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市场利率粘性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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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理性的框架出发，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信用卡市场利率粘性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指出我国信用卡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信用卡；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理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086-05
与迅速起步、快速发展的国内信用卡市场相比，国内信用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则明显滞后。西方的信用卡研究主要从信息不对称、博弈论、消费者理性等角度对信用卡消费信贷问题有较成熟的分析，但我国的制度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如没有个人破产、社会保障程度低、消费者整体储蓄动机较高等，因此我国的信用卡消费信贷理论与国外也应当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我国介绍信用卡用途和描述性统计的较多，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对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的理论框架下的消费者跨期消费均衡、信用卡利率粘性以及信用卡违约风险等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这对不对称信息下金融中介的作用机制和消费者行为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
(一)信用卡利率粘性问题
信用卡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经历多次技术革新之后，在这样一个有着上千家银行和大量消费者且进入门槛极低的完全竞争市场，为何信用卡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即信用卡利率粘性(interest rate sfickiness)问题(Berlin和Mester(2004);stango(2000))。对此，国外学术界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和消费者理性两大分支对其进行了解释。
1、信息不对称与利率粘性。
Ausubel(1991)最先对信用卡的高利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信用卡市场虽然十分接近完全竞争市场，但信用卡利率却异常高，这就是信用卡利率粘性问题。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信用卡的盈利远远高于银行其他产品的收益。Ausubel(1991)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框架，提出逆向选择、搜寻成本和转换成本的存在是信用卡高利率的重要原因。
(1)搜寻成本引起的逆向选择。
搜寻成本(searching cost)是指消费者寻找信息或其他信用卡所花费的成本。Ausubel(1991)指出，与高风险的客户相比，低风险的客户更不愿意寻找利率更低的信用卡产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会长期大规模地借贷，对利率的变动并不敏感。而高风险的客户会主动寻找低利率的信用卡产品，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未来过度透支。所以单个的银行为了避免吸引这类高风险客户而不愿单方面降低利率。这样银行业信用卡的利率就整体高于完全竞争时的利率水平，即利率水平保持一个垄断价格以防止信用风险。Calem和Mester(1995)进一步指出，高账户余额的客户面临较高的搜寻成本，即搜寻新的信用卡产品对其产生的效用很低，因为这部分客户的信用额度不会发生太大变化。那么。银行单方面降低利率就会吸引那些维持信用卡余额较低的消费者，而这类客户对银行产生的收益较少，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减弱银行降低利率的动力。Berlin和Mester(2004)对信用卡市场的搜寻成本做了进一步详细的研究，作者主要考察了两个问题：第一，科技发展和信息披露所导致的搜寻成本减少是否是90年代之后信用卡市场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信息传播尚不发达的20世纪80年代，较高的搜寻成本是否是信用卡市场高利率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搜寻成本的减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信用卡市场利率的下降，而且即使是在搜寻成本较高的20世纪80年代，搜寻成本对信用卡利率粘性的影响也并不十分突出。
(2)转换成本引起的逆向选择。
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是指消费者更换信用卡产品所付出的成本。在Ausubel(1991)提出的逆向选择理论的基础上，Calem和Mester(1995)采用1989年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rner Finances，SCF)的数据对信用卡市场的利率粘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对转换成本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和论证。首先，信誉高的客户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因为如果转投其他发卡行，将不得不放弃累积起来的较高的信用等级和信用额度。此时，银行降低利率，招来的客户很可能是一些信誉较差、风险较高的客户。其次，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维持较高信用卡余额的客户申请新卡被拒绝的可能性也高于余额较低的客户，因为发卡行很难了解其转换的动机。