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剽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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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互相作为家庭理财计划的一部分，你们关系紧张或只见过一面――在租客成为租奴的大城市不宜居年代，你和房东的关系之变反映着中产渐成弱势的城市之变。
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总是纠缠不清，以致有时超出了本分：2003年，北京西城区计生委曾突发奇想，房东房客要签订安全、防火等协议书，并同计生主任查验婚育证明；2006年，福建规定把房子租给非法传销者要受到严惩；2007年，北京市规定房东不要租房子给“违背生活规律的可疑人员”……尽管消费主义盛行，房东依然有义务关心“昼伏夜出”者的道德操守，这和损坏浴缸后的赔偿同样重要。
中国式房东总被想象为拥有类似保姆或侦察员功能的神秘人物：《花样年华》中的苏丽珍经常很晚回家，被房东孙太太数落，便只好委屈地对期待的周慕云说“这一阵子都不会过来了”。回到现实，房东只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如果不涉及金钱和修理，你和他彼此交流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分钟，和他的主要联系也只是一个19位数的银行账号。当房东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伴生的只会是“房奴”的兄弟流行词：“租奴”。
租客与房东的关系之变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87％的人不愿意租房过一生。对于北京对“昼伏夜出”者的打击，《都市快报》似乎要用很长的标题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关部门光说不练，忽悠大家租房却不在政策上提供方便――房奴很苦 租奴也很苦》。网民反应激烈，有人忙于反驳建设部副部长，有人要龙永图给他买房，本该在咖啡厅看时尚杂志的小资们，开始对提倡租房的官员和学者表示不满，杞人忧天地表达着自己即将露宿街头的担忧。
这似乎是一个循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多次加租风潮后，市民先汽车游行后赴京请愿。在米价上涨五千倍、房租上涨七千倍的“市场”，“二房东”可以忽视人居环境，一幢楼塞进“七十二家房客”。现在，在经历限制私地出租、单位分房、炒房热的不同阶段后，房价高企的上海又开始面临新“七十二家房客”：2006年上海消防部门调查显示，1/3以上的小区存在群租现象，“三室两厅往往可以住进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互不相识的人”。上海对号称“上海第一群租小区”的中远两湾城进行了“大扫荡”，一位房东痛苦地说：“如果隔间真被拆掉，我跳楼的心都有。”
巨大的城市变得更难管理，而一旦上海规定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居住，又得罪了视合租为时髦的白领：“完全是一个人大海捞针――你说自己贴个小条吧，城管、居委会老太太逮你”；你说找个中介吧，人家一边微笑一边宰你，正规一点的收费又都高得离谱。一位“租奴”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
房东和租客的关系之变，反映的是城市发展之变。而对浦东超过10％的租金涨幅，白领们成为了找不到房住的抱怨者，一位白领甚至将他在一个高级社区住进群租房的秘密放上天涯论坛，以表达他虚荣的痛苦。
中国房东的形象正在变坏?
在电视剧《小房东》里，房东郭德纲在足疗时就对服务员说：“闻您这味，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在这个过程中，外地人要遇到好的房东不容易――在网络流传的文章《美女租房遭遇的五个房东》中描述道：第一个房东是天使，第二个房东是有钱人，第三个房东是二房东，第四个房东是标准型房东，第五个房东是专业型。专业型房东是拥有多处房产的“食租客”，而标准房东则有标准动作：“站在客厅，先往手上啐上一口唾沫，将一沓人民币啪啪甩上两下，运一口气就开始哗啦哗啦地数，直到数完才将憋到嗓子眼的那口气狠狠地喘出来。然后说三个字――‘谢谢啊’。再说三个字――‘我走了’，还没等回答呢，就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消失了。”
日本有“网吧难民”，没钱租房只能吃住网吧；香港和中国的沿海城市有“麦当劳难民”，在搭不上夜班车的时候，住在城市郊外的人们只好把麦当劳叔叔当房东。资源紧缺的大城市，天天都在上演寻房记。9月，“中国最美丽城市”和《中国城市品牌报告》几乎同时，人们突然发现美丽又讲品牌的大城市，在宜居指标方面得分都比较低，置业成本的得分基本都是负数。
严歌苓在《女房东》中揭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隔膜，认为人与人应该真诚交往。但在中国不成熟的房屋租赁市场，最缺乏的是道德、规矩与通用契约。房东们值得同情：他们同样要应付这个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要为房客的传销或负责，为治安与房子折旧担心，在租金涨幅、房价、银行按揭的计算之间忧心忡忡。此间，他还要应付花言巧语的中介与毫无公德心的房客，并被冠以刻薄之名。
撇开拥有多处房产却不屑出租的人不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剽悍)，小有产业的业主不得不和房客斤斤计较、中间收入的阶层不得不在“房奴”与“租奴”之间进行选择、代表文化潮流却买不起房的白领为租房焦头烂额，让“房东”这个群体的公共形象随之下跌。但这外强中干的房东形象，恰恰说明中产正变得弱势。
被妖魔化的房东背后，是资源紧缺、淘汰加剧的中国大城市，是5000点股市的背景板。无法忽略的是，背后“租房的食物链”：政府－开发商－房东－中介－房客。严格来说，房东也是一个租客，不过租期是70年。房东承担的骂名，本该由不宜居的城市管理者来承担；剽悍的房东和愤怒的租客，都不过在为城市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