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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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专栏中，我谈了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甄别，这期就继续往下说，谈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在今日中国，在一个亟需用财富和变革来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型时期，企业家如何发挥他们的公共责任。

在一般的意义上，企业家作为一个职业角色，他的本职所在是四个工作：提供符合人类需求的商品、善待员工、合法纳税、与社区环境保持和谐。能做到这四点，便是一个合格且值得尊重的企业家了。而如果他有余力和更广泛的社会责任，那么，能够以怎样的方式予以体现呢？是“转型升级”，去当一个政治家、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吗？当然不是。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一个最为普遍的方式是，参与创办非政府组织。

以美国为例。2011年年初的资料显示，美国约有4500多个各种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过75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各种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几乎所有知名的大公司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一般而言，基金会在美国的工作项目大致分为三大类：防止市场价值侵入不当领域；为也许是立意良善的政策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善后；以及处置源于市场基本教义的财富分配不均。

一位叫刘易斯·科塞的观察家发现，美国基金托管人的组成情况是：他们中间来自东海岸的高等学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们从事着有声望的职业，其中又以企业管理和法律居多。

科塞进一步分析说，基金托管人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他们对什么样的拨款应支付，什么样的要停止，具有最终的决策权。通过金钱的威力，他们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仅仅从基金会控制着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这一个理由，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行使着极重要权力的机构。

科塞说，这些提供了金钱的人们，他们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在华人企业界，比较早设立基金会的是香港的商人们。李嘉诚在1980年就设立了李嘉诚基金会，主要投入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等做有系统的资助，历年来，捐款累积逾80亿港币。1980年代初，李嘉诚出资在家乡兴建了汕头大学，1990年代，又出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

近年来，在内地企业界最让人欣慰的事情正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投入于公益性事业，这可以被视为财富阶层提升自我、实现公共价值的“正能量”，各种专项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它们俨然成为中国民间的一股独立的力量。

与美国、香港等地相比，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这些基金会也许扮演着更为独特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事实上从1930年代以来，中国的各种社会性职能都被政府所控制，民间被打成一片散沙，只有被统治和纵的命运。如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让人窒息的格局，财富阶层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构公共社会的某种机能。这真是过去几年来整个社会最令人惊喜的进步的一面。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总统，更可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都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的时候不惜为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