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色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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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女》是章诒和继《刘氏女》之后的第二部小说。与读《刘氏女》时一样，我不知不觉地就把它当成了纪实作品。全部素材(包括故事主体)的真实性是可以直接感觉得到的，不需要从作者十年的牢狱经历去求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包装成小说的散文或回忆录。作者曾坦承，她之所以把多年积累的散文素材改写成小说，是因为此前写

“告密”旧事时引发风波。听上去写成小说倒像是一种防御性措施，其间自有苦衷，且不去妄议。

小说有小说的优势，它可以给作者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去还原故事的情景和探索故事的底蕴。还有，小说可创造出“虚构的美”(昆德拉语)。在这几个方面，作者都明显做出了努力。至于她在运用小说体裁方面的成功程度，却不是我能够评判的。

杨氏女一如刘氏女，也是40年前的女囚徒。作者似乎有意识地把故事往深里讲，想来是意在做出某些探索。她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故事中社会性悲剧的一面，而更想揭示其中蕴含着的人性悲剧。作为一位女性，她对女性生存境遇自有一份特别的关怀。因此，、性犯罪以及女性的“欲望与不满”(作者语)等，在小说中纠结困扰，掀动着笔底波澜。从附于书末的“《杨氏女》笔谈”看，作者意欲探索的是某种与人类生存纠缠已久的主题，在人类文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上也曾反复出现。我因此联想到的则是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一书。

我很理解作者的这种意图。牢狱生活(恰好我自己也坐过几年)似乎存在着一种代偿作用，人的思想容易变得旷远高阔，不受眼前景象羁绊。看事看物，自然就会对其深层的意蕴格外敏感。再者说，那些女囚的故事的确包含了许多罄竹难书的东西，恐怕非“伤痕文学”所能表达。

不过，我读《杨氏女》，不经意间却被一个情节牢牢地困住了，思绪一时仿佛进入了“”状态：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想规定的问题，因而未能追随作者的探索走得那么远。杨氏女坐牢是因为一个情杀案件。出于现实压力，杨氏女嫁给了一位军官：出于情爱，杨氏女又难舍旧日恋人――一个

“地主儿”，婚后仍藕断丝连。于是有一天，当丈夫刘庆生用几近待的方式对妻子杨芬芳施暴之际，窥伺在外的情人何无极像“一头狂狮”冲进屋内，举刀便砍。“黑暗中，是两个男人的战争，是情敌之间的决斗。在几声‘嗷――’的惨叫之后，是刘庆生尖厉的高叫：‘我是现役军人!你是地主儿?’刹那间，一种感觉压倒了另一种感觉，杀红眼的何无极突然醒悟了：咣当一声，菜刀落地。”

这个情节听上去几乎可说是“不合逻辑”。打个比方说，福尔摩斯对一场疯狂情杀因何突然中止的推理中恐怕就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地主儿”三个字竟能让“一头狂狮”像听到一个咒语一样“突然醒悟”，一场“两个男人的战争”和“情人之间的对决”顿时冰消瓦解。这多像是一个童话故事!――我们或许可称之为“黑色童话”。

但我知道那不是童话，而是我们曾经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现实。“地主儿”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政治贱民身份。我们只能这样推测：何无极对自己贱民身份的认同感已经渗透其整个意识乃至潜意识。或者竟可以说，那样一种政治存在已成为他的“内在本质”(当年常用语)。

对于一个人来说，政治存在不是轻易可摆脱或可超越的，你必须做出的选择是：认同或不认同。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选择是一种理，但何无极的认同显然不是出自这样的选择，他的政治存在更像是“被政治寻在”。他的那种有如中了魔法―般的认同感令人震惊，但说穿了那魔法也没什么奥妙可言，无非是长期压抑的结果，而压抑的形成及其强度则是依靠不断地制造恐惧。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约指的就是这种效果。由此我们也可理解，东欧的作家们为什么对“恐惧”这一主题会近乎偏执地情有独钟。

有位好莱坞的高手说得好：要想讲爱情故事，先找出障碍是什么。如果没有“地主儿”那三个字造成的障碍，杨氏女的爱情故事乃至一生的故事都得改写，或者竟干脆就没什么故事可讲了。据此观之，我像中咒一般地在“地主儿”三个字上盘桓不去，倒也不是一种不得要领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