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清朝产业与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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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乾隆朝时期，朝鲜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客观地肯定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其北学派人士参加燕行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局面的方法。即通过对清朝产业与器物的详细考察与研究，找出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进而取长补短，导人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这个时期，他们基本认同满族文化，肯定中国重视实用的一面。所以，他们对清朝的描述趋于“乌托邦”化。

关键词：朝鲜朝使臣；清朝产业；清朝器物；朝鲜朝产业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45-007

收稿日期：2011－09－15

基金项目：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徐东日，男.吉林延吉市人，朝鲜族，文学博士，延边大学朝鲜一韩国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朝鲜朝北学派(朝鲜实学派的一支)人士来到中国时，正值乾隆朝的鼎盛时期，这时的中国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文化成熟、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生活富庶。与此相应，这一时期，“随着清朝与朝鲜朝士大夫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距离愈拉愈大，朝鲜朝士大夫在政治、经济方面更加肯定清朝的优越性”。因此，朝鲜朝正祖等人所关心的不再是清朝有无危亡之兆的问题，也不像前代国王英祖那样慨叹中原无“河清之报”。这一时期，正祖所关心的则是清朝的城郭濠池之制、市肆之制、漕轮之制，以及《四库全书》等文化事业。“利用厚生”之制是正祖最为关心的事情，他力主加以即时的推广。

正因如此，朝鲜朝北学派人士参加燕行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进而实现“富国裕民”的方法。具体而言，以朴齐家为代表的朝鲜北学人士通过对中国的车、船、城、甓、瓦、宫室、窗户、阶砌、道路、桥梁、畜牧、牛、马、驴、鞍、槽、市井、商贾、银、钱、田、粪、桑、果等事物的详细考察与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进而主张取长补短，导人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善劳动工具，改良操作方法，提高生产效益。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建筑建材等方面，都反映出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的独特思想。这些闪光的思想，主要收入在朴齐家的《楚亭全书》等“燕行录”著述中。下面，主要以朴齐家的《楚亭全书》为中心，分几个方面具体加以论述。

1.运输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兴旺离不开其交通运输业的支撑，因为只有保持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才能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经过对中国的多方考察，认为中国的货财之所以殷富，是由于中国商人利用各种车辆将当地的商品及时运输到了全国各地。这样，既避免了产品积压所造成

损失和浪费，使商品流通活跃起来；又缩小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国民生活趋于稳定。所以，他们认为利用车辆之便可以使货物交流变得十分顺畅，这是中国变得富饶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朝鲜民生、产业的贫困，都是因为“车不行域中”所造成，即各地的封闭局面是因为道路不通、车马不行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朝鲜“率皆山路”无法远行而造成的。而交通业的落后终于使朝鲜“岭南之儿不识虾盐，关东之民沉楂代酱，西北之人不辨柿柑，沿海之地以鲼鳅粪田”，这些“民生日用而不可阙”的商品“此贱而彼贵，闻名而不见”。对于朝鲜不用车的问题，人们总以为是由于朝鲜因地势险峻而不能通车。朴趾源针对这种借口回答道：

国不用车，故道不治耳。车行则道自治，何患乎街巷之狭隘、岭厄之险峻哉!中国固有剑阁九折之险、太行羊肠之危，而亦莫不叱驭而过之，是以关陕、川蜀、江浙、闽广之远，巨商大贾及絮眷赴官者，车毂相击，如履门庭，訇訇轰轰，

白日常闻雷霆之声。今此摩天青石之岭、獐项马转之坂，岂下于我东哉?其岩阻险峻，皆我人之所目击，亦有废车而不行者乎?由此可见，朴趾源认为朝鲜经济落后、百姓贫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流通不畅，而这一问题又主要是由“不用车”所造成的，如果车行城乡，商贾转输，百货流通，国不期富而富，民不期足而足。所以，朝鲜就应当积极引进中国的“车制”，以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朴齐家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各种车辆：乘车(太平车)、载车(大车)、独轮车等。他描述中国的独轮车道：

