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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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是伴随文学翻译过程始终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通过分析文化误读的生成原因和具体表现将其划分为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两种类型。并根据文化误读的形成表现提出了总体解决策略，以期引起翻译界内对文化误读现象的重视。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误读 理解性误读 目的性误读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aking the Book A Dream of Red Mansion English Version as Example

YIN Shuwe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ei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Culture misunderstanding is the appearance of conflicts and collisions in t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book A Dream of Red Mansion English version as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and it regards there are comprehensive and aimed misunderstanding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s a series solving methods.

Key wordsliterature translation; culture mis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ve; aimed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是否得到了准确传递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由于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冲突与碰撞。由此就涉及到了文化误读这个理论研究课题。因为只有正确“阅读”了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才有可能忠实地传达文本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 文化误读源于诗学误读

随着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文化误读成为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作为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众多学者对它毁誉参半。笔者认为应科学地分析其理论概念，才不会在谈论误读时，泛泛而论，莫衷一是。

“误读”这一文学理论术语最初由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正式提出。在此书中，他提出了“诗学误读”理论即“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①随后，误读逐渐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和命题。

但是与文学理论上的广义误读不同，翻译学科内研究的文化误读属于一种狭义上的误读，即仅限于文学翻译中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化信息理解与表达上的偏离。如果过于强调误读的合理性与绝对性，翻译的科学性与严肃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2 文化误读――两种性质的误读

目前很多文章在分类文化误读时大多将其划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比如，有学者认为：“按照形成的原因，误读似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凡受制于客观因素的即为无意识误读，反之则为有意识。”②或者为有意和无意误读，及自觉性和非自觉性误读。

结合文学翻译实践，笔者根据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成因和表现，将其划分为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两种类型。相对于有意和无意误读的划分，后者更能体现出文化误读形成的深层机制。针对这种分类，可以更客观地认识文化误读，科学地制定问题的解决策略。

为了使研究实例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本文将结合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来分析文化误读的表现分类。即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以及大卫・霍克斯与约翰・闵福德的合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

2.1 语言文化理解能力不足引起的理解性误读

语言本身形成的方式截然不同，文化源流差异极其明显。因此，语言之间的互换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对等。正是由于这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隔阂才造成了译者在阅读原文时陷入了“文化陷阱”，形成了对文本语言理解层面的偏差。由此导致的文化误读就属于理解性误读。

例：“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 ③

其中，霍译本将“兽头”一词译为“animal―heads”， 而杨译本则将其处理为“beast―head”。

此句中 “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鲜明地表现出了中国的古代建筑特色。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大门上，门环上一般都会镶以姿态威猛的兽头。兽头在此处不单是为了美化装饰，更重要的是象征着严肃、凶猛的力量，起到心理震慑的作用。长期浸润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人一提起大门上刻的“兽头”，大多都会联想起狮子、老虎等凶猛强悍的野兽。相比较而言，“animal”一般是指相对于植物来讲的动物，含义更为广泛，包括各类飞禽走兽。而“beast”则更倾向于指大型的四足走兽，例如狮、虎、豹等充满力量的猛兽。

霍克斯由于缺少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背景知识，将野兽兽头泛化地理解为含义更为中性的动物头部。此处的“animal―head”已不能引起译语读者等同于源语读者的形象联想，主题象征的严肃性大为下降，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方面的文化信息也大为损耗。

理解性误读更多地体现在处理处于隐性存在状态的文化信息的时候，归根结底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造成译者语言理解能力的不足引起的。它的存在提醒译者应时刻保持清醒的文化定位，越是在有文化陷阱的地方，越不应该过于大意，不可想当然的认为如此。

2.2 “选择性共鸣”引起的目的性误读

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译者在分析原作时，必然需要考虑作为最终接受者的读者，要找出能在目的语文化背景下引起读者共鸣的元素。否则，哪怕对原文本忠诚度再高，如果读者读起来如坠云雾之中，又何谈翻译最终目标的实现。这就迫使译者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选择性的阅读，即与原文产生有选择性的共鸣。因此，由于译者考虑到既定的翻译目的，故意地改变了源语文本中语言文化的表现形式来试图缩小双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引起的文化误读应当属于目的性误读。

例：《红楼梦》的书名翻译

两个译本对书名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杨译本选择直译――Dreams of the Red Mansions。而霍译本为了避免“红”给西方读者带来的文化歧义，采用回避策略，选择了另外一个书名《石头记》来代替――The Story of the Stone。

另外，霍译本在很多情况下都选择了用“绿”来替代中国的“红”。因为汉语里 “红”的意思略同于英语中的绿色或者金黄色。

此处霍译本考虑到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对颜色词汇附加含义的差异，为了使西方读者易于接受，采取了原语文化服从译语文化的做法。但这种翻译策略往往会给传达源语文化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目的性误读是在译者充分了解和领会了语言异质文化内容的前提下而言的。忽略了这个前提，此处的误读就同属于理解性误读了。

3 冲出文化误读的重围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集中体现了人类文化交流中的阻滞点和冲突之处。它的产生给民族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与破坏作用。那么如何才能冲出文化误读的重围呢？

文学翻译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增进各个民族之间的理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在文化融合的宏观环境下，“语言的归化，文化的异化的统一”就成了决定文学译本在译语环境里“能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策略”。④

从语言层面上来讲，不同的语言都具有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由于语言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应采取语言上的归化策略来进行翻译。

从文化层面上来讲，在一部文学作品里，语言是骨骼，文化是灵魂。在翻译原文文本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时，忠实地传递原语文化意象是译者应尽的职责。

茅盾认为，一个好的翻译者应该“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风格”。⑤两者的并存结合是具有可行性的。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化误读的总体解决策略也就应该以实现“语言的归化，文化的异化的统一”为目标。

总之，只有科学分析并正确处理文化误读这一客观现象，才能实现文学翻译的最终目标，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注释

①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②孟华.“移花接木”的奇效[A].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③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④何广军,柯文礼.从文化视域看《红楼梦》的英译[A].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C].刘士聪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⑤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