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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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赶时间去省城参加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不得不在子夜时分乘上这次列车。
天气很冷,上车时,经过一番拥挤,坐上座位后,我才感到一丝温暖。
车上人很多。坐在我对面的男人,50多岁的样子,脸色黝黑,好像是农民,但他的皮肤不很粗糙,眼神犀利,浑身散发着一种儒雅的气质,又好像是知识分子。他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应该不是他的孩子,他们年龄相差悬殊,孩子也一直没有喊他“爸爸”,他们显得很亲近,又让人觉得什么地方有些别扭。
男人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左手边的孩子,神情疲惫却始终微笑着。他的左手环抱着孩子,我暗自惊叹他的手臂那么长,手掌也很大。他朝我笑笑,很想跟我套近乎似的。我矜持地报以微笑,靠着椅背一动不动。
他手边的那个孩子安静得出奇,始终像个木偶一般靠在椅子上,我一直没有注意他,直到他朝我做了一个夸张甚至有些扭曲的鬼脸。孩子的头发有些乱,身旁的男子开始用手一下一下地梳理着他的头发,脸上似乎永远带着慈祥的微笑。这孩子的眼睛空洞无神,散漫着无边无际的虚空,眼白远远多过瞳仁的黑。他一会儿故意地瞪大眼睛,一会儿使尽力气将眼睛闭起来,眼角出现了跟年龄不相称的皱纹。他的嘴角有意无意地抽动着,流着口水,用手擦了一把,却将手指头放到嘴里吮吸,旁边的男子轻轻地打打他的手,他愧疚般地缩回手指头,嘿嘿地干笑着。
“苏老师,苏老师,”对面的男孩子突然叫起来。
老师?我睁开眼,看见对面的男子亲切地瞅着孩子,等待他说出后面的话。我忽然明白在陌生男子的身上为何会散发出一种儒雅的气质,也许他是乡村学校的老师,半耕半读,融合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征。
“苏老师,苏老师,”男孩子仍然不厌其烦地叫着,就是不肯说出后边的话。苏老师依然笑眯眯地瞅着他的脸庞,眼睛里全是爱恋和等待。
“小卡,你说说看,你想要什么?”苏老师用手摸摸男孩子的头发,将他搂得更紧些。虽然车上人很多,但众人的体温仍无法将这么寒冷的天气变得温暖如春。
男孩子叫“小卡”,我已经确定他是智力上有障碍的孩子。苏老师带他到大医院治病吗?他的家长又在哪里?而且我知道,这种病治愈的概率几乎为零。他们也许是特殊学校的师生,苏老师是带小卡外出游玩吧?或者,更美好的想法是,老师带学生到省城参加一次慈善募捐活动……
正在猜想着,小卡终于羞涩地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苏老师,抱抱,抱抱。”
这么大的孩子了,要老师抱抱,真的出乎人的意料啊。但苏老师听了,眼睛闪闪发亮,他脸上的皱纹舒展着,微微转过身,双手捧住孩子的腰,沉稳有力地将他抱到自己的膝头,小心翼翼地放平了两腿,让孩子感到舒服了,才又搂过孩子,使他亲密无间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彼此取暖的样子。小卡频繁地眨巴着眼睛,口水又流了出来。
“苏老师,发卡,发卡,我要戴发卡。”孩子突然又叫起来。
我朝小卡盯着看的侧对面望去,那里有一个戴着漂亮发卡的小姑娘,她看见小卡呆愣愣地瞅着她,早已过了陌生人之间相互打量的底线,一分钟过去了,他还在“贪婪”地观望着,小姑娘慌乱不已,转过身,紧紧地压到妈妈的肩头上,再也不肯转过面,而她的镶着发光小东西的发卡依旧诱惑着这边的男孩子。
苏老师也无声地笑了一下,他轻轻地拍了拍学生,有点逗他的样子:“小卡戴发卡,会不会很好看呀?”
“好看,好看,我长大了,当苏老师的花媳妇。”小卡抽着鼻子说,眼窝里挤满了皱纹,空洞洞的眼睛上闪过一道光亮。
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周围的空气有了一些热度,变得活泼起来。苏老师稍微用力地拍打了一下小卡的屁股,让他坐端正:“别瞎说,男孩子说这话,羞呀。”
“不,偏不,我长大了,就要当苏老师的花媳妇。”小卡显得异常执著,又显得有些委屈,神情一下子松软下来。我笑不出声,心里愈发困惑:在他们之间,不是我所了解的那种师生关系,他们既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又像别后重逢的亲人;苏老师有意无意地宠着小卡,而小卡也须臾离不开苏老师的样子,坐在老师的膝头,被老师毫无距离地搂抱在怀里,他简直跟弱小的鸟雀一般,老师则简直跟鸟妈妈一般。苏老师大概认为小卡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只有将他放在温暖安全的“鸟巢”里才觉得放心。
我紧缩着的心松散着,列车窗外突然一片光明,我们开始驶进一座城市,对面的小卡也喜悦地尖叫着,脸上泛起了一团红晕。
小卡对苏老师说,自己的肚子饿了,想吃苹果。苏老师变魔术般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鲜红的苹果,先抱孩子下来,然后对我说:“先生,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洗一洗(苹果)。谢谢!”