小商多用之，轮不包铁，差小而薄，舆前广后狭，可腋而驱。轮之半，出舆之上，随其形而裹隔如坐鼓，所以防泥。右悬木如弓，既载之后，夹而约于中，以代榈椭。又有如兀，附于辕后，行则常举，止则舆轮俱停，所以不倾。一人从后推之，重则一人在前，曳之如牵绳，可敌两马背之力。尝见四妇人，列坐左右，又载水东西各六桶；又尝见因风挂帆而去者，想与船同功。

而这种既轻便又灵活适载的车子，在朝鲜却根本看不到。因此，他们就力主朝鲜要学习这种中国的先进车制。他们认为学习中国的具体方法有二：一是派能工巧匠到中国去认真学习中国的先进车制，并对中国的车子加以仿制；二是对每年来往于朝鲜的中国官车、贸车，“令我人熟见，当为学之”。只要持续做到这一点，就必然会取得十分可观的功效。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十分注意“车制”，他介绍了各种车辆并详细记述了其结构、用处与特点。他描述“大车”道：

栽物曰大车。轮高稍逊于太平车，辐为廿字形。栽准八百斤，驾两马。八百斤以外，量物加马。载上以箪为屋，如船蓬，坐臣其中。大率驾用六匹。车下悬大铎，马顶环数百小铃，郎当警夜。太平车轮转，大车轴转，双轮正圆，故能匀转而行疾。

正因如此，朴趾源由衷地赞叹中国先进的车制：

诚以利生民之日用，而有国之大器也，今吾日见而可惊可喜者，推此车制而万事可征也。

他觉得，车制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富强与否。朴趾源通过对中国车制的描述，提出朝鲜应该改革商品流通的结构，为此最迫切需要引进中国的车制。

车虽说是当时相当便捷的运输工具，然而船这种运输工具却要比车更胜上百倍。朴齐家根据朝鲜三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强调发展海上运输业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国国小而民贫，今耕田疾作，用其贤才通商惠工，尽国中之利，犹患不足。又必通远方之物而后，货财殖焉，百用生焉。夫百车之栽，不及一船，陆行千里，不如舟行万里之为便利也。故通商者，又必以水路为贵。

在此，朴齐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自发生倭乱以来朝鲜造船业停滞不前的局面。他认为，当时朝鲜的造船技术相当落后：既不能多装载货物，又不能远航他地；与此相比，当时中国的舟船不仅坚固，而且负荷量也大，还能随波逐流，畅游远航。朴齐家对此记述道：

东潞河去燕京四十里，抱通州城，合玉河.而南入渤海。海运之入皆自此望见河口，百里之间，柁墙密于竹林，船旗上各书浙江、山东、云贵等号，闻山东督抚何裕城运领小米三十万石方在船中，……其船大而丽，使臣及余与懋官登焉。船长十余丈，……桥板滑而弯动升降，

可惧。

那么，中国和朝鲜为什么会在货船装载量方面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呢?除了如上所描述的船体的大小差异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装船之法有所不同。即：

中国装船之法，纵用长板，横用短板，刨平如镜而复造焉。缝隙粘衬油灰、沥青，凡盛米谷皆直泻于中，覆以横板下为仓库，上即人所处者，皆板层或层楼，楼上又可贮物，虽津渡无屋，小船亦必有横板如轩。大约彼船如今象戏局面，我船如双陆局内。我国既失全车之利，又不尽舟船之用，无论运船、津船，隙水常满。舟中之胫如涉川，然舀而弃之，日费一人之力，载谷必用编木铺其底，而居下者犹患腐湿又无上轩下仓之法，人身器什限舷而止谷用，蒿包囊以蒿索一斛之载，恰容二斛或有篷而短甚。

由此，朴齐家明确主张应该虚心学习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建造出像中国的船只那样又大又结实的船舶；努力发展水上运输业，开辟以汉江为中心的遍布京畿、忠清、全罗、黄海道的泛江交易，进而开通中国的水路；以朝鲜的绵布、海产品换取中国的绸缎、药材等，并以贸易为舞台，开展更为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朴齐家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实行锁国政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来说，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意见。