尽管维持高余额的客户可能是优质客户，但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发卡行趋于保守，结果降低利率吸引的只是维持信用卡余额较低的客户，银行利润水平因此会受到影响。因此，银行不愿意以降低利率作为竞争的手段。Stango(2002)对信用卡定价中的转换成本做了新的实证检验，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Calem和Mester(1995)的论证。随后，Calem等(2006)采用1998-2001年的消费者问卷数据再次从转换成本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信用卡的高利率问题，试图为信用卡市场一系列的改革可能引起的信息结构的变化提供新的证据。作者首先将1998-2001年的数据的实证结果与1989年数据的实证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与1989年的结论一样，高账户余额的客户在申请新的信用卡时更容易被拒绝或者被给予较低的信用额度，信用卡余额与被拒率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改变。接着，Calem等(2006)又检验了转换成本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在信用卡定价中的作用，结果显示．高信用卡余额是客户获得优惠利率的重要阻碍之一。以上结果都表明，尽管信用卡市场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转换成本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仍然是信用卡高利率存在的重要原因。
2、消费者理性与利率粘性。
消费者的理性和非理也对信用卡高利率有重要的影响。Ausubel(1991)认为，信用卡市场的高利率现象可能是由于消费者的非理导致的。其基本假说是，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类非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并不打算使用成本很高的信用卡贷款，但后来发现自己还是不断这样做。这一类消费者是低风险的优质客户，他们以较高的利率借款，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偿还贷款。同时，这一类客户不太可能对利率的下调作出反应，因为他们一开始并不打算使用高利率的信用卡透支消费，或者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借款都是短期的。另外还有一类客户，他们有足够的意愿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但信用状况不佳，同时也缺少其他成本更低的借款渠道。这类客户对于银行而言往往是高风险的。同时，他们对利率的变化十分敏感，也更有可能对不同的信用卡利率进行比较。因此，银行不愿意在利率层面上进行竞争。因为通过降低利率所招揽的客户大多属于
第二类。Ausubel(1991)对于信用卡利率粘性解释的关键是存在非理性的第一类持卡人。这一点在现实中可能确实存在，比如，许多消费者可能对信用卡利率的运作并不太了解，进而低估了透支消费所产生的后果。不过，Ausubel(1991)关于消费者非理的论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消费者或许在前几次透支消费时，没有意识到高利率问题或者对利率结构不甚了解。从而承担了原本不想承担的高额罚息。但消费者不会总这样错下去，消费者完全可以在以往信息的基础上对以后的透支消费行为作出调整。不过，Ausubel(1991)的消费者非理性理论仍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角度。
Brito和Hartley(1995)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消费者完全理性的假设下，信用卡利率粘性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理性的消费者可以利用信用卡对收入和消费作出合理的平滑(Smoothing)，也可以免去短期内获得其他银行信贷所花费的高额成本，同时信用卡本身具有的转账结算功能和方便安全的特点也使其应用面越来越广。Brito和Hartley(1995)认为，相比而言，银行贷款的交易成本较高，当消费者贷款期限较短且不可预测时，即使信用卡利率较高，由于其使用方便灵活，理性的消费者也会选择信用卡贷款。然而，一旦信用卡利率与银行贷款的利差扩大，则信用卡的优势就会被其高成本抵消，因此适度的利差实质上是银行提供信用卡的合理补偿。DellaVigna和Malmendier(2004)也从消费者理性的角度研究了信用卡高利率问题。他们认为银行提品时是完全理性的，但是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的。由于信用卡可以即时消费和延迟还款，对跨期选择不一致的非理性消费者来说，银行会在初期收取较低的利率诱捕这类消费者，而在后期收取高利率。
(二)信用卡的消费者行为
除了信用卡利率定价外，信用卡领域的另外一个分支专门研究的是消费者行为，包括消费者违约与破产，以及持久收入假说等。
1、消费者违约与破产行为。
Gross和Souleles(2002a)采用个人信用卡微观数据研究了消费者违约与破产行为。他们对美国1994-1997年间个人破产增加75％的现象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说：“风险效应”和“需求效应”。“风险效应”指的是由于信用卡贷款获得的便利，消费者的风险因此而增加，进而破产率增加。“需求效应”指的是随着破产律师增加、破产资料的推广，破产成本降低，消费者个人破产率也增加。他们采用个人微观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风险因素与破产违约正相关，但他们对需求效应的假说由于数据缺失没有得到验证。由于信用卡的违约行为的复杂性，相关研究对于Gross和Souleles(2002a)提出的“风险效应”和“需求效应”尚未有完全一致的结论。Duma和Kim(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持卡人的还款能力仍是信用卡违约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Domowltz和Sartain(1999)认为，信用卡债务的增加是消费者破产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Fay等(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破产的概率随着申请破产成本的降低而增加，即“需求效应”在消费者破产行为中占据重要地位。Sumit(2003)则利用微观信用数据检验了消费者违约与破产行为的宏观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在控制消费者个人特有风险(消费者贷款数量，信用限额，利率，信用评分)的前提下，宏观变量失业率、离婚率也对美国消费者的破产行为有着显著正面的影响。
