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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税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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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避免巨额税单的公司的行为看似完全合法,实则违背道德底线,好比玩火自焚。面对公众的反对潮流,是否会有公司改变它们的方式方法?

关于大型企业如何管理其税收事务的问题今年已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公共监督。诸如谷歌、亚马逊和星巴克因为避免支付数10亿英镑的税收而被控诉,而这些公司的行业协会和顾问指出,它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企业游说也声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理解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的细微差别,进而不能向关心这一问题的公众传递正确的解释。

与此同时,经合组织的《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shifting)继续在幕后角力,该计划旨在支持各国政府在构建公平、有效和高效的税收制度中所进行的努力—最终达成之后可能会非常有影响力。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针对改变企业对税收政策的态度于实施层面和透明度方向的狂热已经开始,还是企业会坚定立场,坚持公司会在符合法律字面含义的基础上,继续为争取股东的最佳利益而减少纳税义务?

据英国工业联合会(CBI)透露,公司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它们的税收策略并且寻求办法如何在该问题成为头条新闻之前有效沟通这一观点。

“在我看来,世界已经发生改变—不仅仅是因为议会公共账户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兴趣。”CBI税收和财政政策负责人理查德·伍尔豪斯(Richard Woolhouse)表示。

“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和大型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这将是一个长期状态。企业是时候停止使用过于激进的计划。就税务方面来说,声誉如今已成为强有力的行为驱动—正如我们在最近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所看到的。”

伍尔豪斯表示许多CBI成员公司已经试图通过披露更多有关自身税收筹划活动的详细信息以走在这一趋势前端。

“我们要求每个人解释更多,同时警告公司足够谨慎避免传递出可能被误解的错误信息。”他补充说,许多著名的英国企业已经了全方位综合性的指引。“对于更加主动在叙述式财务报告和综合报告中重点强调这一领域的企业,我们会给予支持。”

商业道德研究所所长菲利帕·福斯特·柏克(Philippa Foster Back)主张公司使用叙述式报告提供更多关于税收政策方面的信息,但她也警告说,只有当公司坚持遵守它们制定的行为框架,其作用才会生效。若框架内容中并没有设置税收策略部分,一切都毫无意义。”

无论采用哪种税收策略报告形式,最为显著的行为变化在于企业已经将这一事件提高到董事会议程当中,福斯特·柏克指出,“重要的是董事会需要就他们希望到达的积极程度达成一致。虽然并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够领悟其中要义,但这是最佳公司实践努力实现的目标。这始终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董事会就平衡点的确定行使选择权。”

道德约束

不难理解,来自税收透明度道德舆论压力要求企业—尤其是在聚光灯下运营的公司,比如在消费者心目中品牌强劲或者采矿行业的一些公司—为求生存,必须满足不断变化的公众情绪。

然而作为推动者之一,基督教援助组织经济正义顾问约瑟夫·斯坦(Joseph Stead)就企业对变革的态度发出质疑,“虽然已取得一些进展,尤其是采矿行业,但要实现真正可核查的行为,我们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那些依赖公司品牌的公司来说,我怀疑积极的税收策略所带来的声誉风险将被列入它们的工作重点。而那些主要依托企业对企业业务的公司,可能就不会出现类似的大动作。”

斯坦认为,公司税收规划者正在深思熟虑,以保证其策略更好地执行。

“从股东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些重大变化的边缘,这要求股东放弃一切短期收益行为。由于税收制度的可变性,完全基于避税而产生的利润很可能迅速消失,积极的避税政策会给股东带来大量的潜在风险。同样,尽管一个复杂的避税方案可能与公司的暂时优势相悖,但公司能够通过业务基本面而非创造性会计获得竞争力,在长期看来,可能为股东提供最好的长期价值。”

其他推动者认为,许多企业对于税收事务开放性的呼吁完全无动于衷。代表人物之一税收正义联盟理事约翰·克里斯坦森(John Christensen)表示,从最近的讨论来看,跨国公司依旧抵抗来自公共和政治压力的避税声讨。

“尽管有证据表明避税会造成有害的市场扭曲且妨碍公平竞争,它仍被视为合法行为。虽然税收筹划部门内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争论,但目前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文化的重大转变。即使有,似乎也是源于公众对避税行为的怨恨。”

顾问观点

因此,税务咨询如何在该领域开展他们的工作?“我们正处于一个间断当中。”德勤英国部税收政策负责人比尔·多德维尔(Bill Dodwell)表示。

“虽然经合组织正在改变规则,但一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涵盖采矿行业的欧盟指令将在2016年生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客户引入额外有关此主题的叙述式报告。”

Herbert Smith Freehills税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布拉德利·菲利普斯(Bradley Phillips)甚至不确定国际层面上是否会产生巨大变化,尽管经合组织在尽其最大努力。

他提供给客户的指引始终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需要关于其税收政策的明确说明信息。

White & Case税收律师事务所美洲负责人威廉·丹泽尔(William Dantzler)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这一持续的变化过程已经有一段时间,更多的客户在咨询它们公司是否缴纳了正确数额的税负。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而在过去一年的加速,主要归因于媒体导向。”

但克里斯坦森仍然对税收筹划行业整体持批评态度。“我和很多进取的税务顾问交流过,他们在改革的必要性上和我们持完全相同的立场。”他表示,“但我也怀疑,大部分的行业仍在沿用现有规则框架,尤其对转让定价方法保持距离。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小突破。如果跨国公司真正希望简化税务相关事宜,它们将推动放弃当前的经合组织框架,而采用统一方法实现联合报告和国别信息披露。”

而伍尔豪斯透露,基于几个原因,英国工业联合会反对使用国别报告。

“一些公司指出,针对某些地区活动的详细披露属于非法行为,比如中东;又或者在某些反竞争的行业,它们可能属于全球寡头垄断竞争。因此,我们认为这并非一剂万灵药。”

但包括税务会计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内的透明化积极分子驳回对国别报告的反对,“我们真的会说‘如果在土库曼斯坦一些信息是非法的,因此一个英国公司不能根据英国公司法这些信息’吗?另外,如果说信息是违反反竞争法的,那么如果禁止这种程度的信息披露,将是反市场和反商业的。”墨菲解释,“基于欧盟对于改变透明度的指引,采矿行业中90%的公司将会受到影响,无疑削弱这一观点。”

无论是公司已经开始审视自身企业所得税的策略,或者它受到一系列强加的外部力量的影响,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改变正在发生。

至于不同公司行动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公共可见性以及董事会的态度,他们需要斟酌缺乏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全球税务政策对于风险控制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欧盟和经合组织改革的程度可能只是缓慢前行,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作用可以被形容为政策制定者会受到媒体持续关注的辩论话题的影响。

或许最重要的是,政府正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要求尽可能地提高税收收入—这一点,在任何公司都不会被税务规划师遗漏。

(本文首发于CIMA Magazine,本刊经授权编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