2.建筑、建材

朝鲜朝北学派人士在他们的“燕行”作品中，较多地记述了都市及乡村的建筑。这些建筑大体包括民居、寺庙、市铺、店舍、桥梁、皇宫、陵墓等。作为文化的一种空间表象，它们往往包蕴着中国建筑文化的不同内涵。通过这些建筑样式或建筑构件，也能看出朝鲜北学派人士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建筑形象的。

首先是住房制度。他们对中国的住房制度评价较高。他们称道中国房屋相对于朝鲜房屋的“疏陋”，显得宽大坚密与敞亮。譬如，洪大容曾写道：

公私屋宇，比我国穹崇倍之。皇城内外，纯是瓦屋，如沈阳、山海关等，大都邑亦然。其余小小村店，瓦草参半，其草屋亦弘壮坚致，绝不类我国店幕之疏陋。京外诸铺，往往为簟屋架于檐前，亦轩敞可坐也。……屋制，盖取方直，四面为屋，空其四维，墙以承之架。甍横直，无回廊曲折，中屋而为门，环四壁而设炕，高足以踞坐，广可以卧短人。炕下铺砖，椅、桌、灯台、火盆之属在焉。

他们也称道中国房屋的高大、规准、平直、均衡与有层次感。譬如，朴趾源在《热河日记・渡江录》中详细描述与评价了汉族民居的特点。他在“二十八日”这一条中写道：

又入一宅，其壮丽，更胜于康家，而其制度大约皆同。凡屋室之制，必除地数百步，长广相适，铲划平正，可以测土圭安针名盘，然后筑台。台皆石址，或一级，或二级三级，皆砖筑而磨石为凳。台上建屋，皆一字，更无曲折附丽，第一屋为内室，第二屋为中堂，第三屋为前堂，第四屋为外室。外室前临大道，为店房，为市廛。每堂前，有左右翼室，是为廊庑寮厢，大约一屋长必六楹、八楹、十楹、十二楹。两楹之间，甚广，几我国平屋二间，未尝随材短长，亦不任意阔狭，必准尺度，为间架，屋皆五梁或七梁。从地至屋背，测其高下，檐为居中，故瓦沟如建瓴，屋左右及后面，无冗檐，以砖筑墙，直埋椽头，尽屋之高。东西两墙，各穿圆窗，面南皆户，正中一间，为出入之门，必前后直对，屋三重四重，则门为六重八重，洞开则自内室门至外室门一望贯通，其直如矢。所谓洞开重门，我心如此者，以喻其正直也。

由朴趾源的上述文字看，这栋住宅在建筑的格局、方法上都充分体现着汉民族建筑文化的传统。譬如，台阶的设置，不仅具有防潮、高畅等实用功能，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积土为台的建宅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老子・六十四章》中曾记述道：“九层之台，作于累土”。可见，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使用这种建筑方法。这种积土为台建宅之积土，具有象征积德的文化内涵，有台必有阶，有阶必登高，因此登阶又有象征上进的文化内涵。内室、中堂、前堂、外室、左右翼室、廊庑寮厢的格局设置，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而且也隐含了闳深、隐秘等文化内涵。至于“洞开重门”，也正如朴趾源所评价：“以喻正直也”。高大闳深、整齐规正的住宅，不仅具有一定的美感，而且也往往寄寓着一种人生观。可见，许多建筑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象。

他们还称道中国房屋建造技术的精密。在器物方面，洪大容首先注意到建筑和住房，中国的建筑令洪大容大加赞誉，他写道：

东南角有楼二檐，日文昌宫。登之见内外女墙，其广可驰十马，铺砖平阔如砥。倚女墙睨望西北，折方中矩，弦直中绳，如磋如削，无半点歪斜，华人作事每如此。小县如此，知京城之雄丽无可言矣。

城面砖筑已毁，而内筑有秩，然新完者有两层俱毁者，其中土筑极坚，凿之如凿石，其商功之精审可见也。

另外，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对中国的桥梁建筑也做出很高的评价：

今清家数幸盛京，故自永安桥编木为梁，以御潦淖，而至古家铺前始止。二百余里之间.一梁为路，非但物力之富壮，木头无一参差，二百里两沿，如引一绳，可见其制作之精一矣。故民间寻常制作能相视效，规模大同。德保所称大国心法最不可当者，正在此等也。今此梁路三岁一改。