2、理性预期一持久收入假说。
对消费者行为的另一研究领域集中在“理性预期一持久收入假说”的检验上。持久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的消费模式的不是其当期的收入，而是长期的收入预期。该假说的关键论点是：消费者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短期的收入变化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理性预期假说自诞生以来，经济学家发现其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他们提出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存在“流动性约束”。即消费受到收入波动以及信用额度的影响。经济学家在信用卡消费信贷领域对理性预期一持久收入假说进行了检验。对信用卡持卡人来讲，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当持卡人获得的信贷供给增加时(比如信用额度增加)，他们对信贷的需求不会因此而上升(即信用卡贷款余额不会上升)。如果消费者的信用卡贷款在其信用额度提高之后也增加了，则说明消费者存在“流动性约束”。Ludvigson(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的变化与消费者信贷的变化密切相关，消费者面临“流动性约束”。而且流动性约束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变动，与家庭收入成正比。这～实证结论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放松信贷管制后消费大幅增长的现象。Gross和Souleles(2002b)实证检验了信用额度发生动态变化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变化．他们发现信用额度的提升会导致消费支出显著增加，信贷额度每增加1000美元，消费支出显著增加约130美元。他们的实证结果证明了流动性约束理论存在合理性，同时也表明消费者在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传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信用卡消费信贷的研究还非常少，仅有少量关于信用卡使用频率和信用卡透支的研究。在信用卡使用频率领域，刘荣茂等(2005)通过对南京地区368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居民信用卡的使用比例不高，仅占33.69％，他们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信用卡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发现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信用卡需求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年龄和性别的作用则不显著。李永强等(2008)也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并进一步对问卷的结果进行量化，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信用卡使用频率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感知信用卡实用性是影响消费者开通以及使用信用卡的最重要因素，而信用卡相关知识、信用卡感知风险、金钱信用态度也对信用卡使用频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信用卡透支领域，江明华等(2003)采用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了信用卡透支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信用卡的正面情感、对金钱的保守态度和冲动消费对信用卡透支有着积极的影响，而确切清楚自己存款者则对透支行为有着消极的态度。江明华等(2004)则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从性别、婚姻状况、学历和收入，以及职业和年龄这六个方面研究了信用卡持卡特征与其透支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学历”和“职业类别”与“透支与否”和“透支习惯”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而其他变量则并不显著。
三、文献简评
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信用卡消费信贷基本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行为的理论框架下。而国外的理论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所以要理解我国现阶段的信用卡消费信贷问题，我们要把
中国的消费习惯差异、没有个人破产、政府干预等融入西方传统的理论，从而推导出一些不同的，可以用中国的信用卡数据检验的理论，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空白。
我国信用卡领域的学术研究缓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数据难以取得。在美国，信用卡是最早采用数据分析的行业之一，从实务界的筛选客户、有效营销、风险管理到业绩评价，以及到学术界的大样本实证研究．信用卡数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实证研究还停留在小规模的问卷调查阶段。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推动逐步建立银行联网的信用中心，另一方面学术界也要紧密与实务界合作，从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等不同角度全方位深入研究信用卡消费信贷问题，研究成果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信用数据的建设和发展。
