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过的荷兰华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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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老板娘

我刚到荷兰时，工作居住在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市（以下称马城）。那是27年前，祖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经济腾跃尚在孕育之中，而这里的经济自文艺复兴起就未间断地持续增长。从北京到阿姆斯特丹十来小时的飞行不但把我从东半球带到西半球，而且把我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反差之大，令我眼晕。

马城古香古色，恰似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小镇，但又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我的老本行教育领域就是一例，以问题为出发点的新型教育方式就是在这个城市开花结果的，领先于荷兰甚至欧洲许多国家地区的学府。我作为北大英语系语言学和语言教育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本来踌躇满志想来马城翻译学院干一番事业，但到此一落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以问题为出发点的新型教育方式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晓得，更别提能使用它进行汉语教学了。我不安又惭愧，失落感油然而起。再加上这里的生活水平和我过去熟悉的有天壤之别，每月拿工资时诚惶诚恐，总觉得自己的劳动不配挣这么多的薪水。持有此看法的不止我一个，大学里我的一些同事也认为我从第三世界国家坐直升飞机垂直飞进蜜罐里了。

走在路上，我从来不用回头。因为我举目无亲，没人认识我，咋会有人在街上喊我的名字呢？马城当时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荷兰本土人。在金发碧眼的人群中，我黑发黄肤形只影单。幸好听邻居说马城有个中国杂货铺，我立刻赶去，渴望呼吸一点酱干咸菜豆腐白菜的家乡气味。

第一次在荷兰看到中国人，激动得像与地下情人幽会。可惜我和自己的同胞还得说英文，因为杂货店的老板娘说广东话，对我来说难似天书。这位身材娇小的生意人在马城商业区的黄金地带竟然独树一帜，把中国食品推荐介绍给认为中国男人还梳长辫子中国女人还三寸金莲的荷兰南部居民。从那时起我隔三差五地常去那家杂货店，虽然同老板娘语言不通，但看她卖货是个享受。在她眼镜后骨碌着一双凤眼，客人一张嘴，她就知道客人想要什么。她笑脸相迎，曲意迎和，和气生财，财源滚滚。我刚到马城翻译学院任职时的失落感在她的言虽不传但身教下逐渐烟消云散。

后来有个印尼华人请我吃中餐，我便在马城一中国餐馆幸会第二位广东妇女。她可谓脑后长眼，前头伺候客人，屁股后头跟着两个地出溜，一个两岁一个三岁。一双儿女一边妈妈长妈妈短地叫唤，顾客一边咖啡啤酒地吆喝。后来发现在后厨房里她丈夫三头六臂地一人做三位厨师的活儿。可我在马城生活工作了12年，到这家餐馆吃过N次饭，从未发现老板娘面有一丝倦容或怒相。她的一对儿女长大成人硕士毕业了，不肖做父母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但老板娘一谈起孩子，从心里往外笑，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在大学教书、于文坛拼搏挣扎，没背景，没经济后盾，含辛茹苦不怕，受尽欺凌心寒，但每每想起这两位我最先认识的广东老板娘，惭愧还来不及呢，哪有自怜之份？

东北女性

12年后我搬到荷兰西北部城市海牙。这时中国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华人已不是昔日受人的民族。但中国大，发展尚不均衡，上世纪90年代后来了新一批华人移民。多数广东福建或浙江温州人初来乍到至少还有个三亲六故照应，但来自东北的移民在此连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近邻也没有，两眼一抹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她们居无定所，秋叶似地随风飘零，听见“警察”两字就像听到鬼叫门，生怕被抓进监狱。

她们彼此惺惺相惜，你没处过夜，我就把单人床让给你一半，即使一夜无眠，也倍感欣慰。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就不让姊妹饿肚子。挣来的钱一分掰成两瓣花，存起来贴补国内家人。自己为别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孩子，夜里梦见家里呀呀学语的没娘孩子，担心留守丈夫能否知寒知暖，冬天给孩子添衣缝被，夏天为孩子买凉快衫裙。

我认识一位东北母亲，背井离乡来到荷兰时，国内的女儿正在换牙，后来孩子长大成人了，与邻居小伙喜结良缘，母亲无能力回国参加女儿婚礼。孩子结婚那天，母亲哭得天昏地暗；女儿生产后，做姥姥的只能从远处为外孙祝福。但东北新移民像离离原上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夹缝中倔强地生存。这不，近几年她们中有不少人自己开店了，把国内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事业有成。

