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的表述焦虑与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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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尼·布朗曾指出，“电影不仅仅是娱乐，也并非与社会进程无关，它正是再现社会进程的变化和反复指引这种变化的一种手段。”①作为我国现代史上最具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之一，以1978年为起点的“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重绘了人们的生存图景，重组了社会的话语光谱。电影作为“社会文本”，从未缺席对30年改革岁月的记录。然而，作为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企业家群体，却极少进入光影记录的视野。他们各具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绝非只是对财富的片面追逐，而是交织了太多有关个人、民族、时代和世界的文化经纬，成为一个极富张力的话语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由香港陈可辛导演的影片《中国合伙人》，以明星企业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为蓝本，讲述了一代青年如何发掘自我潜力，把握时代脉动，终于将“资本红旗”插上华尔街，实现“中国梦”的故事。影片独特价值在于，它将“中国梦”编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中来讲述，凸显了“中国”在表述自我时依然面临的文化焦虑，和自我认同的无力。作品中的香港“显影”更折射出处于东西文化“夹缝”中的港人身份的尴尬。影片为我们更准确定位“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坐标，突破西方殖民话语霸权的束缚，建构民族表述话语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表述焦虑：西方镜像里的自我与他者

后殖民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历史上的东方国家和民族，是如何被西方殖民话语所“表述”的，以及东方如何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在相对和平的当今世界，西方并没有放松对东方的话语控制，日益强大和觉醒的东方国家对此也早已警觉，并做出了反控制的努力。可以说，东西方一直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争夺“表述”话语权的战争。作为曾饱受殖民之苦的东方大国，30年来，我们的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民族自信也得到极大提升，用民族话语“表述”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电影《中国合伙人》正是一部力求用民族话语“表述”这一梦想的文本，正如陈可辛对影片主题的阐释：三个人做的是一个脆弱的“美国梦”，到最后其实是中国梦：踏踏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竹笋一样快速生长，所以电影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实现中国梦。②

然而，当我们从追梦激情中冷静下来会发现，影片并没有真正找到源于民族内部的，足以独立表述这一梦想的话语。“”摧毁了一代青年对民族未来的想象力，“80年代”初的人们一时找不到重新表述自己的方式。影片中，在许多青年看来，“美国梦”便成了“中国梦”的镜像，唯有透过它，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实现“中国梦”的途径。这一潜在的殖民心态将自我摆在了“落后”，甚至“卑微”的地位。影片开头，三个人签证美国连续失败，阴暗封闭的签证处给整部影片投下一个庞大的阴影。影片反复出现青年热衷考托福，排队苦等签证的场景，尤其一个学生多次签证不力后失态，被保安强行拖了出去，嘴里竟高喊：“美国人民需要我！”而孟晓俊的签证成功，竟然赢得众人的欢呼喝彩。这一有点夸张的情节，暴露了编者在面对西方时复杂微妙的心态。不仅个人，影片还着意表现了“90年代”初，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态。最突出的就是对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的文化反思。影片再现了失利当天晚上，北京街头萧索的人群，以及路边无人问津的申奥标语：“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显然，在当时的民族意识中，能否举办奥运会是一个民族能否为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所认可的重要标志。但“给……一个机会”的表述，则暴露出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内心的极度“卑微”。正是在这一晚，远在美国的苏梅选择和成东青分手。影片巧妙地将后殖民语境下民族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中可见西方霸权话语对整个东方民族和个人侵入之深。