相关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信用卡选择和信用卡透支领域。目前系统的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理性框架下的研究尚未展开。关于信用卡消费信贷中的定价、市场参与、逆向选择、动态博弈、消费者理性等前沿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检验。
四、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建立的理论框架可以理解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均衡，以及对信用卡利率和违约风险的影响，这对于不对称信息下金融中介的作用机制和消费者行为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未来的研究首先需要将消费者分为理性消费者和非理性消费者，并假定金融机构是理性的，而消费者部分是非理性的，因此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他们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下消费者道德风险下的损失，另一方面面临着消费者非理下的高利率收益。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中国信用卡消费信贷市场的总体现状；第二，信用卡客户特征与信用卡使用频率；第三，信用卡客户特征与信用卡违约；第四，消费者理性、信息不对称与信用卡利率粘性。
(一)信用卡使用用途研究
中国的国情与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居民重储蓄，少负债。因此，我们对信用卡领域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信用卡究竟是以交易便利性fcOliVe―nience)为主，还是借贷(revolving)为主。同时，我们进一步研究，什么类型的居民会透支消费、什么类型的居民只是为了交易方便?居民透支的程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揭示这样的信息对银行和消费者都有重要的实务意义。这样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消费者理解信用卡的特点以及潜在风险。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进行跨期储蓄――消费决策，降低信用风险，提高个人福利；银行则可以把统计结果运用到筛选客户、有效营销、风险管理和业绩评价中去，并利用研究结果设计金融产品，降低违约风险，提高银行绩效。
(二)信用卡使用频率研究
信用卡在中国仅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我国信用卡的激活率却非常低，只有30％左右。按照每张信用卡最低200元的成本计算，当前闲置的信用卡大约浪费了银行60亿元人民币。因此，研究信用卡客户特征与信用卡使用频率，对降低银行信用卡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的研究一般将未开通或开通后平均每月使用次数少于4次的叫做休眠卡。根据我国的特点，我国有一部分信用卡持卡人，他们使用信用卡仅限于免年费或者是为了获得免费的礼品，远远没有形成稳定良好的用卡习惯。因此，我们可以采用银行的微观数据，研究信用卡使用者的客户特征与使用频率之间的关系，分析哪一类消费者信用卡使用频率较低，从而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消费信贷政策，为商业银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营销效率提供借鉴。
(三)信用卡违约问题研究
信用卡违约率对信用卡产业的收益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是信用卡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美国次贷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信用卡风险的警钟，虽然我国信用卡市场目前的违约率还不是很高，但是随着我国信用卡规模的不断扩大，信用风险也会逐渐显现出来。对信用卡违约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将有利于国家制定更好的信贷政策。有利于金融机构设计金融产品并控制信贷风险，还能降低金融机构的潜在损失。分析信用卡违约的影响因素需要考虑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在信用卡违约的微观因素中，消费者的个体特征自然是信用卡违约主要的微观影响因素，包括客户的贷款总额、信用卡贷款余额、信贷限额、利率、收入自然对数、信用评分等。为了更好地提高模型的估计效率，还需要控制区域发展的影响和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另外，宏观因素如年度失业率、年度离婚率等影响也不可忽视。
(四)信用卡利率粘性研究
信用卡高利率的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利率粘性的解释，主要有两大类观点，第一就是信息不对称。他们认为消费者有着银行不知道的私有信息，银行为了弥补潜在损失，对信用产品采用较高收费：第二类就是认为大多数消费者是非理性的，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跨期消费做出合理估计，所以银行就能以看似较为优惠的产品诱捕这类客户，从而获得高于完全竞争状况下的利率收益。我国的信用卡市场目前实行的是同定利率，每天万分之五，最高年利率不超过18％。虽然我国尚未实行利率市场化，但是信用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理性等问题仍是影响信用卡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由于现行的利率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因此我们还需要研究透支客户特征并计算实际利率。为信用卡定价提供依据。我们可以从客户特征、信用评级、消费者理性的角度研究银行信用卡高利率现象及其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