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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初,夏威夷甘蔗种植园的土著劳工迅速消失,他们有的移居加利福尼亚,大多数则死于外来人口带来的疾病。所以,夏威夷甘蔗种植园的经营者向西眺望,开始从中国搜集劳工,发现新兴劳动力资源物美价廉。
几十年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以中国人为主的劳工经常组织罢工,因为不满低工资和漫长的工时。许多经营者认为,从其他国家招募大量劳力,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正如《种植者月刊》杂志在19世纪80年代初指出的那样,“雇用不同国籍的劳工,可以大大降低劳工(雇员)相互勾结的风险,获得更好的纪律。
于是,在那个世纪之交,种植园里不仅穿梭着中国人,还有来自日本、意大利、韩国、葡萄牙、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劳工。
这则故事是否表明,有意扼杀员工之间的交流可以产生效益?进一步推论,鼓励员工进行社会交流将会降低生产力?举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许多美国公司积极援助员工社交活动,希望提升员工忠诚度。但是,这些努力加强了员工与之后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导致他们与公司的利益抗衡。
诸如此类。鼓励员工互相交流以促进合作和生产力,是企业期望看到的,由于社会活动对员工的直接投资导致员工反对公司,显然是企业不希望看到的。不过,“很难用标准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些例子,”凯洛格(Kellogg)管理学院的助理教授威廉·凯茨(WillemienKets)说。
在即将发行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凯茨和她的同事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学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劳动力的社交网络越小,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就越大。“如果你想发财,基本上你要确保和你互动的人都是孤立的。”凯茨说, “这样他们也不太会离开你了。”
凯茨和新书的合著者等成员,通过一系列的数学论证证明了上述猜想,其中,一个简单的假设情境可以帮助理解这个模型:假设A、B、C三个人在甘蔗种植园里工作。B可以和另外两人聊天,A和C因语言不通不相往来,并且,其中一个人单独工作,每天收获1个单位的甘蔗,受规模经济作用,两人一起工作收获4个单位,三人一起工作可收获9个单位。
A和C互不交流时,只知道自己每天生产1个单位,可以相应获得1个单位的报酬,只有B知道三个人同时工作每天可收获9个单位,并且,A和c每天只拿到1个单位的酬劳的话,就会留给他7个单位的报酬。
但如果A和C建立起联系,并知道两个人一起可以产生4个单位的报酬,那么,留给B的利益就会相应减少。由此推论,如果A和c建立的社交体系更广泛,他们和B的财富差距就会更小。
事实上,类似上述假设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夏威夷种植园。共同工作几年之后,不同国籍的劳工学会了使用一种共同语——“夏威夷混杂语”交谈,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第一次组织了带有多元文化的罢工。
鉴于模型只是根据小部分历史事实完成,尚无法确定劳工在相互不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如何掌控,凯茨说:“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现代工作情境下对其进行测试。”同样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紧密的社交网络本身就足以获得成功。
举个例子,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抗议政府救助大型银行的人群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虚拟社交网络Facebook和Twitter。这似乎表明,志同道合的人们已经很容易构筑联盟,但这一切都有前提条件:如果这些网络没有经济实力(比如银行)来支撑(指向),那么,凯茨模型的成立和应用就是问题。
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的资本实际上是社交资本,但要将这些资本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还要链接上其他形式的资本,或者至少共同指向某种需求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