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十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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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五月卅一日(五)

老沈上楼来，说杨丽华在他遭到最大麻烦的时候，是很帮了些忙的。大概后来对杨丽华的简任，正是缘乎此吧。

午间访劳祖德先生。早听老沈说起，劳一向口讷，若去拜访他，一定是相对无言，只微笑而已。今日初访，方知大不然。虽然表达能力并不好――出言极慢，时或停顿――但一个小时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听他讲。我引出的话题，都是他乐于回答的。

他点校了《海藏楼日记》，约二百万字，已看过清样，不知中华书局何日能够出齐。他对郑孝胥是特具一种“理解之同情”的，听他详细道来，也确有道理。

本来酷爱文史，怎么会搞了一辈子财务?原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番阴错阳差：小学毕业后，去报考杭州的浙江第四中学(专收宁波生)。不料彼时正起，招生工作未如期进行。不知所措之际，听得房东说，一所商业职业学校此刻正在进行招生考试，遂急急赶往。而一堂已考毕，正在考二堂。恰好主考先生是小学时的一位老师，于是让他先赶快考二堂。然后又补了一堂，结果考取。六年过去，即将毕业之时，上海中国银行要学校保举三名高材生考练习生，谷林先生为三人之一。一举考中，但学校的国文老师认为他若不上大学太可惜了。与母亲商量的结果，却是违愿的――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弟妹四五个，半工半读虽可不必为家庭增加负担，但家中实在是需要他来负担。而入中国银行工作，就如同有了铁饭碗，三年之后，月薪五十元，就可养活一个八口之家了。于是只得遵从母愿，虽然内心是非常非常难过的。解放后，一位朋友将他调到北京，在新华书店总店，仍做会计工作。当时在上海的工资是一百多元，调京后仍拿高薪，是一千斤小米，令别人都感到惊讶。因调动之时他曾向朋友提出，由于家庭负担重，调来之后希望工资不低于八十元，朋友保证说没问题。以后合并到文化部，那时弟妹皆已自立，于是他一连打了三个报告，要求调到中华书局去做校对，哪怕降低工资都没关系。可是领导找他谈话说，要服从工作的需要。要求不能批准，只得作罢。一九七五年从干校回京后，归入文化部的留守处。留守处颇不愿意“留守”他们这类人(年纪已不轻，工资又高)。适逢中国历史博物馆准备清理一批解放初期从故宫接收的文物，成立一个文献组，由许珏民推荐，把他借调到那里。一年以后，文化部要调他到《诗刊》做会计工作。于是又经历一番曲折，最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出面，终于把他调了来，专意做文献整理工作，一直干到一九。“这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时期”。可是，大半生都在做着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工作啊。

辞出后，往范老板家。他用今年为《读书》设计封面的一百元稿费请客，名为《读书》家宴。在座尚有负翁、倪乐、李庆西。席间负翁又称我作“当代的柳如是”，“就是脚大了点，再有是不会喝酒”。

饭后，喝罢咖啡，负翁又来“檑柿楼”中小坐。他说，对于这里的乱，是早就想到了的，“我想柳如是的房间也一定很乱”。

往人教社，将黄墨谷《唐宋词选析》送还张先生，并将凌先生所交扇面一并送上。

往铁道部。

午前志仁住进北大医院，准备切除颈下的一个小瘤。

晚间乘21次车往上海。硬座票和卧铺票都买不到，只好托付志仁在光大公司订了两张软卧票。

八点钟，与小航依依惜别后，即往朝内。倪乐已等在那里，许师傅也将书取来，遂乘车往火车站。时间尚早，因入软卧候车室坐候，至此一切顺利。孰料上车之际，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骤然间从“贵族”降为“草民”――软卧车厢的列车员一见我们，便立起眉毛，要查看工作证。验罢不容分说，拒绝我们上车。找到一位列车长，他的周围早是一群人，正在为此争辩不休，恨不得磕头作揖。一切手段使尽，只是不允。堂而皇之抬出“铁道部规定：非十四级以上行政级别者一律不准坐软卧”。倪乐情急生智，撒一个弥天大谎，说我是孕妇，却仍是打不动这位铁石心肠者。不得已怏怏挤上硬座车厢，座位早没有一个，过道里也挤满了人。幸有两大包书，一人一包，蜷缩在门洞，真是丧气到极点，不知怎样才能熬过这漫长的旅程。

