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

关键词：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谭嗣同；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14-04

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由于湘军系人士的大力提倡，王船山之名传遍大江南北，船山学亦成一时之显学，但是，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不是立时显现，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中，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对其思想现代价值的开掘起了关键作用。

一

中国由1840年鸦片战争而进入近代社会，但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有太大变化，因而此时人们对王船山思想价值的揭示主要还是在其传统意义一面。众所周知，王船山思想研究之风的兴起，与曾国藩刻印出版《船山遗书》有关。曾国藩为何要刻印《船山遗书》呢？学术界有许多不同意见。章太炎最早提出了“悔过”，然后自己觉得不妥，又提出“攘夷说”[1]，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尽管《船山遗书》刊刻的政治寓意有争议，但都肯定其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传播的意义。许冠山在《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中说：“盖以当时正值湘军初复金陵，曾氏兄弟权倾一时，此书一出，天下书院，学署与书香世家，莫不争相购备。” [2]另有论者说：“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在客观上固然发扬了船山的民族精神，主观上恐怕未必没有借此发泄私怨的用意。” [3]

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与他对王夫之思想价值的认识密切相关。曾国藩欲调和汉宋，实际上是尊宋，所以也强调王船山“专宗洛、闽”，深悟“尽性知命之旨”，其功用在“弥世乱”。[4]这就是曾国落所揭示的王夫之思想之价值。无独有偶，郭嵩焘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5] 极力主张王夫之从祀文庙。

如果说曾国藩面对内乱而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平定之，但是随着外侮日甚一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都显得不堪一击。所以，思变的思潮风起，起先是办洋务，随后就有所谓变法维新的运动的发生。在这一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对王夫之思想之现代价值的开掘尤引人注意。

二

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来说，谭嗣同在其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他自己深喜船山思想，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船山思想以及其他思想理论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二是通过自己的宣传、影响使船山思想得到更广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响。

谭嗣同何时在何地开始读王船山的著作，现在很难作出明确的回答。因其时曾刻《船山遗书》已出，谭家为湖南有名的士绅之家，家中藏有《船山遗书》是情理中事，由此推知谭嗣同有可能比较早接触《船山遗书》。《三十自纪》谓嗣同于同治四年春二月己卯生于京师，光绪元年春随任北通州，犹往京师。三年冬归湖南，取道天津至烟台、上海等地，……十五年春、夏两至京师，十九年夏又赴京师。据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薑师书序》，谭嗣同十岁就师从欧阳瓣薑。[6] 这个时间与谭嗣同自述光绪三年归湖南的经历有一点出入，相隔两年。从《报刘淞芙书》来看，似乎他是在至京师后才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的。所称的“蔚庐”是指同县的刘艮生，即刘人熙，善琴。[7] 谭嗣同游踪甚广，也大量阅读了当时翻译的西方书籍，吸收了西方思想，因而常从王夫之的言论中寻找出一些与西方学术思想相合之处。如他在《仁学》中说：“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杳，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合两电，两则有正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明而益微。……” [8] 从政治思想方面寻找共同点，可能是谭嗣同更热衷做的事情，所以他认为王船山先生是兴民权的，而黄宗羲、顾炎武皆不及。不仅如此，谭氏还从远古君民关系的演变，而明示君主立宪是中国古以有之，王船山等先贤也有此意。[9]在寻找和重新诠释中，王夫之思想之现代价值即重视科学与民主的观念被发掘并加以放大，使其进入现代思想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是谭嗣同船山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

与谭嗣同相较，通过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的王船山研究意义一方面体现在从学术史上揭示王夫之的地位，对王夫之思想意义在学理上进行阐述；另一方面，梁启超又以其在学术界的强大影响而确定王夫之思想和王夫之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谭嗣同、梁启超的王夫之思想研究有其个人因素，亦有着社会因素的推动，正是两人的合力将王夫之思想研究予以光大。正如前所论，谭嗣同是湖南人，其父与湘军系左宗棠也有联系，其师又深喜船山学说，所以谭嗣同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与传播自然显示其个人的特点。谭嗣同在三十岁以前比较保守，三十岁以后有所变化，尤其是“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盛言大同，运动尤烈”。崇拜王船山，谭嗣同前后期都是一样的，但在后期因受梁启超的影响，显然有了新的认识和阐述。梁启超也承认自己“受夏、谭影响亦巨”[10]。 正因为这样，谭嗣同的对王船山思想的崇拜也影响了梁启超和其他维新党人。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将船山思想的影响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1] 梁启超、谭嗣同二人是朋友，而且还是倡导变法维新的同志，谭嗣同临死前将自己的书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保存整理，而梁启超也未辜负谭嗣同的嘱托，致力于谭嗣同的学说、船山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还要强调的是王夫之思想研究因应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才有可能突显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