从上文可以看出，洪大容和朴趾源这两位北学派人士都交口称赞了中国建筑技术的精密。

其次是砖。砖作为一种建筑材料，也是朝鲜北学派人士极为关注的对象。他们普遍认为，由于朝鲜人长期以来缺乏长远的观点，只知道应付眼前的事物，所以，许多人终身居住的房屋也只是“蜂房蚁穴”，“我国千户之乡无一方正可居之屋。立不削之木于不平之址，以索缚之，不问斜正”。而中国人则不同，他们从城郭、宫室、仓库到阶庭都用砖瓦加以垒就，就如同大厦耸立，既坚固而又省费用。砖瓦是用“不尽之土”和“不穷之薪”烧制而成，因此，也是取之不尽的物质。从《热河日记》看，清乾隆时期中国的制陶业的发展很可观，哪怕是位于关东边陲的辽东也是如此。朴趾源在《渡江录》中写道：“数家相聚，必有一座大窑以烧砖。”在“燕行”作品中，一般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在描述中国房屋时，往往注重于中国建筑的式样、美观、清洁与否等问题，而几乎忽略掉对建筑材料的记述。而朝鲜北学派人士的做法却与之不同，他们在关注居室的同时，以其敏慧的目光表示其对中国建筑材料的关注。譬如，朴趾源就考察了乾隆年间盖房用砖的规制、用法。他记述道：

为室屋专靠于甓。甓者，砖也，长一尺。广五寸。比两砖则正，厚二寸。一匡拓成，忌角缺，忌愣剜，忌体翻，一砖犯忌则全屋之功左矣。是故，既一匡印拓而犹患参差，必以曲尺见矩，斤削励磨，务令匀齐，万砖一影。”

然后，他还讲述了利用砖头建筑房屋的方法：

其筑法，一纵一横自成坎离，隔以石灰，其薄如纸，仅取胶贴，缝痕如线。……大约立屋，砖功居多，非但竞高筑墙，室内室外罔不铺砖，尽庭之广，丽目井井如画横道。屋倚于壁，上轻下完；柱入于墙，不经风雨。于是不畏延烧，不畏穿窬，尤绝雀鼠、蛇猫之患。一闭正中一门则

自成壁垒城堡，室中之物都似柜藏。由是观之，不须许多土木，不烦铁冶墁工，甓一燔而屋已成矣。

在此，朴趾源对砖的大小、筑法及其实用功能都作了详切的记述与评价，总结出中国建筑制度的实用性和简便性就在于使用了“砖”，进而在对朝鲜的泥土建筑与中国的砖瓦建筑的优劣比较中得出了砖结构的房屋是理想的建筑范式的结论。

朴趾源在《渡江录》中，还比较分析了中国用砖筑城与朝鲜用石头筑城的优劣，充分肯定了作为新兴的建筑材料的砖的作用与长处。就中国的砖而言：

夫砖，一函出矩则万砖同样，更无费力磨琢之功；一窑烧成万砖坐得，更无募人连致之劳。齐匀方正，力省功倍，连之轻而筑之易，莫砖若也。

就朝鲜的石头而言：

石灰不能贴石，则用灰弥自皲坼，背石卷起，故石常各自一石而附土为因而已。砖得灰缝，如鱼膘之合木、硼砂之续金，万甓凝合，胶成一城。故一砖之坚诚不如石，而一石之坚又不及万砖之胶。

上面，朴趾源通过比较分析中朝两国建房的主要建筑材料――砖与石的利弊，认为无论是其制作与使用建筑材料的方法，还是建筑材料的实用功能，结果都是砖胜于石。为此，朴趾源继续详细考察了燕行途中的砖窑，记下了“数家相聚，必有一座大窑以烧砖，范印晒曝，新旧燔烧，处处山积，盖为日用先务也”。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砖窑在结构、运营、工料等方面都远胜于朝鲜。其结果，在朝鲜燕行使臣眼里，砖结构的建筑也就成为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表征。