直到十二点钟，列车长走来，说：“你们中间有一位孕妇吗?”急忙顺着谎再扯下去。于是被领到餐车，说是特殊照顾，明早六点钟以前必须离开。想想更多的改善已是无望，这也算是不幸之幸，便觉安心，谁知又有“幸福”在后头――一点半钟时，竟又为我们安排了两张卧铺，如长征一般在一个一个车厢里攒行，总算睡到了铺位上。

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卧铺根本不满，早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此时此刻，对那位列车长，真不知是该感激还是该怨恨，他作弄人也作弄够了。不过大权在握，若硬是不给你卧铺，又能怎样呢?

听到床下一伙人玩扑克，有一方输得极惨，于是不知从哪里寻出一条“规定”，说输光了的一方可以造反，于是真的造起反来，惹得另一方大怒，遂唇枪舌剑，呶呶不休，不知究竟如何。但这一条扑克规定倒很有些政治色彩，只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了，纵观历史，不到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是不会造反的，因此也就忍得住各种各样的气。

十月六日(日)

事情却远未完结，软卧的票钱需由列车上的人出具证明，到上海站办理退票手续，才能拿到。只这一张证明，又把人折腾得肚肠都要断。在数节车厢内五次三番地长征，被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理由耽搁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其实不过服务台上一位列车员的举手之劳，却又要这样作。真的是孕妇，怕早就流产了。证明开好，又告知：须由站台上的货运值班员签字方能生效。人海中，却又到哪里去找这位值班员。幸蒙所在车厢的一位列车员好心相告：从软卧车厢下车，定能找到，遂又心神不定早早坐到那里。车甫一停靠，便疾扑下去，谢天谢地，好一位救命星果然就站在软卧车厢门前，总算是挥笔签上大名。急急出了南二站口，奔行到南一，陆灏早早等在那里(他说两点钟就来了)。接着，又须往二号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好容易挤进人丛，窗口内的办事员像抄金刚经一般抄写了整整三十分钟，才算完事。拿到手一看，原来不足三十个字。至此，这一场劫难才算完结。

陆灏将书用自行车驮走。遂与倪乐乘出租车往上海政协的华夏楼招待所。条件很好，已是十分满意(日收费23元)。

洗涮毕，一同出门，乘24路车至文化广场。倪赴约，我往黄裳家中。按照倪乐指点的路线，东摸西摸，昏暗中，总算摸到了153号。黄先生正坐在临窗的一盏台灯下，眼前展开的一本书是《鲁迅全集・日记》。黄似不擅言辞，我便更觉发语艰难，要问的很快就问完了(伦明手稿中几首缺注的诗)。四目相对，有片刻的沉默，黄说：“请你看看书吧!”于是从床头柜

中的抽屉里取出钥匙，打开一个大衣柜的门，拿出了一大摞他视以为珍秘的藏书：有《吴骚合编》、《西湖梦寻》、《西厢记》、《弹指词》、《今词苑》、《岳庙名贤诗》及张宗子的手稿本等十余种，书前书后均有他墨笔书写的长跋。书多系他自请人装池，故极精好，若杨成凯得见，当会有内行的评价。

八点十分告辞，黄送至门口。

回到寓所，看电视系列片《豪门恩怨》。

十月七日(一)

一夜窗外车声不断，昏昏沉沉睡去又醒来，天已蒙蒙亮。

与倪乐同往“甜心”吃早点(三个包子：蟹黄、冬菜、豆沙)。

饭罢回到寓所，候至九点整，往十楼大会秘书处办理火车票事。

九点四十分出门，往辞书出版社访程兆奇。在楼道的硬木座椅上聊了半个多小时，起身告辞。程执意要送至车站，竟在车站又一聊半个多小时，待乘上车，已是十一点二十五分。

到达文汇报社，整整十二点，比事先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小时。陆灏和褚钰泉早已等在那里。尚未落座，褚即吩咐备饭。不一时盒饭买来，捧在手里，沉甸甸的，量可真不小，不过一半吃下去，就已饱得不行。饭后商量一下会议安排，又闲话一回，即往上海书店。

