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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拯救香港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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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是电视业内人士,也不住在香港,王维基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或许显得无关紧要。他最近的新闻也颇为“业内”:2013年10月,香港政府公布新增的免费电视牌照只颁发给电讯盈科以及香港有线电视两家公司,王维基的香港电视(HKTV)在准备了3年后最终落选。2个月后,王维基宣布以1.57亿港币的价格收购由中国移动香港所持有的流动电视牌照,接下来香港电视将以流动电视和网络电视两种方式播放节目,新电视台计划将于2014年的7月1日开播。

这两则业内消息对香港电视业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是这个行业如此低落,以至于王维基这个“局外人”的努力被视为改变的希望;第二是与其说这个“局外人”前途未卜,不如说香港电视前途未卜。

王维基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经营国际长途电话业务的公司“香港城市电讯”的创始人。出于“对电视的梦想”,也出于扭转TVB垄断局面的野心,他以孤注一掷的姿态进入电视行业:2009年,香港政府决定开放免费电视牌照申请,王维基成为了第一位申请者。他成立了香港电视,出售了城市电讯的核心业务,套现53亿港币作为启动资金。

巧合的是,王维基和邵逸夫是最近让沉寂许久的香港电视业重新在公众视野泛起舆论波澜的两个人物。2014年1月,以108岁高龄去世的邵逸夫让人们再度开始缅怀被认为是香港影视黄金期的“邵氏时代”。但其实邵逸夫本人早就淡出他一手创立的TVB的日常经营,其手中的股份也于2011年出售,邵氏时代在3年前就宣告结束。

香港电视业不景气,这是王维基进入这个行业时的局面。但他踌躇满志的姿态让人多少产生了一丝希望─并非因为其独特的谋略,而是在人心涣散的时候,他还有心一搏。

目前,香港只剩下TVB一家电视台在投拍电视剧,而在1970年代,香港九龙塘一条短短1公里的广播道上除了TVB,还聚集了佳艺电视台、亚洲电视台和两家广播电台,九龙塘也因此被称做“五台山”。

这些电视台距离香港浸会大学不过是步行几分钟的距离,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卓伯棠记得,当时他每年都要到TVB为艺人训练班面试考生,而他的学生也经常在下课之后跑到各家电视台打工。

艺人训练班是邵逸夫从1960年代末把经营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经验大量借鉴到TVB的产物。这个学制为1年的训练班为TVB培养了无数明日之星。而电视台的兴盛也直接促进了后来香港电影的发展。

“电视演员成熟了就去拍电影,像周润发那时就是没日没夜地在拍电视剧,徐克和许鞍华也都在电视台待过,他们那批‘新浪潮导演’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卓伯棠说。

此外,邵逸夫还把电视剧的发行像电影那样拓展到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这些开创性的举措让TVB在当时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华语商营电视台。

“1970年代TVB能走出去,在10年间发展壮大,是因为当时内地正因而封锁,台湾仍在,没有很多的电视节目可以输出,香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卓伯棠说。

1978年出生的庄俊贤回忆自己大学时能从晚上8点锁定TVB,一直看到10点半,连追三套电视剧,每天晚餐都是“电视拌饭”。而1980至1990年代也是香港电视的全盛时代。梁翘柏曾是TVB电视音乐节目《劲歌金曲》的制作人。《劲歌金曲》从1981年首播直至现在,是香港史上最长寿的电视音乐节目,甚至从节目衍生出了音乐颁奖典礼。

但如今,庄俊贤只看美剧、英剧和日剧。梁翘柏也离开了香港。2013年,他为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一季担任音乐总监,成功的策划使得这个选秀节目一炮而红。不久后,同样由梁翘柏担任音乐总监的《中国最强音》也大获成功。“在这边发挥的自由度会更高,我想要的,他们都会给我,个人感觉非常爽。”对于离开香港前往湖南后的职业生活,梁翘柏对媒体评价说。