影片“90年代”后的叙事也没有摆脱西方霸权话语的阴影和控制。不妨以孟晓俊为个案做分析。由于家庭原因，开始的孟晓俊是一个十足的西方主义者，他一心推崇的是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梦”。然而，在美国的他被同是中国留学生的张曦挤走了，沦落到刷盘子度日。更令他失望的是，饭店里的美国雇员居然也克扣他的小费，所谓“公平”根本不存在，他的“美国梦”终于破灭！回国与成东青“合伙”创业后，他便坚定理想，即用“美国梦”的方式——“个人奋斗、公平自由”，在中国实现事业的成功，然后再重新“打回”美国。孟晓俊在反驳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指控时，便强调美国这一无理举动“违背了美国精神”，从而让对方哑口无言。可见，他是借助于西方话语（也许唯有如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中国梦”纳入西方的话语场域，暂时屏蔽掉西方话语中作为“他者”的东方，也消弭了本土的文化语境。一个更吊诡的现象是，孟晓俊在新梦想所从事的“一对一”签证面试辅导，其本质乃是西方价值理念的灌输和美国思维的训练。所谓“真实、自信、具体、合理”的签证哲学，不啻为对东方传统价值理念的规训，面试时滔滔不绝的孟晓俊，仿佛西方话语的训导者和代言人。他的梦想是通过帮助更多学生去美国从而壮大企业，而他自己却恰恰正是“美国精神”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悖论而封闭的话语逻辑。

由此可见，身处西方霸权话语主导的世界，尽管东方也做了争取话语权的努力，然而这一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东方已不觉认同了西方话语所建构的“东方化的东方”，而要想获得西方话语的认可，就必须按照西方规定的游戏规则和话语逻辑做自我改编，有限的发声也成为“表述的表述”。斯皮瓦克曾指出，“试图通过借助于第三世界的背景而获得一个清白的论述立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③这一论断尽管遭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驳，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第三世界国家经常身陷表述的焦虑，建构民族表述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香港显影：“夹缝”想象与“逆性幻想”

《中国合伙人》凸显表述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视角的融入。香港导演陈可辛和编剧林爱华的参与，让这个以大陆人为主角的创业故事呈现了许多香港显影，从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香港人对30年来的大陆和西方世界的独特想象和复杂情感。尽管香港已经回归15年了，但与长达150年的殖民经历相比，这点时间远不足以消弭其强烈的“夹缝”生存体验。

一方面，香港并没有完全适应更迭、文化转换的历史转向。正如香港学者陈清侨所言：“众所周知亦所难明的是，中英联合声明早经肯定的‘一国两制’方案，始终未能舒解港人因回归中国而牵动的情绪不安和脑波震荡。”④这直接导致了对祖国大陆历史缺少理解，甚至误解，港人的大陆想象始终与历史“隔”了一层。陈可辛原本以为，只要“动用香港的经验，就可以拍出内地那个年代的心态；‘我在1970年代的香港成长，跟内地1980年代很像。内地1990年代到奥运前那种财大气粗，又跟香港的1980年代一模一样。’”⑤然而，改革30年，尤其是“80年代”与香港的“70年代”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影片中，“80年代”许多重要社会文化事件都没有得到展现，原本宽广深厚的文化场域被窄化、浅化了。陈可辛本人也认识到翻译“国情”时的“信息缺失”，所以不得不请内地编剧二度操刀，以“普及细节”。即便是回归之后的叙述，也可见对大陆历史的偏颇，乃至“成见”。比如影片反映了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历史事件，群情激奋的青年学生暴力围攻成东青，指责他是“卖国贼”。狼狈的成东青则斥责学生“只知窝里斗”“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人物原型俞敏洪本人在新东方的危机时刻并无此过激言行，学生的情绪也比影片中的要微妙，甚至“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⑥可以说，这只是陈可辛强力“征用”这一历史事件，暧昧地表达了对“国民性”和大陆“”历史的反思和无法祛除的当下疑虑。

另一方面，面对以美英为代表的曾经的西方殖民力量，港人的内心情绪是很复杂的。正如一位香港学者所言：“香港电影在参与1997话语中，透过建立复杂的人情世态和符号结构，刻镂了香港人在为自己重新设定文化位置时，那种夹带着浓烈民族情感、但又对殖民政府欲拒还就的复杂心态。”⑦即是说，对于结束长期殖民统治，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而言，源于同族同宗、同一血脉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极其浓烈的。影片的“中国梦”主题，以及主人公对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一一反驳、据理力争，让强烈的民族情感呼之欲出，其中分明可以听到香港同胞的心声。但是，长期隔绝所造成的经济文化上的隔阂却不是短时期可以弥合的。此时，长期的殖民经历便在港人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即在文化上往往更容易认同曾经的，并且今天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的民族意识和梦想激情从未真正脱离西方话语，西方往往成了东方自我确证甚至“羡慕”的对象。“东方好莱坞”这一美名，正是香港获得西方话语认可的确证。因此，香港视角所造成的情绪暧昧和表述焦虑，在影片中是非常浓厚的。

