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居下,奴才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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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和《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人，恐怕都会对王刚扮演的和久久难忘。在剧中，和对皇上奴颜婢膝，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一口一个“奴才和”，简直就像个小丑；与之相对的纪晓岚、刘罗锅，则无论什么时候，在皇上、皇后面前都是自称“臣”，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许多人因此认为和卑鄙，纪晓岚、刘罗锅一身正气；也有人觉得，王刚扮演的和油滑，是故意对和的丑化。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在清朝入关之前，“奴才”一词本来是满族属下对上级的自我称呼，属于民族专用词汇。入关后，一开始时有些汉人为了表示与满人是一家，也学满人自称奴才。但是鉴于“奴才”在汉族中是贬义词，有一些汉族官员内心很反感，不用这个称呼。这样就使得一起面见皇上请安，或者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折时难免出现混乱，所以清廷下令汉人不许自称奴才。后来，不同时期不同皇有口头或旨谕规定，汉臣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满臣四品以下也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文官与武将有别，公事奏折与请安问候的私事书信有别等。因为这些规定出自不同时期的不同帝王，官员们——特别是地方官员经常混淆，以至于经常弄错。清代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某人给皇帝的奏折中用错“奴才”和“臣”，遭到朝廷“严旨申饬”的记载。

许多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臣难道不比奴才地位高吗？满族皇帝为什么对自己的满族嫡系亲贵要求称“奴才”，却不准汉族大臣自称“奴才”，而必须称“臣”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相沿日久，已成为习惯；另一方面，满族入关以前属于“化外蛮夷”，文化程度有限，他们弄不清汉人儒家文化多如乱麻般的长幼尊卑，包括“奴才”和“臣”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称谓间的关系。比如元朝时，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印玺，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人看来绝对是荒唐透顶的事，但元朝帝王们却泰然自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不熟悉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三字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即位后，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简直让一帮汉族大臣惊讶得下巴掉地上，费了老大劲据理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才劝阻皇上收回成命，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由此可见，入关前和元朝蒙古人差不多的满人，对汉文化的理解和领会也好不到哪去。再一点，在满人心理上，奴才是自己家里人，经常在家里走动，当然要比那些关内汉人大臣亲近、可靠。所以，在他们看来，“奴才”当然就比臣高一等了，那些汉人大臣是不够“奴才”资格的。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冒称”，往往要受到“严旨申饬”。例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冒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委屈一下，迁就汉臣也称“臣”。

好在汉人大臣绝大多数倒也不稀罕这个自以为尊贵的“奴才”称号。要是改过来，让和等满族官员称臣，纪晓岚、刘罗锅称“奴才”，估计一定会遭到很多汉族大臣激烈抵制，即使不敢公开抵制，肯定腹诽多多。

所以，电视剧中和在皇上面前满面笑容，媚态可掬地自称“奴才”，在我们看来恶心透顶，在和看来却是极其自然，又无限荣幸的。因为他是八旗贵族出身，一品大员。

（郝景田摘自《知识窗》2012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