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文本中的因果逻辑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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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本细读是一个通过细读文本，不断地对文本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文本逻辑中最重要的便是因果逻辑。深入地对文本进行新的解读，就必须不断尝试探寻作家的笔墨安排和作品中人物的行为情感发生的原因。在文本细读方面，笔者认为有三个因果逻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写作目的决定作品的情节设计，作者自身影响文中人物，古典诗歌与小说等文学样式受其固有的创作规律影响。综合起来看，文本是作者的世界观与情感的流露，是作者“故意”的产物。

【关键词】文本细读 因果逻辑 故意

美国作家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写的《如何阅读一本书》提出了“主动阅读理论”，其核心是：“你在阅读时要提出问题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自己必须尝试去回答问题。”笔者觉得文本细读的要义也是如此。

文本细读，就是向文本的深部展开，而能够被深入探索的是两个方向的问题：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前一个问题指向于通过文本的细部解读，找到用来解释人物行为的信息，从而使文章在字里行间达到一种通透的程度；而后者指向对作家与写作的解读。

文本细读是一个不断细致化地研读文本从而对文本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细读有一种价值追寻，那就是不断地试图对已被解读的文本进行新的解构，并找到支持这种解构的逻辑。在实际的课堂中就表现为学生对文本的多角度提问，那些在教师备课中没有被解读的或者未能关注的部分，恰恰是学生提出新问题的地方。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往往成为语文教师文本细读的重要切入点。而文本细读的主要任务便是引导学生完成对这些疑问的因果逻辑的论证。在这种论证中，学生便加深了对作品、作家、写作的理解。

一、情节是由写作目的决定的

许多文本难以深入细读进去的原因是读者对写作目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比如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学生认为此文表达了对徐老师的敬慕与怀念。但依据此中心再去联系全文，学生又无法解决这样两个问题：（1）为什么前面要将徐锦澄先生写得如此不堪？仅仅是欲扬先抑？（2）为什么要写徐锦澄先生的“凶”？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关注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因当今学生与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距离，往往因为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的认知缺失，阻碍了对文本的解读。这个背景便是：“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国文先生也“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国文教育在当时地位是比较低的。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我们联系梁实秋的生平推断，他“十八九岁”时恰恰是新文化运动肇始之时，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的西方文化，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反映在此文中便是“国文教育”沦落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教育形态，国文先生的“敷敷衍衍”说明他们已经对此习惯成自然。但徐锦澄老师不同，他在“编教材”“课堂教学”“批作文”三个方面的努力与用心，恰恰说明了他对国文的那份挚爱。他正是因为爱，才有了对国文地位的忧，正因为有“忧与爱”，才有了对学生的怒，外化出来，便是他的“骂人”与“凶”。这样隐藏在文中的一个写作目的便呼之欲出了：同样喜欢国文的梁实秋表达了对国文地位式微的现实担忧，这种担忧不仅存在于他上学的那个时代，也应存在于他写作的当时。而徐先生为国文作出的巨大努力才是真正使之敬慕与怀念的。

再如杨绛的《老王》一文中，杨绛为什么要写老王给他们一家送香油和鸡蛋这一情节？鸡蛋和香油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和作者要表达“愧怍”有什么关系呢？文中展示了老王的生存困境：老王住在“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靠三轮车勉强活着，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老光棍”。这个情节发生在“”开始后，那时国家物资匮乏，再加上老王自己糟糕的生存状况，那么这香油和鸡蛋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老王为什么将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杨绛一家？虽然杨绛一家对老王的关怀与帮助非常微薄，只限于给过他一瓶鱼肝油治眼病和坐他的三轮车维持老王的生活，但这对于“乘客不愿坐他的车”的孤独又贫苦的老王来说，这种人生的温暖一直记在心中。所以珍贵的香油和鸡蛋恰恰表达了老王内心对杨绛一家的感激之意，更是他对杨绛一家所给予他的人生温暖的一种巨大回馈。而杨绛在接收这份礼物之时，并未真正体味出其中的珍贵和特别的意义，未能发觉当时已重病的老王内心的孤独感和巨大的感激之情。老王将其看得那么重，而“我”把这次送礼看得太淡太轻。所以结尾处“愧怍”二字就是杨绛对自我灵魂的解剖，这与“香油与鸡蛋”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的。几年过去，当杨绛重新思考这“香油与鸡蛋”对于“幸运”地活着的“我”的意义时，老王显得那样孤独、不幸。原来“我”从未真正走入他的内心。

