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眼中的“作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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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接触了大量的学生以后，决定将作弊这个问题提到掌握着作弊学生“生杀大权”的学校去，想听听学校是怎么来看待“作弊”这个问题的。于是按照常规思维，记者直接找到了上海某全国著名大学的教务处，但吃了一个狠狠的闭门羹。教务处有关领导这样回答记者：“我校对作弊问题不接受任何采访，而且我相信，没有一所学校会接受这样的采访！”于是记者只能“挖空心思”去找老师，所幸老师们还是很配合，能对记者“口吐真言”，而且对学校的态度表示“在意料之中”，他们说谁愿意记者挖掘自己不光彩的一面呢。因此为了保护接受采访的老师们，记者将不暴露他们所在的学校和他们的名字。

李老师：一个人就让一个分数憋死了

记者：听说您经常监考英语四六级考试？

李老师：是啊，另外我也经常作为副监考监考政治类的公共课考试。公共课和英语四六级的考生比较多，老师又比较少，所以常常在考试的时候需要别的老师支援。

记者：您自己教什么？

李老师：我是班主任，搞学生工作。

记者：能跟我谈谈作弊的情况吗？比如四、六级的“”。

李老师：“”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很难抓到，因为都做好了假证件。我们检查也只是检查考生本人的脸和身份证、准考证上的照片是否是同一人，既然做好了假证件，我们是很难判断出的。当然有些“”会在我们核对的时候表情过度紧张，这样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记者：您抓到过吗？

李老师：抓到过一次，就是因为他紧张得脸色都变了，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把他带出去问他叫什么名字，出生年月日，他说的居然和身份证上的不符合，结果就抓出来了。

记者：有别的作弊方法吗？

李老师：有，用手机耳机的，夹带的打手势的都有，但我们发现了一般不会抓，没收工具或者至少半个小时站在他旁边。其实没必要去抓，只要让他知道他被发现了，并且已经失去继续作弊可能了，他的心理已经垮了，后面几乎是大脑一片空白了。

记者：那些公共课作弊严重吗？

李老师：很严重，甚至公开说话的都有，但是主监考的任课老师都比较客气，我们做副监考的自然更不可能严格了。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学生作弊这么厉害？

李老师：我也经常和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恐怕比较能够代表学生发言。首先一些政治课的课程设计和内容让学生很没有兴趣，平时上课没几个愿意好好听的，但是考试还是要考，而且是死记硬背，大部分学生不愿意在这些课上花很多时间，所以考试就要依靠作弊，这些课程的考试中，连好学生都会去作弊。然后就是外语，无论是从学生角度还是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现在我们对英语的重视程度是过度了。本科没有英语四级证书、硕士生没有六级证书都拿不到学位，英语的重要甚至超过了所有的专业课，这没有道理。我个人觉得外语这个东西究竟要学到什么程度，老师可以引导，但选择权应该给学生，不能强制。我有一次监考六级，一个男考生哽咽着哀求我让他看一眼字典，说是都考了4回了，到现在学位证书还拿不到，工作落实不了，可他就是学不好英语。当时我真是觉得心酸，一个都30出头的大男人了，在考场里被一门考试弄得要掉眼泪。

记者：您的意思是教育制度有很大责任。

李老师：我们的“应试教育”让考试变得太重要，太追求结果，无论想干什么都要考试，都要凭考试成绩，而且还不管你是不是感兴趣、是不是学得会、是不是适合学，常常一个人就让一个分数憋死了，把人逼到这个份上，能不出歪门邪道吗？

朱老师：学生的心里没有诚信

记者：您在监考过程中是否抓到过很多作弊的学生？

朱老师：我监考的都是我教的课，一般这样的监考老师不会主动去抓学生作弊。尤其是对一些做小动作的学生，比如东张西望、偷看别人两眼的。我们大多会采用提醒、警告等，阻止学生的进一步“动作”。

记者：为什么呢？

朱老师：因为如果将这些学生上报到学校，一则处分记过会跟随着学生的档案，会影响他的前途甚至一生。二则处理学生的作弊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抓得越多就越繁琐。学校并没有一个专管部门来处理作弊，哪个老师抓住的，哪个老师负责处理，写报告、谈话……至少半天，老师花不起这个时间。对于那些屡教不改，视老师的提醒为无物，特别不把老师当回事的学生我们会采取记下学生姓名，让他的考试成绩不及格这样的方式。只有对那些明目张胆又目中无人、态度恶劣的学生，我们才会上报到学校，给与比较严厉的处分。当然这样的学生很少。

记者：据您观察，学生一般用什么手段作弊比较多？

朱老师：因为我们是工科，学生作弊基本上限于偷看同学的考卷、事先在考场课桌上抄公式这些手段。因为工科本身条件的限制，答案是很客观、很明确的，对与错很分明，没有文科卷的主观成分，所以翻书对他们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至于夹带纸张进考场的不多。对于利用课桌作弊，我们一般采取在考前15分钟，将学生的姓名学号按一定次序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对号入座的方法予以杜绝。这个办法很有效，对于作弊，我认为老师更多地要采取预防措施，让学生没有机会作弊，这对他们更负责。