九龙塘的“五台山”如今也只剩下TVB一家独大。佳艺因入不敷出倒闭,而亚洲电视也多年处于低迷状态,其控制权在香港和台湾各个财团之间轮转,管理层频繁更换,即便偶尔有一些出彩的王牌节目,比如1996年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2001年的游戏节目《百万富翁》,但最终没能形成一套可持续的机制。2008年,亚视关闭了艺员部,停止拍摄电视剧,转而做起了政论节目、新闻和购买版权的配音电视剧,此后一直表现平平。

而由于缺乏竞争,如今TVB的电视剧常因流于粗制滥造而饱受诟病。据公开资料显示,TVB的平均收视率从5年前的30点以上下滑至现在的20点左右。按照1点为6.5万名4岁以上收视观众的统计标准计算,香港本地流失了至少80万名观众。

“TVB现在的剧情十年如一日,不是三角恋便是争产。因为资料搜集做得不好,专业剧也不专业,”庄俊贤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香港娱乐业已经玩完。”

而内地和台湾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提高也加剧了香港电视在人才和市场两方面的颓势。原本香港对内地在电视潮流上的影响力已经倒置。一个直接的证明便是最近《爸爸去哪儿》在内地热播后,TVB也随之推出了同类型的亲子节目。

近年来,卓伯棠目睹了大量的从业者都在离开,有的像梁翘柏那样去了内地,有的则干脆转行。

王维基就是在这时候满腔热情地扎进了香港电视这潭死水之中。

王维基早年曾经在IBM工作,1990年代他从加拿大回到香港,创立了经营国际长途电话业务的城市电讯,以回拨模式和超低话费为卖点,打破了当时香港电讯集团的垄断。此后城市电讯顺利上市,王维基也成为香港早期的TMT创业者中最成功的一位。

不过,在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的眼中,和他相识超过20年的王维基不是一个安于守业的人。在成为电讯大亨之后,王维基继而对电视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8年,他曾经短暂担任过亚洲电视的行政总裁,不过上任仅12天就因发表政治敏感言论而被迫辞职。1年后,他申请了免费电视牌照。

根据《香港电视广播条例》,免费电视牌照发出后的12个月内,电视台必须开播。因此,尽管牌照最终能否被批准仍然是个未知数,王维基已经开始了大手笔的准备工作。

他花重金从德国购置了8台好莱坞拍摄电影所用的Arri-Alexa摄像机,每台售价1600万港币。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大规模地从TVB和亚洲电视挖角。王维基以翻倍的薪水和更宽松的创作环境等条件,成功从TVB挖走了大量的编剧和编审。他活跃在各大媒体和各种活动现场,通过撰写专栏抨击TVB电视剧的质量低下和僵化的体制,描述他对香港电视行业的愿景,不断催促香港政府尽早批准牌照。他甚至在牌照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把香港电视制作的一套警匪片的首集放上YouTube以制造声势。

据统计,从2010年开始,王维基陆续投资了9亿多港币为自己的香港电视招兵买马、购买器材,并制作了超过200小时的节目。

你可以把这些行动理解成王维基希望获得香港社会的支持,进而增加自己与政府博弈的筹码。就像当年,城市电讯同样依靠沸腾的民意逼迫垄断国际通话业务的香港电讯提早8年结束其独家牌照。

不过莫乃光认为,尽管和20年前一样,王维基都在试图撬动垄断局面,但如今的难度要大得多。

“和电视相比,电信业的投资比较少,而且当时他是第一次创业,是‘小刀锯大树’。但现在他已经不是小刀了,是‘大刀劈大树’。他拿了把大刀出来,反而会被视为既得利益者,另外触动政治因素也会造成阻碍。电视和电信是两个行业,隔行如隔山。”莫乃光说。