这一身处大陆和西方之间的“夹缝”想象，对于香港回归之后文化身份的重建是不利的。因为“当被殖民者将痛恨与崇拜复制在殖民者这一个对象上时，始终贯穿着黑格尔意义的主仆互认心理，根本无暇顾及真切的‘在地经验’与受挫的文化传统。”这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所指出的“逆性幻想”现象，它让香港“看不见眼前存在的东西——香港已有的商业文化。在建构文化身份时，香港文化难以从内部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⑧这一分析可谓非常精辟。后殖民语境下的“逆性幻想”，使香港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作为“双重他者”的大陆和西方也存在严重的文化“游移”和“盲视”。这一独特心态造成影片不可能深入发掘民族传统，展现30年积淀逐步形成的民族商业文化，也不可能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审视“美国梦”。影片中，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他们的狡黠、强硬乃至无理构成西方话语的本质，这样的处理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这一精神困境使标题里的“中国”二字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已经成为所有“中华政治实体”的代表，是一个抽象社群的符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唯有如此，它才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甚至矛盾的民族情绪和文化因子。

三、认同危机：全球化表征与“第三度空间”建构

霍尔曾深刻指出：“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而非存在过程中）有关历史、语言、文化等资源的使用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等问题，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是如何应付我们该怎样再现自己的问题。”⑨即是说，“认同”绝非是对已经“存在”的文化身份的“相认”，而是通过运用各种“资源”对身份（自我他者）的一种建构，以及对这种建构方式的一种反思。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一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单质的文化身份已很难存在；另一方面也为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认同提供了契机，因为它可以激活和强化民族认同的自觉性，摆脱以前对民族文化的麻木和“盲视”状态。电影《中国合伙人》将后殖民语境纳入全球化背景中，从而更加凸显了认同的危机和契机。

作品直观呈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和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在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推动下，时间战胜了空间，同时性和短暂性成为生活的常态。影片多次对机场的航线模型灯做了特写，它隐喻中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现在就像地图上这依次亮至对岸的灯一样，可以轻松跨越。这使得“远距控制”（吉登斯语）成为现代生活的独特景观，正如影片所展现的，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一封“投诉信”，就可以直接影响国内教辅市场的走向。的确，传统社会那种稳固的、变化缓慢的“在场”机制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远处所发生的事件对本地在场生活世界的深刻影响。⑩此外，影片展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混杂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因子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影片里中国学生可以随时欣赏马龙·白兰度的经典之作《码头风云》，而在美国你也可以观看香港导演吴宇森的代表作《英雄本色》。这种文化混杂化削弱了传统文化中，特定空间的稳定性和同质性对于认同的建构功能。最后，影片还运用蒙太奇技术，使场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频繁切换，谈判室外的纽约城市景观，与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无本质区别。同样，国内都市现代人的生活元素与美国也实无异处。这一全球同质化的进程越快，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就越明显，那么“需要发现或制造出某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如此，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就越强。

上文已经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也提供了建构认同的契机。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度空间”（或译为“中间状态”）设想，是少数极富启发性的认同建构思路。巴巴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下形成的二元对立文化格局中，“关于差异的叙事和文化政治成了封闭的阐释循环。他者失去了表意、否定、生发自己的历史欲望、建立自己制度性的对立话语的权利。”因为，“它总是以分析的方式要求他者的文化内容是知识的好对象、差异的温顺载体。”而通过对二元之外“第三度空间”的建构，可以构成文化行为的新话语空间，即“确保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没有原本性的单一体或固定态，而且使同一符号能够被占有、转译、重新历史化和重新解读”。这一设想是极其深刻而精彩的！它拒绝了敌我分明的二元格局，打开了广泛协商的无限空间，使认同始终处于既联系过于，又立足当下，且面向未来的“未完成”状态。但影片对认同的认识远未达到这一高度，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

