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之后”与格尔茨的文化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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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事实之后”的分析是格尔茨在1995年出版的《追寻事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文化的一个尝试的新见解。“事实之后”与阐释人类学一脉相承，并从理论和方法上完善和发展了阐释人类学。通过此种分析范式，格尔茨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学科范式、表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质疑。格尔茨认为“事实之后”的分析可以作为今后人类学关于文化的一个有效尝试。本文对“事实之后”的生成背景、主要内容与学术渊源做了细致介绍。并就其对当今人类擘的影响做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克利福德—格尔茨；事实之后；阐释人类学；文化的一个尝试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12—05

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于2006年10月30日在费城去世，享年80岁。1995年，他出版了人生最后一本著作“After The Fact：Two countdes，Four Oecades，One Anthropologi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年，林经纬将这本经典著作译为中文，名为《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通过此书，格尔茨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人类学的解释、什么是民族志，以及如何从事文化分析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并提出了关于文化的一个尝试——事实之后——的思考。“事实之后”从理论与方法上皆延续了阐释人类学的范式，以及在此范式下民族志与民族志写作的路径。但需强调的是，格尔茨以自身的田野与研究经验，借“事实之后”一词，进一步阐明了阐释人类学提出的背景和原因，以及他所理解的人类学和人类学家的工作。这就不仅对我们理解格尔茨的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且对我们理解人类学学科性质和发展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格尔茨在《追寻事实》一书中对人类学理论范式、人类学表述的论述为主，结合他在《文化的解释》和《地方性知识》两本专著中关于阐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论述，介绍他提倡的文化的一个尝试——“事实之后”——的生成背景、主要内容、学术渊源和对当代人类学的影响。

一、《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追寻事实》虽然成书于1995年，但实际上是格尔茨在晚年对人类学学科思考的结晶。1991年，在接受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汉德勒的专访中，格尔茨谈到了创作《追寻事实》一书的用意：“（我）正在把我近来的一些讲稿整理成集，书名就叫做《求实》。它是根据摩洛哥一印度尼西亚的对比研究，说明人类学的现状，什么是人类学的解释，什么是民族志，什么是文化的一个尝试。它是由一系列以一个单词为题的章节组成的，有城镇、国家、文化、霸权、训练。这也是不用抽象的说教，而是根据我所做过的研究工作，来表达我在当前对人类学的思考的一个尝试。……它不是一本自传体的书，不是一部回忆录，而是在自我折射的意义上谈我的一些研究经验。书中用的是第一人称。它是雷纳托·罗萨尔多的处境观察者，我要替我自己找好位置，还我自己的历史真实”。格尔茨旨在以“处境观察者”的视角，通过对几个重要词汇的梳理、分析和阐释，剖析学科总体面貌和人类学生产模式发生的变化，以此回答人类学是什么和人类学家的工作是什么等问题。

这一讲稿整理于1995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但除了格尔茨在访谈中提到的城镇、国家、文化、霸权、训练五个“单词”之外，新加入了“现代性”一词。六个主题词独立成章，但又彼此勾连、相互印证。城镇、国家、霸权、现代性指的是支配当代世界变化的力量和在这些力量支配下的世界体系；训练指的是人类学学科范式、方法及近几十年的转换；文化则既是指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指在当代世界体系下不同族群文化之现状与变迁。从书名来看，“两个国家”代表的是处于伊斯兰世界东西两个尽头的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四个十年”指的是格尔茨长达40年的田野工作、研究经验和学科内外的变化；“一位人类学家”则是指格尔茨自己，以及作为处境观察者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学术环境的变化和学科发展趋势的理解；“追寻事实”意指人类学研究之根本在于对文化事实的表述、阐释和分析，文化分析之本质是一种后见之明——事实之后的分析。

二、范式转换：从“文化科学”到“文化解释”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世界和人类的生活，所有族群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了当代世界体系之中。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城市化、民族国家进程、霸权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深刻地改变着各族群的社会与文化。当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处于世界体系之中的、急剧变迁的文明社会、复杂社会和“原始社会”时，偏重于共时和静态分析的传统研究范式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遭受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应对时代和研究对象之变化，如何调整或创造出新的、适合当下场景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这成为格尔茨终身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格尔茨的首次田野调查中即被提了出来。1952年格尔茨与妻子希莉首次进入刚从荷兰王国独立出来的印度尼西亚从事田野调查，走入一个破旧、炎热、多元文化并存、卷入政党与不同宗教之争、喧嚣不已的东南亚小镇。1963年，格尔茨踏入了刚从法国宗主国独立出来的、国父五世正好去世的摩洛哥王国，步入一个历史悠久的、各色族群组成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东西文化并置的、新老移民冲突不断的阿拉特斯山脉脚下的塞夫鲁小镇。两个国家刚从殖民主义阴霾中走出来，致力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宏伟事业。然而，尽管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都有千年文明史与被殖民的历史，都是伊斯兰国家，但各自的文化传统又造就了他们在民族国家进程中的独特性。就摩洛哥而言，一些微型政体所构成的不同场域、场域中的庇护关系造就了这个国家专制主义的自我呈现；而在印度尼西亚，不同族群间政治上的联合与文化上的疏离则造就了这个国家作为族群的联合体。所以格尔茨谈到“现代国家有如文学一般，都是复合的，由地方建构的，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富于原创性的”。面对一个与马林诺夫斯基、普里查德、米德等前辈学者完全不一样的、异质性强的、多元文化共存或是多种文化叠加的、处于世界体系中急剧变迁的研究对象，格尔茨发现“似乎没有任何一处能作为基点，用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