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临:一位“书生”的探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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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在商言商的常规眼光去看王东临，他也许真很“书生气”，但若将作为一个商人之前的王东临界定为一位科学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IT斗士，那么，人们就会理解，这也许就是当今IT界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探险家了。
王东临崇拜的偶像是爱因斯坦，这种崇拜很容易从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中得到验证：过于随意的穿着以及专注而缺乏世故的眼神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带领一家软件企业高速奔跑的“火车头”。
王东临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在他6岁刚开始上学之时，天资聪颖的他就已经能读懂《参考消息》，别人需要5年完成的小学，他只用了三年时间。进入中学后，王东临参加了9次全国、省、市各级数学、物理、化学竞赛和棋类比赛，每次都取得了较好的名次，其中包括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1985年，已是贵阳一中高三学生的王东临被直接保送到了南开大学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系，成为该校当年年纪最小的学生。在大学期间，王东临崇拜的偶像从爱因斯坦、牛顿等纯粹的科学家开始逐渐倾向于兼为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的罗素。他不但试图去弄清罗素，还试图找出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给出了对“科学”的定义及其研究模式。
“书生”的战斗力
1989年，王东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只身奔赴北京，开始了他的IT探险之旅。19岁的他没有对自己的生活作任何其他设想，而是在中关村挨家挨户地敲门，满怀希望和热情，推销着自己在大学已掌握的一肚子的二进制代码。在当时，刚刚萌芽的“中国硅谷”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
王东临在中关村一个集体制的小企业里找到了一份为工程计算机编程的工作。初时，他觉得那个看似计算器的机器很好玩，功能虽然比不上台式机,但干的工作就是能给它增加前所未有的新功能。编程在王东临来说就像创造一个拥有生命的逻辑艺术品，他的逻辑能力也因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仅半年后，王东临开始感到有些“无用武之地”――鲸鱼养在鱼缸里很快就会感觉到空间的狭小，王东临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他的战斗力。很快，他来到了长城集团下属的昆仑公司。由此起步，年仅20岁的王东临开始了电子出版系统的研究开发，也为他最终打开数字纸张技术市场打下了第一根桩。
就技术开发能力来说，王东临是无可挑剔的高手，因此，以他为主要骨干的软件开发小组开发的长城笔神919除了在国内系统获奖外，还蝉联了新加坡规模最大的计算机展览COMTEC’91和COMTEC’92普通应用组的惟一最佳软件奖。两年多后，王东临被提升为该公司软件开发的负责人，那时他刚满23岁。
虽然王东临的战斗力在产品开发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长城笔神919在市场上却因为种种原因默默无闻。技术并不能决定市场，北大方正公司的产品虽然在较多软件开发上已被长城昆仑公司超过，但北大方正公司却占据了国内的大部分市场份额，这令王东临牵头的技术队伍只能望洋兴叹。
这时，王东临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战场，面对自己奋斗了三年的科研成果，这无疑是一次痛苦的抉择。在多次与决策层沟通无果后，王东临最终无奈地选择了辞职。这次，他并没有像上回那样进入一家新的公司，而是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为需要软件的客户编写软件。
尽管在外人看来，这个期间的王东临是个“下岗程序员”，但他却比任何一个游民都活得滋润：“我并没有失业，我只是做了自由职业者，我们能挣钱，而且那一年里我的身价是10万，在当时，这个身价虽然比那些电影明星、歌星的身价要低得多，但与那些中关村里的程序员相比，我的身价算是较高的了。”王东临喜滋滋地回忆道。
在此期间，一些金融机构将原来外包给软件公司的工作分包给王东临开发。由于王东临是背后的实际开发者，客户更希望与他直接沟通。这些间接的客户其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了王东临的书生公司最初的客户群。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作为开发人员的王东临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积累客户资源。
远见改变未来
1996年，王东临以“书生”命名的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他将带领一列火车驶向快车轨道。由于过去几年在对应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很强的技术积累，早于此前的1995年，王东临开发的SEP数字纸张技术已经问世。而书生公司此后也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突飞猛进。