与经理胡建强联系妥当，便进入书库看书，匆匆浏览一过，似无佳秘之册。偏偏管库的人说今日有事，要提前下班，只好草草结束――尚有大半未及寓目。

继往愚园路，访施蛰存先生。与黄裳先生极宽敞的居室相比，施先生的寓所甚觉逼仄，大约三代人同居一处。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已失聪，故与之谈话颇感吃力，近乎大声叫喊。请他为《读书》写稿，他说怕给《读书》惹麻烦，还是不写为好。

小坐之后，辞去，乘车至四川中路。在一家西餐馆吃晚饭，一份虾仁浓汤，一份沙拉，一份炸猪排，猪排只吃得一半，便已饱极。

回到文汇报社，待陆灏画好版面，同往其居取书。小小一间房，一半的天地是书，写字台上一瓶鲜花，但已枯萎，收拾得倒还洁净。

返至华夏楼，见倪乐与老沈等在门前，说是换了房间。一起进去，老沈迫不及待问及邀请名单。对邀请的几位老先生大光其火，然而种种矛盾，种种牵扯，事先我却一概不知。当日他又并无一言相嘱，这种责备，实在毫无道理。但也不好多讲，否则更惹其怒，好在只是一阵雷霆，过后也就雨霁云散。洗涮罢，就寝，已时过午夜。

十月八日(二)

清早起来，与沈、倪一起往泰兴路电话局给辛丰年打电话，然后去吃早点：一人一两生煎包。

继往辞书出版社，邀程兆奇参加下午的座谈会。九点半到文汇报社，与陆灏到“东海”买会议所用的点心。

十一点钟在称心酒家午餐，《周报》做东，宴请《读书》。菜极精致：鲜虾、螃蟹、武昌鱼、鳝鱼，等等，都是很难得的，只是全不对胃口。诸钰泉深感不安，特嘱饭店经理加了一款炸猪排。

饭罢回到报社，已陆续有与会者来。一边布置会场，一边招呼来宾。

两点钟开始，老沈主持，发言算得踊跃。好话居多，却非浮泛之辞，而确为关切之言，令人动情。只是钱春绮先生提出今年那一篇《一本没有翻译过来的书》不免言重，老沈的脸色有些不好，幸陆灏马上接过话题辩难，引出吴岩先生的一番话，算是解了围。今与胡晓明、何平、杨自伍、钱春绮、吴岩、周劭等皆为初晤，只是这样一种会议形式，却不及一一交谈了。

散会后，往上海老饭店赴邓云乡先生之邀。原来是周颖南作东，举办一次“愚园雅集”，都是海上的一批老先生：顾廷龙、杜宣、陆谷苇、孙道临、王辛笛，等等。分为三桌，分坐两问，一时也记不住许多名字。周在新加坡经商，颇喜结交文人，附庸风雅，出资出版了几本书，过几天要到北京去开新书会。饭菜丰盛而考究，虾、鳗鱼、鳜鱼、海参、鱼片，等等，总有十几道吧，还有三四款小点心。

八点散席，徒步行至十六铺港。时间尚早，候船室已是座无虚席，遂踱入一间茶室，但招待员立即走来收费，交了两元钱，谢绝了茶水，于是送来一碟瓜子。亦无此兴，只喜进到茶室，可享受提前上船的待遇。手中握的是一张五等舱散座票，要靠陆灏的父亲开给货运员黄慧珍的一张条子去交涉卧铺。上船后，未费周折便找到黄，递上信，二话未说，迅速办妥一应手续，补了一个三等舱。十点钟开船。

十月九日(三)