谭嗣同所处的时代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与船山所处的时代有相同之处，因此，他对船山学术思想的学习和利用与时事紧密相联。如他说：“然今之世变，视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徵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立说，搬弄昌平阙里之大门面，而不右施行于今，则何贵有此学耶？闻曾发变法之论，伏望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上下可以辅翼朝廷，次之亦足供河西、吴越之用。即令付诸衡阳王子《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鹿。谚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 [12] 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处之时代与王夫之所处之时代有相同的地方，所以特别学习王夫之的学以致用，要“变法”，要明“救败”之道。他认为船山在评史时也注重实用，他说：“王船山尝恨两汉史官昧于政体，时承大乱之后，归降动至百数十万人，其用兵之数，当不止此，皆不农不耒，无业游民也，一旦归休，如何劳来，还定安集之，又操何术，使有执业，足自给而不为乱，当时至大至艰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谓无识焉耳。……” [13] 甚至引用王船山观点批驳反对变法维新者。他说：“来语：‘将讲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治欤？抑中国圣人之道固有未可尽弃者欤？’……衡阳王子申其义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 [14]

在维新变法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是在当时写的许多文章中，梁启超是比较多的政治化使用船山言论。光绪二十二年写的《变法通议》[15]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南学会叙》 [16] 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的《读春秋界说》[17] ，均有引用船山言论佐证改良之必要或直接指出船山是改良运动所要借鉴的。

谭嗣同、梁启超二人对于现代船山学的贡献就是他们发掘了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确定了王夫之研究的基调。

由前所论，我们知道，谭嗣同、梁启超的王船山研究注意揭示王夫之思想中科学与民主思想。众所周知，科学与民主思想的高扬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价值。从这一点说，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正是确定了此后船山研究的基调。

三

对于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在当代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谭、梁二人的船山研究中有对船山思想的误读。从宏观角度来看，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还原，都有一定的研究者的主观成分在内，谭嗣同、梁启超也不会例外。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他们不是有意打扮他们的研究对象，而是有其内在逻辑。谭嗣同喜言科学思想，一时兴起。谭嗣同自己对西方科学知识有比较广泛了解，如他说：“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故西学子目虽繁，而要皆从舆地入门。不明文家之理，即不能通天算、历法、气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重、静重诸学；不明质家之理，即不能通化学、矿学、形学、金石学、动植物诸学；不明政家之理，即不能通政学、史学、文学、兵学、法律学、商学、农学、使务、界务、税务、制造诸学。” [18] 他自己对算学、对格致学都作过探讨。谭嗣同还认为中国有一个科学传统。他说：“三代学者，亦皆有所专习，切近而平实。自秦变去古法，学术亦与之俱变，渐无复所谓实学，而今滋甚。即如算学为中国最实之学，中国往往以虚妄乱之，……格致之理，杂见周、秦诸子，……” [19] 这里说中国自古有所谓“实学”，这种“实学”指的就是科学。谭嗣同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因此英国李约瑟作了一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既然中国自古有科学，王夫之有科学思想就完全符合逻辑。正因为谭嗣重视科学，有时候对王夫之亦有所批评。他说：“嗣同夙愤末世之诬妄，惑于神怪杂谶，使民亹亹乎事业，坐为异邦隶役，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诸说，慨焉慕之。独怪乎《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何复津津乐道。” [20]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谭嗣同鲜明的主张，他崇敬王夫之，也崇敬王夫之的科学思想。

谭嗣同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亦是如此。首先他认为民主思想是古亦有之。他说：“即如君臣一伦，人人知其有，不待言矣。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视中国秦以后尊君卑臣，以隔绝不通气为握固之愚计，相去奚止霄壤。”[21] 关于这一点问题，他在《仁学》阐述更为清楚。他说：“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 [22] 对民主的肯定，还否定伦常。他说：“方孔之初立教，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之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而亟劝其称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为偏畸不行之教也。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23] 对伦常，对三纲都进行抨击，甚至提出要“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24]这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号角。由此看来，谭嗣同认为王夫之倡“民权”就完全不奇怪了。

或许谭、梁的船山研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运动有着紧密联系。

四

综上所述，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揭示与确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因是同乡之人，或因是同志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中，王夫之著作的出版与传播恰逢其会，又因谭、梁的传播而影响日大，成了近代改良、启蒙的重要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篇》卷二《书曾刻船山遗书后》，转引自《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95-796页。

[2]许冠三：《王船山致知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3]许山河：《论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船山学报》1988年增刊。

[4]《致潘黻庭》，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转引自《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60页。

[5]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82页。

[6][8][9][13][14]《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4、55-56、338-339、227、366页。

[7]《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论艺绝句六篇》之第六篇及其自注，中华书版1981年版。

[10]《说动》，《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11]《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2页。

[12]《儒家哲学》，民国十六年（1927）讲演记录，专集之一百三，见《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15]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

[16]《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页。

[17]《南学会叙》，《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18]《读春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19][20]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33、231-232页。

[21][22]谭嗣同：《思纬壹台短书·叙》，《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07、210页。

[23][24]谭嗣同：《仁学》二十九，《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57、359页。

[25]谭嗣同：《至唐才常》，《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