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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市场经济,一些外地人到天津白手起家,像温州人,最早修鞋,现在盖起了温州城,成了服装批发中心,福建人从挑着扁担卖茶叶,到现在几乎垄断了天津的茶叶市场。这些人干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或想不到要干的,生意早就干大了。
纵观天津历史,可以看出,天津城就是一代代来自各地的人共同建设起来的,促成了天津人热情、豁达的性格,有外地人说:天津人热情,不管走道哪里都能看见笑脸。这种对外地人友好的性格是天津人与生俱来的,是数百年来城市文化的积淀。
外地人到天津做生意、办企业,可以说是双赢的好事。企业家、商人们在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的大好形式,同时也为天津的建设投入资金,聚集人才,增强城市经济实力,提高就业率。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新中村访问后,不由得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在外地或外国,有那样的属于天津人的地方吗?……
那里,体现着敢于闯荡的勇气,敢于创新乃至创业的精神!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天津完整的经历了中国近代动荡的政局和屈辱的外交给他们生活造成破坏,这让一部分天津人的性格逐渐趋向保守和知足常乐,不思进取和创新,却爱发牢骚。而在市场经济面前,谁敢抢、抢得快,谁才有饭吃!天津的文化,应该是运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不但是开放而自由的,也应该是最具创新精神的。好在天津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不断的改变自己,重铸天津辉煌和骄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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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会馆
1684年,由于海禁开放,广东商人和福建、潮州的商人结成商船队到天津经商。他们的商船,船头油成红色,上面画有大眼鸡,被称做大眼鸡船。当时,由福建厦门满载商货起航的海船,每艘载重约200吨,为防海盗,船前船后装有土炮,并携带弓箭刀矛等武器。船队的行程约在40到60天,在农历惊蛰节后到达天津。每年夏秋的时候,在天津南北运河的三岔口附近河路码头买卖。这些商人逐渐形成了建帮(闽帮)、潮帮和广帮3大派系,为了营业、团聚方便,他们建立了闽粤会馆,3帮轮流值年管理会馆。
闽粤海船每年运到天津的货物,最大宗的是蔗糖,此外,还有各种土特产品及手工业制品运抵天津,有时,南来的闽粤海船还载有国外的舶来品到天津销售。那时,天津北门外,东门外都有专门贩卖这些洋货的市场,称为洋货街。人称那里为“百宝都从海舶来,玻璃大镜比门排.和兰琐伏西蕃锦,怪怪奇奇洋货街”。
闽粤会馆是天津最早的会馆,它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位于北马路的二中心医院。该会馆前门开在北马路,后门开在南运河畔的针市街。在财务管理上采取三帮轮流值年制度。后因内部发生经济纠纷而分裂,会址改为民居。1953年拆建为第二中心医院。
现如今,在天津的闽人有20万人,企业近4000家,在水暖阀门、陶瓷洁具、石材、茶叶、木材加工这五大行业几乎被闽籍乡亲所垄断。现在整个华北陶瓷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中福建人占90%;龙头行业阀门厂商有规模的10多家,比较小的40~50家,基本掌控天津的阀门市场;在天津经营茶叶的批发商大约500家,年销售额15亿元左右。现在的福建商会位于东丽区的新中工业区闽中路上,周围大多是福建民居和工厂。
广东会馆
闽粤会馆分裂后,广帮的商人们因广东接近香港,贸易繁盛,又加上粤籍洋务官员在天津也多居显要,因而有另专门户兴建广东会馆的倡议。1903年,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康绍仪和天津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各捐白银9000两,同乡们继起响应,踊跃捐款,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募集到白银10万余两。次年,动工兴建,所需砖瓦木料多自广东沿海一带海运而来。
位于旧城鼓楼南的广东会馆,是天津至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这座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是国内保存至今最大的一座古典剧场。
最近,天津市广东商会筹备委员会组织的“广东会馆开展第一次筹备大会”,刚刚召开完毕。目前参加的广东企业经营范围大多以家居装饰和家具为主。
闽粤商人为开辟市场而来到天津,对天津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他们凭依当时已有的较为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闽粤海商的贸易经验,与天津商人,乃至北方地区的商人进行了市场贸易活动,这是一种双方都以实现自己利益为动机的商业互动行为.正是他们的商业趋利动机以及在这种动机驱使下的互动行为,直接推动了清代天津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位于天津的估衣街,为山西旅津同乡会的会馆,是山西商人在天津聚集同乡、交流感情、洽谈生意的重要场所,会馆曾设山西旅津小学,现为天津29中。
当时山西商人在天津大多经营钱庄、票号等业务,以诚信著称,但是的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这种品德在其他地域从未见闻。”梁启超也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山西民风平和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由此可见。
天津历史上曾是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一度时期,曾经操纵和控制了中国的近代金融业。山西商人所开的票号,直接参与了天津工业资本投资和资金筹措,为近代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在天津的晋商大多是以资金形式去天津投资的,并在资本运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房地产经营、区域经济开发和文化事业等领域涉足,而现在的山西商会位于河东区六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