等苏老师离开后,我问小卡:“你为什么非要当苏老师的花媳妇呢?”
小卡见陌生人跟他说话,竟显得十分高兴。他朝我努努嘴,双手搂着肩膀,很夸张地瞪着眼睛回答:“苏老师,没有花媳妇。他没钱,没人要他。他的钱给我们,我们没钱。我长大了,就当苏老师的花媳妇,一分钱不要。你说好不好?”
我原本想逗小卡玩儿,没想到得到这样的答案。我回答小卡说:“好啊好啊。”话一出口,我又觉得有些不妥。我看看身旁的旅客,他们也笑眯眯地瞅着孩子,眼神温柔而悲悯。
苏老师很快回来了,他将闪着光泽的红苹果递给孩子,再次将他抱到自己的膝头上。“咔嚓、咔嚓”,孩子将苹果咬得脆响,一副十分享受的样子。
我看了苏老师一眼,他两鬓斑白,眼神有力,却布满血丝,头发很乱,然而始终没有像给小卡梳理头发那样为自己顺顺头发,他嘴唇干裂,脸上的皮肤也像失去很多水分,干碴碴的样子。小卡咬到第三口,才想起应该让老师吃一口。苏老师假装狠狠地咬上一大口,其实吃到嘴里的仅仅是一块苹果皮。
“苏老师,你带学生出来参加活动吗?”我主动问苏老师。我忽然涌起跟他谈一谈的欲望,心中的困惑一直折磨着我。
苏老师先笑了一下,然后回答:“不是,我带他回家。”
“回家?他家长呢?”
苏老师开始断断续续地跟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他的口才不是很好,但足以让我听得清楚和明白。
原来,苏老师果真是半耕半读的山村教师,小卡10岁时在他的班级念书,没有老师肯接受这样的孩子,他接受了。学年快结束时,小卡竟失踪了。这样的孩子,无法界定是老师的责任,还是家长的责任。连家长也说:“找找看吧,如果真的找不到,这事情就算到头了,不找学校算账。”他却对小卡的父母说:“小卡是在我的班级丢失的,我要负责到底,这么一个大活人,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不见了。”
家长放弃希望后,苏老师仍然坚持不懈地寻找小卡。在3年时间里,逢休息日,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寻找;寒暑假里,他带着干粮出去找;他还计划着,再过几年,自己退休后,就可以“专职专业”去寻找学生小卡。
前几天,苏老师来到距离老家200多里的一个小山村寻找小卡。一位大叔看过小卡的照片,马上坚信不疑地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喜讯:他到闺女家看望外孙子,在那里见过小卡,他大概是流浪到那里,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脏得不像个样子。好心人家给他馒头吃,顽劣的孩子却追打着他,朝他吐唾沫、丢石块,骂他“小疯子”“神经病”。大叔叮嘱苏老师说:“快去吧,孩子快垮了!”苏老师惊喜万分,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
大叔写了闺女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交给苏老师,并告诉他,他们距离闺女那儿又有200多里,如果赶时间,最近的一班是夜间的火车,这车也比较省钱。苏老师却拦了一辆货车,将自行车放上去,掏光口袋里所有的钱,司机才答应拉他一程。回到家里,他借了充足的钱,去叫小卡的父母一起去接孩子,可是他们连镇里也没有去过,又没钱,还埋怨说:“这种事情多没把握啊,还是你一个人先去吧。”
苏老师自己找去了。大叔的闺女善良而热情,帮他找回小卡,还将自家孩子的衣裤送给小卡穿,又让他洗了脸和脚,小卡看起来很干净,终于和其他的小孩子没什么分别了。在大叔的闺女家吃过晚饭后,他们连连道谢,然后坐上了回家的夜间列车。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苏老师最后感慨说。小卡的苹果早已经吃没了,他靠着老师,昏昏欲睡,口水流了出来,苏老师急忙用手去擦。
我摸了摸自己的眼睛,竟有些湿润。我看看周围的旅客,打瞌睡的早已清醒不少,听音乐的拔了耳塞,瞅着这边,显得有些激动,有几个做妈妈的甚至泪眼滂沱了。幸好一夜无眠,否则真的要错过一个尘世好人。有人说,好人是世界的魂,一定是这样。
我动了动身子,感到暖和了些,拥挤的空间也好像舒展了不少。火车慢慢地停下,小站的灯光照得车厢里的面孔清晰可见。周围一阵骚动,一小部分旅客提着行李准备下车。
苏老师抱起睡熟的小卡,朝大家温和地笑了笑,然后有些摇摇晃晃地朝着出口走去,10多岁的大孩子,抱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苏老师他们走到那个戴着漂亮发卡的小姑娘身边,小姑娘忽然站起来,取下头上的发卡,递给苏老师,眼里含着热泪说:“老师,这个发卡,给他啦!”
(龚细鹰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