其一，影片固守敌我二元文化格局，刻意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表述为对立的文化形态，失去了打开“第三度空间”的可能。影片批评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一点没有改变”，仍停留于西方话语表述的“文本中的东方”，的确有力回击了西方霸权话语，应当肯定。但是，从根本上看，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交往，绝不应该是强化对立和相互“攻陷”，而是在遵守宽容原则和差异逻辑的前提下，建立宽容平等的互动关系。因为，差异逻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在充斥着霸权话语的现实世界中，对一种自我身份及其文化合法化和对平等尊重的诉求；但另一方面，对差异的过度强调，则会造成“自我”对“他者”的盲目排斥，甚至暴力抗拒。影片对东西方差异的表现即有过度之嫌，这既妨碍了我们对西方的客观认识，最终也不利于健全民族品格和真正认同的建立。毕竟“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危险的，东方的‘西方主义’同样不可取。”

其二，影片对“中国梦”，这一民族梦想的认识和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其根源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缺乏深入发掘。霍尔指出，认同“与传统的发明以及传统自身有关，从而迫使我们把传统解读为‘变化的相同物’（Gilroy，1994），而非无穷的重复：不是所谓的回归本源，而是与我们的‘路径’妥协”。即是说，只有发掘、含茹民族传统，将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并转换至现代生活中来，我们才能找准自我接纳的“路径”，实现自我认同。因为，“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中国梦”是要再现我国历史上曾长期呈现的东方大国、强国的恢弘气象，是全民族一直梦寐以求的“复兴”之梦，因此它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石毓智语）。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正是传递这一梦想，接续这一“历史感”的血脉。“美国梦”则不然，它孕育于短暂的美国历史，且一直延续至今，美国人对它的感受停留于“现实的体验”，因此它也鼓励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现实”的成功。影片编者对此没有深刻认识，尽管他也强调民族尊严，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民族传统因素在他创业过程中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并没有真正介入影片的梦想叙事。它更多的只是，三个“合伙人”用“美国梦”的方式，实现“中国梦”的创业故事而已。它没有提供返回传统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清晰“路径”，缺乏应有的厚重和深度。需要指出，这也正体现了香港导演和编剧在想象大陆时，经常出现的“经验贫乏”“信息缺失”和“文化盲视”的困境。

综上所述，电影《中国合伙人》作为“社会文本”，为我们检阅30年的改革历程提供了独特视角，作品塑造的几位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形象，可以说填补了影史空白。由于影片创作者身处独特的文化语境，导致作品并没有找到独立表述的话语，从中可以感受到浓重的表述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影片带来的启示是深刻的，即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我们应首先保护、传承和转换优秀的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向世界发声的“基调”；此外，内地还需加强与港澳台影视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丰富他们关于大陆的“在地经验”，增强港澳台同胞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切身体验和认同感；最后，在表现西方时，我们应在遵守差异性逻辑的前提下，更客观地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既不陷入殖民话语“陷阱”，也不将其“妖魔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运用源于民族内部的表述话语，真正编织一个能够鼓励一代青年，并能与“美国梦”平等对话的“中国梦”！

注释：

① [美]尼·布朗著，齐颂译：《电影与社会：分析的形式与形式的分析》（下），《世界电影》1987年第5期。

②⑤见《合伙到散伙：电影〈中国合伙人〉戏里戏外》，《南方周末》2013年5月17日。

③转 引自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④ 见《文化想象的时空》，陈清侨主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

⑥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⑦ 邱静美：《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见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话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⑧ 陈林侠：《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

⑨{15}[英]斯图亚特·霍尔著，周韵译：《导论：谁需要“认同”？》，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⑩ 周宪：《全球本土化中的认同危机与重建》，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9页。

{11}[美]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页。

{12}{13}[美]霍米·巴巴：《献身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第200页。

{14}周宪：《认同建构的宽容原则和差异逻辑》，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