一位跟随王东临多年的书生公司员工这样评价：“我最佩服王东临的是他的战略眼光，他的远见卓识使书生公司选择了一条艰辛之路，这条挑战IT核心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因此，没有多少人愿意走这条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进卖出的赢利来得更快、更直接也更轻松，所以大多数中关村的IT企业至今也只是个名义上的高科技企业。国内即使拥有自主产品的企业也大多只是停留在应用层面的简单开发，相比起来，直指IT核心技术的开发需要更多的勇气、耐力和市场前瞻性。但正是这样的选择，书生比国内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具有更持续的发展动力和市场竞争力。”
这位员工的评价在书生公司的业务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由于王东临选择的是IT核心技术为基点，“书生”的业务增长点不断增加――基于SEP数字纸张技术的应用从最初的电子公文到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电子合同应用、智能表单应用呈现出连锁反应之势。王东临有个梦想：书生公司要让信息摆脱纸张的束缚，引领社会真正迈入到数字时代。他说：“我们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在我国乃至全世界，无纸化的潮流已经走过了20多年，但是纸张的使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数字形态与纸张形态没有很好的结合，“无纸化”就很难行得通。基于此，数字纸张技术将是人类实现信息利用第二次飞跃的重要载体。我们完全有可能以数字技术搭建符合传统纸张特性的技术平台，将传统基于纸张的应用全面数字化。10年后，数字纸张产业达到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可能会到千亿元左右，全球则是千亿美元量级。”
王东临希望书生公司将成为这样一个市场里的鲸鱼，而不是鱼缸里的大鱼，因此，他选择了与众多鱼缸里的大鱼截然不同的创业道路：“中国的IT企业走到高科技前沿就不能呆在鱼缸里吃小鱼，而要下海就要有下海的能力。”怀有这样梦想的人并不少，但能坚持这样梦想的人却并不多，王东临正是其中一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十数年的人。
“我们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书生公司的营收、业务和员工的福利，我们更希望改变的是我国乃至全球信息化进程，是社会福利。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国在数字纸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走在世界的前沿。”王东临这句带着书生气的话让人感觉他不像个企业的领导者。
翻开“书生”的彩页，我们会看到从国务院办公厅到县政府的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从银行到证券机构的金融机关、上千家的数字图书馆都采用了基于SEP数字纸张技术的各种解决方案。
“不言商”的商人
在王东临带领书生公司在IT核心领域探险的过程中，“书生”从一个仅有五个人的公司发展到营业额近亿元的软件企业。对此，人们更多的是惊羡王东临的财富积累，但王东临却仍坚持着他的老调子：“做事不一定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我们做事需要钱。”
王东临对那些“不为挣钱”的事业的热衷，让他周围的很多朋友感到困惑：由书生公司出经费组织的IT沙龙已经坚持了8年时间，每个月雷打不动，已经成为IT行业内一个响亮的品牌，很多人来劝王东临：“我们可以合作把IT沙龙搞成赢利的活动。”但王东临仍一再地坚持：“IT沙龙是一个IT行业人士自由交流的平台，要保持公益性，不能让商业成为其游戏规则。”至今，书生公司仍在为每期的IT沙龙贴钱。
了解书生公司的人知道，书生公司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但奇怪的是，这个研究中心里几个国内顶级的科学家研究的是和“书生”业务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逻辑学。有人说，这是王东临有钱烧的。而王东临则说：“逻辑是数学的基础，数字是理科的基础，理科是工科的基础，工科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事业赔钱也值！”
书生公司的发展给王东临带来了“做公益事业需要的钱”。事实上，早在1994年他自己还在靠编写软件开发赚了一点钱时，就凭着一股子热情，开始在北大哲学系设立奖学金，资助科学哲学研究和数学逻辑课程的尖子生，并开始独家资助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会的学刊《学园》杂志。
几年前，“书生”在发展过程中曾有一段时间财务相当紧张，但王东临从未有过要间断对这些公益事业支持的想法，以至于一位朋友私下里说他“书生气”。如果用在商言商的常规眼光去看王东临，他也许真很“书生气”，但若将作为一个商人之前王东临界定为一位科学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IT斗士，那么，人们就会理解，这也许就是当今IT界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探险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