温州女人

海牙处于荷兰大都市核心地带，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财产从无到有、从有到富的华人女性。她们大多来自温州，心灵手巧，外表文静，可像男人一样独立自主，吃苦耐劳，不怨不悔地相夫教子，左右开弓地生财创业。她们不知什么叫靠男人吃饭，也不晓得啥叫这条路行不通。有路往前闯，没路另开蹊径也要往前奔。旺夫命，对温州男人尤为眷顾。荷兰人没政府资助实现不了的项目，温州姐妹一起吃顿饭拉拉家常，资金便凑齐了。荷兰人还在填写长城般漫长的申请表呢，温州姊妹已把项目推进到尾声。我常想，啥时能学到温州女人的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众志成城呀？因为一旦学到，我心中的小说就不会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了。

荷兰女华侨的共性

广东老板娘也好，东北新移民、温州女企业家也罢，她们虽身处不同环境，经济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都保持了中国传统女性对家庭的忠诚不渝。虽然她们中有些人出于无奈离了婚，但从不推卸对孩子的责任。即使丈夫有钱之后视赌如命，喝酒无度，拈花惹草，甚至与路边野花生出来几株奇花异草，诸多女性还是用身家性命保证和丈夫共同生育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其艰辛的程度，其入骨的酸楚，比在异国他乡赤手空拳创业还难以承受，但她们还是活过来了。

女高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也陆续来到荷兰。不过他们的文凭到此变成一纸空文，一切得从零做起。不是上学的年龄了，再进课堂，谈何容易？不少女高知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学习深造。但尽管成绩优秀，要想在先入为主的荷兰同事中争得一官半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以聊以慰藉的是， 纵观荷兰学术高教界，中国女知识分子像黑夜里的星辰，透过云层，闪光发亮。星星之火，可望燎原。

在新世纪中国经济腾跃期间，从中国来了最新一批华人女知识分子。她们没了我们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诚惶诚恐，多了目前中国人的自信，当仁不让地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人不但与荷兰同僚平起平坐，还带来了东方女人的魅力、智慧和美德，其优势浮出水面。但文化的差异、种族之间的不理解、国家间的误解甚至不信任，并不放过这些最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华人高知在西方前途虽然光明，道路却是曲折的。

三重担子下的女华侨

从女娲昭君武则天，到秋瑾刘胡兰吴仪，中国女性自从补天造人走出家门进入全球各地以来，从未辜负过女人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华人女性尝试着在国外打开一片事业天地，而她们的肩上除了相夫教子、自身发展以外，又凭空添了一副担子，即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情况下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常言道，人在工作中是最美的，大概是因为大浪才能淘沙吧。国外的孤独无援像雕塑家的刻刀，把人的累赘去掉后，显出人的原本，刻出人的灵魂。我所见过的荷兰华人妇女，没被肩上的三重担子——不是三座大山——压垮。相反，她们在异国他乡被适者生存之困苦逼得不得不放下常人的包袱，轻装前进，从而显出灵魂深处最灿烂的一面。国内的女人美，海外的中国女人更美。不是外表的艳丽，而是辛酸泡制的美德。

忘了是谁说的了，我只记得听到这句话时的心动：一个国家是否生机勃勃，要看这个国家的女人是否顶天立地。女人强，男人旺，所谓旺夫，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为何无旺妻一说呢？因为天是女娲用三万六千五百块五彩石补起来的，从那时起女人就从未指望过男人为她们打江山。但我非女权主义者，天宽地厚，强劲男人有用武之地，独立女性也有发展余地，水涨船高，男人越壮大女人越享受，乐还乐不过来呢！

笔者作为女人，祝姐妹们坚持顶住那半边天，自强归自强，跟男人作对就免了吧，否则男人忙于招架女人，一松手，他们支撑的那半边天掉将下来，鸡飞狗跳孩子咧咧的，大家都不得安宁。

言归正传，随着中国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女华侨将逐步提高她们融入西方社会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在世界上胜任大国责任之日，将是女华侨找回女娲补天的自信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