思索，明显与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对生存与出路的探讨和思索相关，而课文则狭隘地理解为团结牺牲的精神，大大降低了原文本的弱小民族生存的反思性；而且，将这两篇生动丰富、具有明显差异的文本，仅仅简单抽象地归结为团结牺牲的精神，抛弃了不同文本的差异性，不符合文学差异性的认识；并且，教材编写者由于自身文学修养的缺失，用极为枯燥蹩脚的语言替代原文极富诗性的语言表达，如《蚁国英雄》开头，为了交代原因，编写者加了这么一段蹩脚的语言：“有一天，由于游客的不慎，使临河的一片草丛起火了。”《生命桥》的开头也加了一段枯燥的故事开端说明：“有一个狩猎队，把一群羚羊赶到了悬崖边，准备全部活捉。几分钟以后，羚羊群分成了两群：老羚羊为一群，年轻羚羊为一群。”
由于只关注文本表达的思想性，而忽略文本表达的艺术性，苏教版教材编写者直接将文学性的表达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而将自己陷于捉襟见肘的境地。对于蚂蚁与斑羚是否会通过这种方式逃生，即文章所叙故事是否真实，这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命题，本来只要告诉学生，文学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反思而虚构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而且这样也可以将学生引入文学的正室。但教材编写者却用动物的本能来应对学生：“讨论中，可能有的学生会提出：难道动物真的会有团结合作的思想和献身精神？教师可放手让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教师可点拨：动物是没有意识的，它的一些行为归根结蒂是出于本能。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领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绕开艺术真实去挖掘动物的本能以及人们的启发，不仅将问题复杂化，而且会让学生一直挣扎在生活真实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永远进不了文学的殿堂。况且，由于编者自己无法对于文学真实作出正确的阐释，对于这一问题的前后阐释的语言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引领学生体会动物的精神品质时，其表达是动物“表现”出来的，即主动自觉的；但一旦回到事情的真实性时，动物则是“本能”的，而不是自觉的。
其实，主题思想文本往往已经作了清楚或是委婉的表述，并不需要解读。文本之所以需要解读，这是预设了一个前提：文本语言的背后有一些被遮蔽的东西需要我们揭示出来。文本已经清楚说出来的东西不需要我们解读，不是文本解读的对象。这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文本已经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蝼蚁壮歌》一文，作者在文章最后清楚地说道：“在人类往往也要遭到重大伤亡的火灾面前，竟然能如此沉着、坚定、团结一致，不惜个体牺牲，以求得种族的生存，其斗争的韧性，其脱险方式的‘机警’，又是如此无以复加的感人，怎能不发人深思，油然而生出敬慕的情感来？”《斑羚飞渡》文章快结尾时作者也说得非常清楚：“我没有想到，在面临种群灭绝的关键时刻，斑羚群竟然想出牺牲一半挽救另一半的办法来赢得种群的生存机会。我没想到，老斑羚们会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文章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东西，为什么要反复地引导学生去“解读”？最后没有什么可“解读”的了，就要求学生与教参或标准答案完全一致，即使一字之差也判学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