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广播传播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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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急广播的传播模式具有不同于其他广播类别的特性，体现在议程设置上的以人为本；传播者努力达成与受传者的高度视域融合以实现应急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因为对应急信息的特别关注和特殊需要，受众形成对应急广播信息的N次传播及与应急广播的主动反馈模式。

关键词：应急广播 人本逻辑 议程设置 视域融合 受众N次传播与主动反馈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应急广播以传播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为己任，因其传播对象——突发公共事件的特殊性，应急广播具有了与其他广播类别不同的传播特点。

从传播内容上看，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突发公共事件最大的特点在于突然发生，出乎人们意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会给涉及事件的公众造成生活、生产方面的不利影响，甚至危及公众的生命。

从传播效果上看，应急广播通过对某一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不论对该事件涉及人还是对旁观者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影响其心理与行为，并由此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乃至社会生活施加影响。

以下从传播内容特点和传播效果实现的维度具体探讨应急广播的传播模式。

一、人本逻辑的议程设置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研究发现，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①

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体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因此美国学者托马斯·伯克兰说：“议程设置就是一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得到或失去公众和政府注意的过程。”②

丹斯（Downs）1972年针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议题注意周期模式。他认为环境问题的演进会经历5个阶段，第一，前问题阶段：问题已存在，但未受到大众注意；第二，发现和预警阶段：议题忽然被赋予高度关注，从原来不被视为问题转变为问题；第三，成本反思阶段，公众开始认识到问题相当复杂且不易解决；第四，公众注意力下降阶段：大众对此问题失去注意力，已将焦点转向另一新议题；第五，后问题阶段：议题逐渐退出公众视线。③也有学者将议题的周期性变化总结为三个阶段：上升期（upswing）、维持期（maintenance）、下降期（downside）。④

任何一个突发公共事件从酝酿爆发到最终解决都是分阶段的，一般要经历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恢复期。应急广播顺应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规律，并在不同阶段通过议程设置聚焦社会关注。因而，应急广播具有进程式议程设置的显著特点。

应急广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不是单独的、孤立的，而是过程式的、进展式的。而且，突发公共事件涉及人是应急广播的最主要的“目标受众”，因而，应急广播的议程设置具有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产生实际影响的作用。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阶段性特点为例：

第一阶段，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报道灾情，满足听众急切的知晓诉求。在感知震动后，中央电台记者就马上联系国家地震局，报道地震消息并采访地震局专家；汶川音信全无时，中央电台记者随救援部队最先进入汶川，第一个发回有关汶川的灾情进展报道。

第二阶段，持续报道灾情和救灾消息，多点、进程式展现。中央电台先后派出70多名记者赴灾区一线，深入城市、乡镇、村寨，支起海事卫星，把电话打进直播间，随时随地跟进式报道救灾情况。

利用组织资源和行政资源权威各类信息。国家地震局、民政部、财政部、公安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救援部队等所有与抗震救灾有关的单位都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过权威信息，并为听众解疑释惑。

播出寻亲信息，为通信中断的灾区内外的人们建立联系。

第三阶段，随着救灾工作的全面开展，全面报道全中国、全世界的救援行动。中央电台调动其在全国的记者站力量、地方台的力量及驻外记者和海外华语媒体的力量，全方位、立体化报道全中国人民以及海外一些国家、地区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的救援行动，从派驻救援队、医疗队到捐款捐物、对口援建，等等。

同时，面向灾区推出一批知识性、科普性节目，为灾区人们提供自救施救、卫生防疫等多方面服务。

第四阶段，在灾区民众基本生活得到安顿后，推出心理干预和心灵抚慰类节目，帮助灾区民众度过难关。中国之声推出《同在星空下》，为灾区的孩子们提供心灵抚慰；经济之声推出《彩虹行动》，百名权威心理专家支持灾区群众和抗震救灾相关人员重建心理家园。

第五阶段，持续报道灾后重建工作情况。随时间推移，报道密度递减。

综上可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汶川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是分阶段、行进式的。

从表象上看，此次报道的议程设置是与灾害爆发到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的现实周期相吻合的，是配合了抗震救灾的实际工作的，是通过设置不同焦点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并形成了共识的，是抗震救灾的积极推动力量。

从内在分析，此次报道的议程设置遵循了一条人本逻辑，即所有阶段的所有内容都是考虑到人的需要，尤其是身处灾区的人的需要。广播从调动社会资源、丰富报道形式、拓展对话渠道等多方面给予关注和满足，体现出了中国主流媒体“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在应急广播的议程设置中，以灾难的刺激性吸引关注不是目的，推进事态的良性发展也只是其功能之一，给灾难中的人以切实帮助和精神支持才是其根本。

二、高度的视域融合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视域融合”。理解的前提可称为“视域”（horizon）。这个词本指高山的雪线、地平线，喻指人的视野，或理解的起点、视角。它包含着决定理解得以可能的文化传统和背景。作品本身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它的语言、风格、内容构成了它特定的“视域”。读者也有一个“视域”。理解的形成、意义的发生就是作品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的融合，即“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说：“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本文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与我们自己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整个见解的关系中”。主客体在双向融合中都迈向了一个新的视域，使更高的开放成为可能。⑤