再次是瓦。朝鲜北学派人士还对中朝两国不同的铺瓦方法作了对比分析。譬如，朴趾源指出：

其(中国的)盖瓦之法，尤为可效。瓦之体，如正圆之竹，而四破之，其一瓦之大，恰比两掌。民家不用鸳鸯瓦，椽上不构散木，直铺数重芦簟，然后覆瓦。簟上不藉泥土，一仰一覆，相为雌雄。缝瓦亦以石灰之泥，鳞级胶贴，自无雀鼠之穿屋。最忌上重下虚。我东盖瓦之法，与此全异，屋上厚铺泥土，故上重；墙壁不砖筑.四柱无倚，故下虚；瓦体过大，故过弯。过弯故，自多空处，不得不补以泥土，泥土厌重，已有栋挠之患，泥土一干，则瓦底自浮，鳞级流退，乃生罅隙，已不禁风透雨漏、雀穿鼠窜、蛇缪猫翻之患。

在此，朴趾源认为，房屋建筑“最忌上重下虚”，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盖瓦之法比起朝鲜更为科学。即中国房屋的房顶上“直铺数重芦簟”、“簟上不藉泥土”，所以“上轻”；而朝鲜房屋的房顶上则是“与此全异，屋上厚铺泥土”，所以“上重”。同时，朝鲜的房顶由于“瓦体过大，故过弯。过弯故，自多空处，不得不补以泥土”，而瓦与瓦之间的“泥土一千，则瓦底自浮，鳞级流退，乃生罅隙”，结果就导致房顶“不禁风透雨漏、雀穿鼠窜、蛇缪猫翻之患”。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盖瓦之法为“一仰一覆，相为雌雄。缝瓦亦以石灰之泥，鳞级胶贴”，结果，自然就没有“雀鼠之穿屋”的弊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建筑材料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建筑方式的变更，并给予建筑文化以全新的景观。朝鲜北学派人士大力呼吁用10年时间将朝鲜的楼台、城郭、桥梁、坟墓、沟渠、堤堰等建筑物全部改成砖瓦结构，这真可谓是一个宏伟的设想。

3.农业与民众生活在当时追求社会客观真实的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眼里，朝鲜“事事不及中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朝鲜在“衣食之丰足”方面“最不可当”。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饮食方面。朴齐家指出：

中国之民虽荒村小户，率皆灰筑数间之库，不用斛包，直输谷于中。或全库、或半库、或环簟于屋中，如大钟高楼于梁梯，而下之多者可百斛，少者不下二三十斛，往往一室之内有数堆焉；我国小民之生，皆元朝夕之资，十室之邑日再食者不能数人，其所谓阴雨之备者不过蜀黍数柄、番椒数十，悬之于蓓屋烟煤之中而已。

在这些文字中，作者比较分析了中朝两国在粮仓数量、库存量方面相差悬殊的情况：在中国粮仓里，装满了“多者可百斛，少者不下二三十斛”的粮食，结果是粮丰仓满；而在朝鲜，有些人甚至“无朝夕之资”，所能吃到的不过是“蜀黍数柄、番椒数十”而已，这就必然造成粮尽腹饥的不幸局面。

其次，在穿戴和寝具等方面。朴齐家指出：

中国之民率皆服锦绣、寝氍毹，有床有榻。耕夫亦不脱衣，皮鞋束胫，叱牛于田。我国村野之民岁不得木棉一衣，男女生不见寝具，蒿席代养子孙于其中。十岁前后无冬无夏而行，更不知天地之间有鞋袜制焉者皆是也。中国边裔之女无不傅粉插花、长衣绣鞋，盛夏之月末尝见其有跣足焉；我国都市之少女往往赤脚而不耻，着一新衣人已睽睽然，疑其为娼也。

在这里，作者比较分析了中朝两国民众的生活状况，相对而言，中国民众生活富足、穿戴华丽，而朝鲜民众则衣不遮体、睡无床榻，生活十分拮据和贫穷。

最后，在文化氛围或商业气氛等方面。朴齐家指出：

中国无京外之别，其大都会如江南、吴、蜀、闽、粤之远，而其繁华文物反胜于皇城；我国都城数里之外风俗已有村意，盖其衣食不足，货财不通，学问惑于科举，风气限于疆域，见闻无由而博，才识无由而开也。若是而已，则人文晦而制度坏，民日众而国日空。