昏昏沉沉睡去，昏昏沉沉醒来，时为凌晨四点钟，却再也无法入睡，干脆起来看书。停靠在南通港，已是五点四十分。下船，乘一辆“嘣嘣”，至解放新村路口，打问到一排五幢。

叩门，见到严格先生，是六点半钟吧。不计厨房，只有两间小小的居室，一切都极简陋。唯一一件称得起贵重的，是靠墙的一架钢琴，却又用一块破旧的布覆着。一张琴凳，上面放了一叠乐谱。眼前的“辛丰年”，完完全全是一副复员军人的模样：花白的头发上一顶草绿色的帽子，矮矮的身躯，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衣。原来正是一位复员军人：一九四九年参军，南下到福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回到南通，现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但政策始终未能完全落实，故住房迟迟得不到改善。因出身地主，“”中受了不少苦(到一个矿上去挖煤)。妻子病故，彼时孩子都还很小，因为他四十岁才结婚。二十年来，就由他一人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带大。现在大儿子在复旦大学读贾植芳的博士生(名严锋，生于学雷锋的年代)，小儿子电大毕业，目前在一家工厂做仓库保管员。

彼此谈过身世经历之后，就谈历史，谈音乐，谈书法，各类话题穿插跳跃，无所不谈，几无间断。

十一点钟，和他一起南下的两位老朋友也来了。皆是古道热肠，性情中人，谈甚洽。其中一位的儿子，又送来了船票。午间，先生提议到外边去吃饭，我说，就吃我带来的点心吧(会议上发的一份)。于是泡上茶，每人吃了两块点心，而谈话始终在进行中。

午后一时半，步出门，沿河而行，往张謇故居，乃是一座很有气派的小洋楼。但并未进行专门保护，而是一直被几个机关单位占用着。前行，是张謇当年兴办的通州师范(王国维曾在此任教)，但现在已成一座工厂。南通环城皆是水，因此风景很是优美。市政建设的基础多是张謇当年的劳绩。

三点半钟回到严居，先生执意要将我送到港口。四点二十分，互道珍重而别。至此，整整谈了十个小时(其间很少停顿)。真是口舌干燥，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严先生是一位极忠厚、极诚笃之人，有古君子风。

四点半钟起锚，到达十六铺已是晚间十点半。乘出租车至华夏楼。洗涮毕，已至午夜。放倒在柔软的床上，竟一点儿睡意全无，整整清醒了一个小时。不得已，爬起来看书，看到一点钟，方迷糊过去。

十月十日(四)

凌晨早早醒来，简单收拾一下，找到老沈，略略谈过南通之行，然后三人一同到梅龙镇酒楼去吃早茶。据云酒楼系四十年代大演《一夜风流》之后所建，厅堂内描龙绘凤，令人想到那位风流的正德皇帝。点心很细致，虾饺、冬菜包、洗沙包、皮蛋粥、萝卜丝饼。有一种金黄色的，做成南瓜形状的小点心，服务员说，里面是“鸭丝”，大家一听，不大想吃，但老沈提议还是尝一尝，一吃却是椰丝!原来上海话称“椰”为“鸭”，而鸭呢，是称作“阿”的，真笑死人。

归途在凯司令给小航买了一袋点心，然后回到华夏楼，退掉房间。

继往辞书社，向程兆奇道别。程将我送至上海译文出版社，站在门口又聊了一会儿。之后径往楼上，找到王有布，与几位总编、副总编聊了几句。王将我引到样书室，挑了一大堆书，答应为我寄去，如此慷慨，倒令人很不好意思了。

返至原驻地，与沈、倪会合，提了行囊，由上海三联的王福康用车来接了我们一起往富豪酒家。总经理林耀深已等在那里，此处标明用广风味，但也多半是上海味了。老沈特为我点了一款串烧里脊，味道不错。又有白灼虾、昌鱼、酸辣汤(这倒是地道的川味)、香菇肉丝炒面(两面黄)等，最后添加一碟黄桥烧饼，又香又软，很好吃。

饭罢，将沈、倪送至火车站，然后王福康陪送至陆灏家，一起等到他回来，将书打了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