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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文明与神性文明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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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圣经》中的创世纪一章节既叙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也暗含了人类创造世俗文明神性文明的过程。世俗文明一直背负着罪的恶名,是人类自由意志膨胀的结果。在人类自由意志觉醒和膨胀的过程中,另一股力量即神性文明经历了从无意识到下意识的构建过程。这种将上帝作为精神标杆,并试图塑造出一支神性民族的自觉信仰,是人类文明脱离伊甸园时代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只有当情感和意愿再寻求直接把握客体并把客体引进情感和意愿的领域时,只有理解得越来越清楚的中间环节入纯粹的愿望和它的目标之间时,自我和客体才能真正获得独立的价值”[1] 。无论是世俗文明还是神性文明,都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并独立的结果。通过对这人类两大文明的追本溯源,有助于我们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找到文明发展的可能出路。

关键词:敬畏 博弈 启示

上帝创世之前,即有黑暗。在与黑暗的博弈中,坠落与上升,成了人类的基本存活形态。坠落指向世俗文明,上升指向神性文明。人悬于半空,受天堂的引力和地心引力同时拉扯。二者的平衡,可以维持人的平衡,二者的失衡,则人或走向天堂,或坠落到世俗文明的恶之花里。

一、源起

恩格斯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2]。从某种程度上说,世俗文明源自罪和恶。在《圣经》中,犯有弑兄之罪的该隐,其子孙是技艺的创始人。犯有辱父之罪的迦南,其子孙是世俗城市的创造者。技艺与城市构成了世俗文明。人的自信逐渐积累,转成“骄傲”和“自恋”。“骄傲”和“自恋”即以自我为中心,本质上是对自己本源-上帝的一种背叛。丢掉本源和胎儿阶段记忆的人类,完全由欲和罪构成,已经丧失了人类的基本特质-即对神和黑暗的敬畏。怕和敬畏是海德格尔描述人类情感的两种基本形式,怕比畏更普遍,”人在怕中前进,怕是人融入共同世界的基本情感需要”[3]。但畏是人类摆脱于沉沦状态,清醒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丧失畏惧感,也即丧失人的独立性和本该有的谦卑感。

世俗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量问题也验证了‘文明’与‘自然’这一二律背反规律。人类自由意志觉醒之时,上帝便规定了人终身为土地所束。《圣经》中也有大量的因城市文明之恶而导致的大洪水、毁城、麻风病等人类毁灭性的灾难。正是在人性与文明冲突造成的两难境地中,人类对神的信仰开始从自发转向自觉,通过立约、割礼、献祭、筑祭坛等方式将对上帝的信仰以习俗的方式固定下来,是信仰的升华。 这种自觉的信仰,较之于亚当处于双眼被遮蔽状态时对上帝的信仰,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大进步,也是人类获得自我独立价值并进行自觉地道德自律的表现。

二、博弈

创世纪在叙述两大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也暗含着城市文明侵蚀神性文明的焦虑,以及在这种焦虑与压抑的状态下,神性文明对世俗文明的反击和规劝。

世俗文明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技艺文明,第二是在技艺文明基础上兴起的城市文明。世俗文明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都呈现着超越神性文明的态势。该隐在被迫流浪时,建造了城市,其子孙创造了技艺文明,而以神性文明为代表的挪亚是直到城市文明出现了一千年之后才出现。世俗文明第二次发展高潮是尼尼微大城的兴起,人类欲在这座大城里建造巴比塔,以传自己的名。在这几章,无论是大洪水、大城的毁灭、人类语言的分化,世俗文明所承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均来自神力。神力是人类原始逻辑思维的体现,它的特征在于“它无处不感到神秘原因的作用”[1],借助上帝之手对世俗文明的惩罚,即反映了人类渴望获得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以约束人自身行为,也反映了神性文明的式微。可以说,世俗文明是一种动态的向外发展,而神性文明则是一种静态的守。《圣经》世俗文明与神性文明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尖锐对峙到互相融合的过程,上帝对罪恶之城的处置方式是降灾难毁城,但到了后面,却趋向缓和。如在尼尼微大城遭到毁灭前,上帝派先知约拿奔走相告,尼尼微人觉醒,使城免于被毁。这种通过悔改而拯救世俗文明的方式既暗示了神性文明与世俗文明不能纯粹地独立发展,也指出了世俗文明走出自身困境的出路-保留神性文明。

三、启示:重拾敬畏之心

《圣经》中人类敬畏感的丧失有两种表现:第一即对神的亵渎,神是至高的善和理性,对神的亵渎,是精神荒芜的表现。人类建巴比塔,让塔尖直通天庭,是人类傲慢和世俗文明堕落的象征。塔尖远离尘土,远离人的本质属性-土,即是一种欲望对人本质属性的逾越。第二则是对生命的亵渎。人类的第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兄弟之间。源自一个母体的兄弟之间,都会因嫉妒杀人,更何况无血缘关系束缚的他人。上帝的祝福与祷告到挪亚时已经由创始之初的欢欣神圣转到了一种对亵渎生命的担忧。因此上帝强制规定“凡有生命带血的肉,你们不可以吃。流人血者,必有人流他的血”[4]。此刻,上帝的祝福变成一种禁忌,即规定了生命的神圣感与不可被掠夺性。世俗文明发展的可怕性在于人对物的迷恋超越于精神成为第一性,生命被物化。物化的生命,即意味着处于客体地位,主体-人或者是权利有随意处置的权利。上帝对亵渎生命的担忧在塑造信心之父-亚伯兰时即有体现。先是家族内部起争执-亚伯兰和其侄子间因牧羊草场的利益发生口角,后是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四大王讨伐五小王,战争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战争又是对生命亵渎的最高形式,因为战争即意味着大范围的流血和死亡。

康德曾说过: “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 “敬畏是由于信仰审视而发自内心的自觉禁忌意识,是人在法律之外的自我立律”[5]。敬畏本质上是一种人对自身缺陷的承认,和对权力意志的一种适度的束缚。《圣经》与其说是上帝塑造一个神性民族,以完成对尘世万民心灵救赎的历程,不如说其是犹太民族寻找心灵归属的寻根历程,是一种试图恢复人神性与温暖的努力。是自觉地将自身行为放在被看的范围内-即上帝之眼的审视内,以寻求外在内在、物质心灵的平衡与统一。

回顾《圣经》,它已先验性地预示了人类世俗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问题。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科技社会,物质文明高度繁荣而神性文明一步步走向衰落,在这个明显世俗文明占上风的科学时代,科技已优越于人,人处于客体地位。“新的技术和机器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美学,也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存根基,它使人类面临着并陷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眼中的非自然的机器化的和异化的状态”[6]。机器与人的界限被打破,均成为对方的延伸终端。学者张志扬甚至有未来机器人取代人的担忧。在圣经中,人与土地是紧密联系的,人来源于土地又将复归于尘土,土地是人的本源,但在世俗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紧密关系被打破,世俗文明的代表-技艺和城市都是非建根于土地之上。土地作为一个中介,连接着人、自然、神性,让位于机器的当代文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的异化。因此,重拾对土地、自然、神性、人的敬畏有利于让技术让位于人,人复归于人。(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2.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1

[3]胡自信,海德格尔[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4]王新生.圣经精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康德.康德著作全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