在此，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发达、文化进步，处处呈现着一派繁华的景象；而相对的，朝鲜则由于商业不够发达，固守陈旧的思想传统，所以就造成了“人文晦而制度坏，民日众而国日空”的惨淡结果。而要改变这种“彼之谷已米，而我方不及割焉；彼之织已成，而我方不及缫焉；彼之绵已弹，而我方一月之后与之齐焉。中国之人方驰骋戈猎以为乐，而我方园有果而不暇收山，有樵水有鱼而不暇渔采，百艺怠荒有废而无修日”的局面，使人们尽快致富，就必须迅速引导他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他认为具体做法有两个：一是要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之法，即“未耜沟洫粪壤之法”；二是要向中国学习先进的纺织之法，即“取蛾之法与饲之之法、缫之之法、织之之法”。

4.工业器物与文化器物不少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燕行使臣)在他们的游记中，曾无限羡慕地详细描述了他们在华期间所耳闻目睹的清朝在造纸、纺织、冶炼业等方面的器物之制。他们通过将此与朝鲜的工业器物制度相比较，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敏锐地认识到造成朝鲜贫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技术的落后。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燕行录》中，积极主张向中国学习并导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手法，改革朝鲜的劳动工具，改进朝鲜传统的操作方法，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益的目的。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朝鲜人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的梦想。

朝鲜朝北学派人士最为关心的器物，首先自然是作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标志的铁器。朴齐家曾在《楚亭全书》中详细记述了中国用于锻铁炼钢的燃料――煤，他写道：

中国锻铁皆用石炭，石炭力猛能炼钢铁，故其兵器、农器坚利倍我，或有贸来于我，而遏伤则不能改锻。闻端川、杨根等地出石炭，凡装车轮、造农器当就用之。在此，他将中国的“兵器、农器坚利倍我”的原

因归之于使用了钢铁这种坚韧的原料，而锻铁炼钢的燃料则是中国所独自使用的燃料――煤(石炭)。这样看来，在锻铁炼钢方面，石炭这种燃料的确比木炭或其他燃料的火力都要强许多，所以，中国“凡装车轮、造农器”的钢材都要使用石炭。而用石炭锻造的钢材则十分结实耐用。譬如，就当时中国人所经常乘用的太平车而言，“轮高及肘，三十幅共一毂，枣木团成，铁片铁钉围遍轮身”。因而，整个车轮就显得相当结实耐用。再譬如兵器：

鸟铳，铁筒甚长，比东制加三之一，杀其末几半于本径，木室甚短，前足以持筒而已，偃其柄颇长，临放夹于右腋。铁杖用真铁，室有系，贯臂而倒担于背。盖鸟铳之利，专在于长筒，而今为中国之利器。又能马上装放，捷于弓矢，则技击之威猛可畏也。

在此，洪大容着重介绍了中国鸟铳的结构、特性与长短等，同时，他还通过将中国的“鸟铳”与朝鲜的“鸟铳”相比较，高度评价了中国兵器增长铁筒的优点。

朝鲜朝北学派人士还十分关心中国的文化器物。在燕京期间，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结伙到琉璃厂购买古玩、书籍。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观察到其柜台上陈列着的各种贵重的书画作品以及装帧精良的书籍。朴齐家曾描写道：

琉璃厂左右十余里及龙凤寺开市等处，骤看之，璀璨辉映，不可名状者皆彝鼎、古玉、书画奇巧之属，其宝真品亦罕见矣。……吾于是知中国之为文明之薮也。

他们尤其对其中的文房四宝表示关注：

我国之笔毫内外齐，故一秃则秃而已；中国之笔内毫渐缩而外毫渐出，愈久而尖愈锐。我国之墨逾年已不光，再年则磨不得胶已固矣；中国之墨愈久而愈宝。东坡所谓“非人磨墨墨磨人”者，是也。我国之书编以彩绳，如琴小弦者而恒绝以急，张而不弛故也；中国以双丝缚之亦足，故余常藏中国书，非弊不敢改装，以其费而反害也。

