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箴一与媒介批评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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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箴一，女，湖北黄陂人，1931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建国前我国为数不多受过正规新闻本科教育并对新闻学有研究的女性之一。 所著《上海报纸改革论》是一部媒介批评著作，其学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应该从中国媒介批评发展史的角度加以考量。
《上海报纸改革论》虽然是对上海报纸进行的媒介批评，但却具有全国性的媒介批评意义。这是由上海报业在当时全国报业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中国近代，上海在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其新闻事业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边。诸如，报刊从舶来品向中国化的发展，从政论报刊向政党报刊的转变，通讯社、完整意义的新闻教育等，都首创于上海：吸收和借鉴外国报刊业务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更新设备，上海都走在全国的前头；上海新闻界与各国同行的交往最为频繁，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上海新闻学的研究也开展得最早，成绩最佳等等。上海报纸在全国新闻界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上海报纸成为其时人们观察中国新闻业发展水平的主要尺度。而人们开展媒介批评，希图通过媒介批评这种观念性精神生产，来制衡新闻业发展的方向，上海报纸也就必然成为轰击的靶标，成为媒介批评活动中最重要的媒介批评客体。
《上海报纸改革论》以理论阐释为主，对上海报纸的缺点和不足，往往是通过抽象概括而达到，并不在具体的文本上多费笔墨，因为这些缺点和不足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作者旨在对上海报纸的缺点和不足进行指陈和批判，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文本的展示往往也就成为多余。从产生时间的先后上看，《上海报纸改革论》更具有学术史上的创新性价值。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第一部专著的称誉，无疑应非《上海报纸改革论》莫属。
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起步，但因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一直步履维艰，发展缓慢，很长时间内都是处于批评者偶尔为之的自发性零散状态，虽然媒介的表现始终不尽如人意，社会舆论对媒介亦多有烦言，但媒介批评实践的规模和声势、广度和深度都还有限，媒介批评的社会效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但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仍然在缓慢而顽强地生长着。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开始进入独立生长时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经过近十年的学术和实践积累，五四前后从西方输入的新闻理论经过国人的吸收和消化，开始内化为开展媒介批评的理论根据，批评的标准和范式也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批评向新闻本体论批评转变。批评主体中具有新闻专业色彩的人士增多，他们的批评开始成为媒介批评实践的主流话语。
虽然人们还不时关注传播中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媒介批评客体开始向新闻传播业务诸如编辑方法、标题、栏目设置、新闻语言大众化等新闻传播的本体论方面倾斜或聚焦，媒介批评的目的更多集中于指示改革的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与工具。特别是开始出现对前人的媒介批评实践与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的继承性成果，批评实践所表现出的有意识继承性，显示了媒介批评某种程度上的自觉，正是媒介批评走向成熟的标志。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就是在这一层次上拥有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学术性意义。
《上海报纸改革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体性事件，而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累积的历史必然性。是中国媒介批评通过较长时期的量变积累而获得的质变成果。20世纪30年代，是在全国实施统治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也因之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生存环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业对生活各个领域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强大影响力，这时得到了充分释放和显现，新闻传播业中偏离社会发展方向、背弃社会主流价值的一些现象引起人们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新闻传播业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问题。
《晨报副镌》1922年4月18日，开始连载现代著名剧作家熊佛西创作的独幕剧《新闻记者》，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连载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全书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几个女子的爱情故事为贯穿线索。
这些都意味着，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从无足轻重的生活边缘向社会中心地带切人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事业一定程度上的无序发展与功能的失度扩张，为媒介批评的开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主体动力，“大多数的读者，却因种种原因，对于各日报。总有几分的不满意。大家闲谈的时候，常常说道，‘现在的各日报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甚至有人骂日报的评论，不是敷衍塞责的言论，即是苟且平凡的主张；恍惚读来，倒还成句，仔细研究，实无意义。还有人笑日报记事的政策失宜，把应记的不记，不应记的大记而特记；对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只有不成段落的电信，对于街头巷尾的琐屑新闻，倒有前因后果的记录。”开展媒介批评以匡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内在要求和急切呼唤。
无独有偶，与郭箴一写作《上海报纸改革论》几乎同时，谢六逸先生1931年6月1日在很有社会影响力的《文艺新闻》上，发表了《最近的感想》随笔，归纳了四条造成中国新闻业进步迟缓的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缺乏新闻批评家。我国报纸的读者，对于报纸的好坏完全没有辨别能力，对于报纸本身的构成，更是茫然，他们只消每天有报可看就行，对于报纸的编辑发行等全不在意。在目前我们希望有力的批评出来，如像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大宅壮一之流，将国内的报纸痛快地批评一下，一方面促进各报的改善，一方面使阅者知道辨别报纸的好坏。”郭箴一在撰写《上海报纸改革论》一书时，在资料储备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各国之精华，尽力推究，罗固有之经验，悉心校正。”搜集并参考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相关媒介批评的材料。谢六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作为郭箴一的业师。他对新闻业以及媒介批评的某些观点，不可能不对郭箴一产生某种影响，甚至该选题的确定都有可能直接受到谢六逸的某种启发或点拨。
媒介批评需要以对媒介实际情况的精准观察、对媒介内部运作机制的洞悉为前提，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情况的获得是非常困难的。黄天鹏曾在一篇媒介批评文章中述及个中甘苦：“十年以还，新闻论著，岁有所见，而纪实之作，则未之觏。盖通论之篇章，易于命意，若实际之状况，非调查无从捉笔也。吾业向清壁垒，讳言报馆内事，世有举以相询者，或大事铺张；载之典籍，亦复如是。”作为一种对媒介的否定性评判，媒介批评的开展需要勇气和胆识，黄天鹏在为《上海报纸改革论》所作的序中，也表达了媒介批评实践对批评主体的一些特殊限制：“盖予入世既深，言多讳忌，役报日久，壮怀问天。此中甘苦，固三折肱，而应兴应草者，亦殊未易尽抒所见。”这种情感状态，其实不是黄天鹏一人所有。应该说，现代中国，新闻业中不乏责任感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对新闻业的弊端非常清楚，但各种因素使他们在进行媒介批评时缩手缩脚，甚至干脆放弃。考虑到当时这种实际状况，我们对《上海报纸改革论》就不能不给以较高的推崇和钦佩。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事业发展史和新闻理论的演进变迁，对新闻学术史的梳理也长期受到阶级分析法的拘囿，对《上海报纸改革论》这样针砭时弊之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其实，新闻事业史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技术突破、观念更新等都会给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影响，在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史时，这些因素受到了人们较多的关注。但作为一种观念性精神生产的媒介批评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制衡作用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随着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崛起与繁荣，媒介批评作为一种新闻事业的实践性建构力量也逐渐进入人们考察新闻事业发展动因的理论视野。当我们转换视角，从媒介批评的角度观察中国新闻事业史与新闻学术史时，很多过去一直被忽略了的新闻史细节就重新被发现和挖掘出来，新闻事业史也将显露出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景观。这也是《上海报纸改革论》所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