记者：在您眼中，什么样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

朱老师：一般作弊的学生大多数是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屡次作弊的“大户”，成绩比较差，他们没有“包袱”，反正不作弊也一样过不了，就算不幸被抓到，毕业前学校大都会给撤销处分，所以作弊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赌博，没抓到就是赌赢了，也许就过了，抓到就自认倒霉，也无所谓。一般好学生不敢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信誉作为赌注，毕竟从70分到80分并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对于差生，从不及格到及格就是质的变化。当然现在的成绩与奖学金、将来找工作的简历都挂钩，所以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也会觉得不公平，一些成绩中等，而作弊又没有被抓的学生因此比他们绩点高、拿奖学金，但是他们一般不会轻易就因为这个也去作弊，拿自己前途开玩笑，因为那样对他们而言得不偿失，但他们很愤怒，经常会对老师表达这种愤怒。这里我要说，有一部分原来不需要作弊就能及格的学生加入“作弊队伍”完全是因为抵挡不住各种奖学金的诱惑，因此奖学金仅仅靠成绩作为标准是有问题的。

记者：学生作弊被抓住后一般是怎样的反应？

朱老师：有些学生当场会和老师大吵大闹，死不承认，也有些学生觉得无所谓，很“潇洒”地走出教室。但是一旦被抓到后面临处分或者不及格就很少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魄”了。不仅处分是大事，不及格现在也没有了补考，直接重修，重修费不是一笔小数目，自己没有钱，又无法向父母开口。所以这种时候，学生的“悔过”也和他们的作弊一样五花八门。有个男生开始态度恶劣，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直至我说要上报学校，才开始慌了，说父母都是教师，如果这件事上报到学校，父母的同事会笑话，父母会很没面子等等。不仅跪地哀求，甚至自己抽自己耳光。另有一女生作弊被抓后，得到我的家庭住址，跑来哭诉，弄得我家人都吓了一跳。这样的学生，真是什么都做得出。

记者：那么我想请问老师，是不是正是因为对作弊的惩罚不够严厉才导致作弊猖獗呢？

朱老师：我觉得靠惩罚只能治表面现象，现在学校里作弊泛滥的根源是学生的心里没有诚信，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关乎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整体国民性的诚信意识不足导致年轻一代视诚信为无物。现在随便问一个理工科或文科的学生，如果不用考试就让他通过，他是不是会答应？答案几乎很肯定：所有人都会答应。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现代青年所受的教育：只求结果，不问方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撇开社会不说，就说校园，就说作弊，校规中对作弊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当一个老师抓住一个作弊的学生的时候，先要上报所在院系，此时院系领导往往为了院系的形象，为了在学校的各项评比中不要因为有作弊落后，也为了自己的政绩，总会要求监考老师不要上报学校，但是院系又不能自己给处分，最后顶多就是“不及格”。连老师都不把“诚信”当回事，怎么来要求学生？所以你问我作弊的根源，我觉得就是因为缺乏诚信的教育和氛围，即使要用强制手段，也要让学生知道，作弊不仅是学校给个处分就了事的，它还将影响到你将来一生的“信用消费”，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做好，作弊就杜绝不了。

结语：社会只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

面对泛滥成灾的“作弊”，国家教育部说：“这样下去不行了。”于是在国家统考上公然舞弊的将交给司法部门严惩。而学校对于作弊的惩罚也“与时俱进”地加进了新的内容，据记者了解，学校给“作弊”定了“四宗罪”并给予了相应的惩罚：一、涂改他人试卷姓名占为己有；二、代考双方；三、组织团伙作弊；四、采用其它作弊手段。犯以上“四罪”之一者，属考试严重作弊，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读期间2次违反考场纪律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曾违反考场纪律又有作弊行为者，给予勒令退学处分。所有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所有的防范也不可谓不严格，小到考前才通知座位，大到安排警察、布置屏蔽手机信号，但是为何“作弊”丝毫也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为了应对惩罚，不断地花样翻新，让一场场考试由原本的所谓“公平竞争”变成三个层面上的“较量”：试卷上较量、作弊与不作弊的学生间较量，作弊学生和老师间“较量”，把人的智慧发挥在“作假”和“打假”上，这样的考试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

要说作弊的根源，老师们说的都很有道理，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和诚信的缺失固然都是作弊的根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整个社会给考试和分数带来的巨大压力。读书就是为了考试，考试为了分数，分数为了文凭，文凭意味着好的收入和未来。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这个社会，未来的美好程度和证书的多少大小成正比，而证书背后就是一场场考试、一个个分数，这是一个怪圈。人追求美好生活是一种本能，本来人是可以通过很多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获得这个结果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却给我们只提供了一种方法和一种可能，让人们在奔向美好未来的时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此“艰难”情境下，如此“激烈”竞争中，即使规定谁作弊要判死刑，恐怕也会有人甘冒杀头之险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也许当有一天我们追求一种美好结果的时候不需要通过考试，不需要依赖分数，那么作弊才能完全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