在此，借视域融合的概念用以阐释视域融合对于应急广播传播效果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应急广播的传者是应急广播内容的者，若细分，可有现场记者、主持人、新闻发言人、记者采访的对象等，而受者是所有收听到应急广播的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传者群体即向应急广播主动反馈的受众，在他们与应急广播联系后，他们的声音或想法通过应急广播传递出去，他们就拥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受者也是传者。而应急广播的传者众多，每个传者都有其独有的语言风格，表达或直白或含蓄，也许清楚明了，也许话里有话，也许词不达意，有人有口音甚至使用方言，如何能让各个传者的视域与文化背景迥异、知识水平参差、理解能力不等，甚至还有只懂本民族语言和自己母语的少数民族和外国族裔的受众，完成视域融合非常重要。

应该看到，在应急信息传播中，传受者之间高度的视域融合是必要的，是必须实现的。因为应急广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告知应急信息并用应急信息指导受众行动，关键时刻能够救命。如果传者的语言没有被受者听明白，听准确，甚至被误解，后果不堪想象。不能实现高度视域融合的应急广播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有学者提出危机传播与扩散的无噪声信息流的理论模式，即只有当信息发送者发出了正确的信息、信息被正确地传播与扩散、为信息接收者正确地理解并采取正确的行动，才能说信息传播与扩散的过程是无障碍、无噪声的。⑥从正确的信息发出到正确的行动实施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者与受者之间高度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要由传者和受者共同完成。对于分秒必争的应急广播传播，尤其是在单凭声音，没有其他辅助（如肢体语言），没有上下文关联的语境下，传者不能要求受者的思维、判断力与自身相吻合而形成沟通的默契与惬意，而需要以低就的、不含寓意的明白话语，以期实现视域高度融合的状态处理应急信息。

因此，当面临传者众多，话语表达各异之时，应急广播从业人员必须以让所有人听懂为目的，给予通俗化转化，以实现高度视域融合，传者尽责，受者受益，让应急广播实现最有效传播。

三、受众N次传播与主动反馈模式

在传播学者们对广播的研究中，广播被定义为线性媒体，即广播单向地将信息从传者经由传输渠道送达受者耳边，是典型的“我说你听”模式，缺少受者反馈渠道。尽管在近些年的国内外的广播实践中，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广播引入热线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大大加强了广播的交互性，但就传统广播主体传播框架而言，依然是单向传输模式。这一方面是因为广播与生俱来的线性特点，另一方面也在于广播多年来对听众的“培养”，养成了听众以听为主的习惯。当然，这也成为新媒体时代广播丢失受众的重要原因，以及广播寻求与新媒体合作的重要动力。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应急广播的快速反应和持续关注所带来的大量信息，足以吸引关切人群的耳朵。对于身处灾区的民众，尤其当广播成为其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媒体时，其对广播的态度就更不仅限于听听而已。

笔者通过分析应急广播案例，总结出应急广播受众N次传播与主动反馈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可能：

首先，应急信息最有可能成为“谈话流通物”（conversational currency），即媒介为社会谈话提供一个共同基础⑦，一个听众听到应急广播信息，有可能主动将其中的内容告知给他的亲朋好友，与之分享、讨论。

其次，当突发公共事件处于爆发期和蔓延期，民众有诸多个人的诉求需要满足、当应急广播成为最易得媒体时，应急广播就很可能成为其求助的一个渠道。根据我国汶川地震和日本数次地震后的经验，广播总会扮演帮助灾民解决实际困难的角色。

第三，作为应急广播的听众，当听到某些个体的诉求，而自己又有能力为其提供帮助时，极有可能通过广播提供有用信息，或通过广播给出的联系方式直接与这一个陌生的个体接触。

第四，当一个人与应急广播的主动接触有了良好回应，会对其他人产生效仿效应，主动与应急广播联系的人数就会倍增。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总是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因孤立而陷入不安的境地或受到惩罚，这是人的社会天性，因此，个人在表达意见之际，一般都会观察身处的意见环境，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就会积极大胆地表达出来；而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就极可能屈从环境而转向附和或沉默。⑧因此，当听众发现与自己有同样或类似需求的人具有相当规模，可能更有勇气向应急广播表达自己的诉求。

因此，应急广播的传播较之日常广播就有了听众更为主动、互动更为活跃的特点。

当应急广播信息发出，受众1可能是或随意、或惯性地接收到，应急信息作为“谈话流通物”，由受众1自主传播给受众2，依次传播至受众N。

因为需要信息，因为知道应急广播可以提供，所以，从受众1、受众2到受众N会主动寻求对应急广播的再次收听，以致多次收听。

因为有自身解决不了的诉求，必须诉诸于应急广播，因此，受众中的一部分会主动与应急广播联系，如震后寻亲等；而后，因为知晓答案，另一部分受众亦会主动向应急广播反馈，提供前面受众所需。

由此，形成了应急广播的受众N次传播与主动反馈模式。

受众的N次自主传播和主动反馈，让广播从单向传播变成了网状传播，应该说这是传统广播追求的一个境界和高度，在应急广播中实现了。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如果个体诉求的累加超出应急广播这一公共资源的满足能力，应急广播就需要另辟蹊径了。与新媒体融合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