在此，作者从笔毫、墨、书籍装帧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中朝两国在文化器物方面工艺水平上的悬殊差别。

朝鲜朝北学派人士还详细描述了中国工厂的生产景象。譬如，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就记述了前屯卫一家毳帽厂的生产情况：

我国所着毳帽，皆出此中。共有三铺，一铺为三五十间，铺中所造，工人不下百人。湾商已充斥其中，为约帽回，还时输出也。……造铺者皆脱衣工作，手若风雨。我东银货半消此铺，则铺人各定主顾，湾商之来必大治酒食以接云。

由此可见，在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眼里，中国的不少手工业工场已经像今天的工厂一样，在雇佣着上百个工人进行着生产和加工贸易。“这种大规模的雇工生产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它是当时的中国商人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加工优势，通过雇工劳动，并与外商接洽贸易的生产、推销而赚利的新兴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生产与经销一条龙的商贸活动、生产活动，无疑是当时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形式的商贸活动。而铺主的这种生产管理方式，是在商业文化中值得人们称道的一种方式。像这种雇工经营的方式，在《燕行录》中也有很多记述。当时的商人在进行规模化生产时，十分讲究纪律，力求对工艺加以保密，以此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譬如，朴趾源在《黄图纪略・琉璃厂》中写道：

今为厂，造诸色琉璃瓦。砖厂禁人出入，燔造时尤多忌讳，虽匠手皆持四月粮，一入毋敢妄出。

当然这种厂纪的严明，也不乏存在着工艺保密的因素。

由上可见，朝鲜朝北学派人士把农工商等实事当作自己学问研究的首要对象，并用关心和研究实事的行动来表现出对空理空谈的朱子学的轻视。北学派思想家在将朝鲜与中国相互对照进行考察时发现，朝鲜的农工商诸事都落后于中国。为了改变朝鲜的落后面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主张。首先，他们力主从中国引进先进的实用技术。每年选拔10名有经纶才技之士派往中国，“或买其器，或传其艺”，并将其“器”与“艺”引进国内，“设局以上教之，出力以试之”，并给予每个人三次人清的机会，按其功之虚实加以赏罚，对三人而无效者，黜之而改选，如此坚持10年，将中国的种田、养蚕、水利、用甓等技术全都学到手。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现实而行之有效的主张。其次，他们不仅主张要主动走出去，还主张要积极将别人请进来。他们认为：在中国钦天监工作的西洋人“皆明于几何，精通利用厚生之方”，应将他们招聘进来，让朝鲜的年青人学习天文历学、农桑、医药、建筑、采矿、造船、武器等科学技术，如此数年，必收大效；同时，厚待停靠海口的客船，“学其技艺，访其风俗”，增长见识，“知天下之为大，井蛙之可耻”。他们这种积极学习西方科技的态度，在18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日本都是十分少见的。尤其是国王正祖，于1786年1月下令禁止从清朝购入有关书籍；又于1788年8月，下令收回并烧掉已流入汉阳的西洋书籍。在这种极为险峻的历史环境下，朝鲜朝北学派人士如此积极地坚持招聘西士和千方百计学习西方科技，这实在难能可贵。

总之，由于长期以来“清朝对朝鲜采取了以恩为主、辅之以威的政策，从而对于促成朝鲜对清朝政治立场的转变、对于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宗藩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加上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具有了到中国实地考察的机会。这些因素复合到一起，就促使朝鲜朝燕行使臣得以通过燕行，对中国的车、船、甓、瓦、道路、畜牧、商贾、粪、田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通过自己所撰写的文字力求让朝鲜人承认本国文化的落后，进而取长补短，积极学习中国文化。这个时期，他们基本上认同满族文化，肯定中国重视实用的一面。所以，他们对满族社会的描述尽管“没有完全褪去其否定的色彩，但毕竟在朝鲜人的文本中，已经很少使用”比较负面的词汇，因而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以满族为主导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趋于“乌托邦”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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