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次贷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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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相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经济危机。

这样一来滋生了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银行放宽贷款标准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资本扩张;而资本扩张又会导致经济过热并产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即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因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而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从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与全面地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其基本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得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速度的持续下降,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建议与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3、以上分析综述如下: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断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