王维基也在之后的3年里不断体会着“隔行如隔山”带来的挑战。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系的毕业生完全不懂电视,甚至也不是业余摄影爱好者。他经常会问一些让剧组工作人员感到好笑的问题。比如你觉得下雨的戏是不是下雨天拍会比较好?剧组的工作人员则告诉他,下雨天是根本拍不了戏的,因为摄影机绝对不能进水,一定要用“雨车”。

“拍摄的剧组是很辛苦的,但王维基经常会去现场看。我听剧组的同事夸王维基很‘乖’,他不会在旁边指指点点的,如果打灯的人忙不过来,他还会去帮忙举灯。”香港电视的编剧树仁说。

王维基还想消除香港电视行业的一些弊病,但究竟该怎么做他自己似乎也没想明白。

在TVB,电视剧制作通行的流程是创作部有了一个故事点子之后,便会拿着被称为“天书”的人物简介和关系图去管理层处“卖桥段”。桥段被通过后,为了加快生产效率,TVB在正式开机前只要求写前两集的剧本,之后一边拍一边写,但往往导致剧情发展到后期会出现许多逻辑不合理之处。

但王维基希望香港电视拍出来的电视剧能够像美剧那样,从头到尾都一气呵成而且高潮迭起。他要求每部电视剧都必须把剧本写好之后才能开拍,但这同时导致香港电视筹备剧本的时间很长。TVB通常1个半月就能完成一个剧本,但香港电视要写4个月。

进入2013年,香港行政会议仍然在就如何发牌才能不引致过度竞争的问题上反复调研,牌照获批看起来遥遥无期,王维基开始失眠了。

他在香港《晴报》的专栏中写道,最初想要挑战TVB时觉得这么做很威风,后来才发现难度那么大。反观另外两位免费电视牌照的申请者─电讯盈科和香港有线电视─都没有在正式获批前大肆投入。

王维基开始小心掂量着如何恰到好处地流露自己的焦虑才能对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不会加重员工的负面情绪。一方面他在2013年急剧地减少了对外露面的次数,不再频繁谈起牌照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鼓舞士气,他在公司内部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姿态。

2013年,树仁参加过香港电视在洲际酒店举行新片会和在会展中心举办的周年晚宴,他感到王维基似乎想传达这么一条信息:我们的士气还在,我们还有很多钱可以烧,所以完全不必感到人心惶惶。

尽管外界也的确如他所愿,始终把下一个香港电视大亨的期待更多地给予香港电视而非另外两个免费牌照的竞争者,但王维基的计划还是落空了。

眼见3年的筹备转眼就要白费,流动电视成了王维基最后的稻草。

流动电视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免费电视牌照所带来的壁垒。流动电视同样是通过大气电波传导节目,接收的装置通常是安装了接收器的手机、平板电脑和车载电视。

不过,买入流动电视牌照顶多只是获得了节目落地的资格,等待王维基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接收器的问题。这项流动电视技术采用的是中国移动开发的CMMB(China Multimedia Mobile Broadcasting)制式,目前香港一般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没有内置能够接收这种信号的接收器。如果要另外购买,一个接收器的价格大约在100港币左右。虽然价格不高,但只要需要额外花钱,就一定会成为阻碍人们收看的因素。

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香港电视也许可以效仿移动运营商的做法,在早期阶段对接收器进行补贴甚至赠送,这将有效地积累用户基础。

枝节再次横生。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因流动电视牌照的出售价格低于当年的买入价格为由,决定对香港子公司所达成的这项交易进行内部调查。于是一切又成了未知数。但让人疑惑的是,据王维基的透露,这项交易其实早于2012年8月便已达成,中国移动集团不可能不清楚个中细节,除非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尽管内部调查并不意味着交易最终会被取消,但为了开办一个免费电视台,王维基至此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困难。

卓伯棠很为王维基的遭遇感到惋惜。“王维基是个聪明人,他太聪明了,如果给他这个机会,他可以改变香港的电视生态,可惜他没这个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