二、作者自己和写作对象会有契合之处

一些作家往往在作品中会将自己的个性写入文本，会不由自主地在笔下的人物形象中暗合自己的影子。

如阅读孙犁的《亡人逸事》时，学生问：“天作之合”本意指旧制度下美好的婚姻，而从整个文章来看，夫妻之间生活艰辛，算不上美好，那么从哪里能看出是“天作之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天作之合”之义：这是作者对其夫妻生活美好的确认，也是对妻子的一种肯定，就是说妻子是他内心非常欣赏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怎么展示出来的呢？文中写了三件事：看戏、操持家务、买花布。这些事既描绘了其妻贤妻良母的形象，又展示了一个女子的心性美丽。“看戏”主要体现观念的“封建”。“封建”这个看似贬义的词其实未必不受作者喜欢，我们也能从“封建观念很重”联想到旧时女子的羞涩矜持。而婚后持家所选的“摘南瓜”片段则是少有的有趣生活，显示出妻子可爱的一面；最后以买花布事件体现了妻子的“含蓄”之美。“花布”是作者买给妻子的，妻子明明知道“花布”是买给自己，却偏问“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这是明知故问；而作者也明明知道妻子问话的真实意思，却回答“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啊”，这叫明知故答。花布是夫妻深情的见证，其妙在皆不点破又都心领神会。孙犁将自己对妻子的一片深情寄于对以往生活的碎忆中，不直接却又让人真切地体味，含蓄隽永，在娓娓道来中又让人止不住地为之感动。这样一个“含蓄”的孙犁和这样一个“含蓄”的妻子怎能不是“天作之合”？我们在认识到这样一个“含蓄”的亡妻形象时，不也见到了一个“含蓄”的孙犁吗？

再如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有学生提到：此文主要的写作对象是母亲，为什么文章前三段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处境。母亲比父亲小三十岁，二十三岁守寡，又是当家的后母。大哥比母亲大两岁，这样年轻的后母对继子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面对“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的现状，母亲只能隐忍。自古婆媳关系难处理，更何况面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儿媳？况且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去了丈夫的母亲在五叔面前自然是被轻侮的。所以文章的后半部分就是在强调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困境。回来再看作者的年少时光，为什么母亲不准他和“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因为这样的一个母亲是难以给孩子更好的保护的，是很难在与他人的争执中获得话语权的。“我”玩“掷铜钱”也被别人以“麇先生也掷铜钱吗？”这样的方式嘲笑。“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好像是“大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家庭的大男人看待；而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时，却遭到族里长辈的反对，理由是说“我”年纪太小。家族中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恰恰折射了“我”因丧父而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尴尬与困难。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处境艰难、内心容忍的母亲形象，却也很容易忽视作者胡适年少时的“处境艰难”与“内心容忍”，这一点与其母亲是相同的。

三、古诗与小说受其固有的创作规律限制

古典诗歌与小说的创作往往受其创作规律影响。小说与古典诗歌不如散文来得即兴，更强调写作规律对作品的限制。

比如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学生在理解诗歌时认为这首诗很简单，就是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情感。于是我追问道：“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就是说情语是通过景语来体现的，那么这首诗中的景语是如何与“思乡”的情语相关联的？”其实这个问题是针对许多人认为诗人在选取意象时只是随机而为这一情况提出的。既然“一切景语皆情语”本质上说明“情”主导了意象，也必定决定诗人选择了哪一个景，怎么去描绘，才能与特定的“情”相契合。诗的三四句“云霞出海曙”语序应为“海曙云霞出”，而“梅柳渡江春”的语序也应为“江春梅柳渡”，这两句与第二句中的“物候新”相承。而第四句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渡”字，到底是谁在“渡”？显然不是“我”，是“春”渡还是“梅柳”渡？其实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方式写了春渡过大江向北延伸，梅柳也随春的到来由南向北而绿。再联系作者的处境，此时他身处江南的常州，而故土却在江北之洛阳，想象春渡江北，心也似飞回故土。第五句“黄鸟”这一意象又是江南江北都有的一种鸟，所以更有一种外乡人在声音上所能感受的春意和故土情怀，而“绿”这一意象本身的特点是“无根”，不正如漂泊异乡的作者吗？再加上一个“转”字，恰能使人联想起自身“流转”的特点。所有这些意象的组织排列，使诗从第二句的“新”向第八句的“归”顺利过渡。举这个例子其实想强调，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是作者故意的。虽然从触发诗情的角度来说，也许是无意的；但进入写作的层面，诗人在选取意象上一定要“故意”，方能保持“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创作原则的顺畅实施。

同样小说创作其实也是小说家坚持了“故意”的原则。小说本质上逃离不了“真实的谎言”，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小说家是职业说谎者”，这就是说小说家认为在作品中“说谎”是必要的。如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老贝尔曼可不可以不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老贝尔曼在去为琼珊画那片叶子的时候一定想到自己会因淋雨而得肺病，他也未必想到在这一次的行动中会产生“杰作”。小说的结局“老贝尔曼死去，琼珊康复”，的确“出乎意料”。从小说的表达意义来看，这便是作家的故意。从小说的表达意义来看，小说家选定某个群体是特定的。如鲁迅写底层妇女祥林嫂，是为了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写知识分子吕纬甫是表达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如果结合此文所选择的人物身份，我们会发现，欧・亨利写老贝尔曼这个搞艺术的人，目的是在谈自己对艺术的思考――怎样的艺术作品才叫佳作？艺术与命运的关系如何？若老贝尔曼不死，其行为与作品就不足以打动读者，“常春藤叶”难以承载巨大的艺术价值；而“将美撕毁给别人看”永远在文学作品中给人以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但有时往往作家撕毁的是人的命运。艺术的成功与人生命运的悖论是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哲学命题。

通过对不同文本的细致解读，笔者渐渐发现，作家内心有自己对人生、社会和写作逻辑的一种理解，进而“故意”或下意识地传达了自身的情感和观点。读者在解读文本时也须不断追问：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个？质疑，再去探寻因果逻辑，文本的内涵便被不断地探掘出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