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非陶:我在陶瓷国度的明星历程(连载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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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菲［孟加拉国］ 安安［中国］
编者按：《陶非陶：我在陶瓷国度的明星历程》一书讲述了一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和感受。他本人聪明、善良、多才多艺，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的弟子。书中通过这位外国人在中国学习、恋爱、旅游、制陶、练习书法绘画、做沙雕、主持节目、唱京剧、演小品的感受，以及他对于中国的见解，使读者通过他的眼睛，印证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折射出现代中国的巨变，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到中国当今最新的发展进程，向全世界人民传递出中国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日子里，我快乐地享受着全新的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群中，我展露了孟加拉人的风采。
有张照片是我在语言学院的班级合影，你们看，照片上的我们笑得多开心，我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班。
班长崔吉皓和岩田百合子可真称得上是称职的“头儿”。他俩除了帮助老师工作之外，还在每位学生生日那天，把有全班同学签名的生日卡送到同学手上；休息日他们还常组织同学去公园和中国人练习说汉语。全世砚、陈俊森学习最好，他们常常帮助别的同学；胡碧兰只要看见谁有困难，就问寒问暖 ；麦科年龄比较小，学习有困难，朱思特、张爱龄主动关心他，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维大里要当医生，我则喜欢摄影、陶瓷和表演。这个班里还有“美术家”豪兹，“雕塑家”苏大明，模特安德鲁，工程师托马斯，未来的文学家拉西姆，翻译家法里亚德以及活泼的汤明兰小姐。
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班集体，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这里看起来好像是世界大学，我的同学有各式各样的肤色，各种各样的信仰，虽然我们有各自的语言，但在这里我们都必须讲汉语。
刚到语言学院的时候，我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汉语，可老师上课恰恰只讲汉语，这可真是为难死了我们这帮留学生。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着老师念“b-p-m-f”时的情景，我的笨拙的舌头怎么也发不出“er”这个音。还有那可怕的四个声调，我总是分不清它们，我最喜欢用一声，因为这样讲起来会比较容易。
学了一阵子以后，我开始觉得学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我还是不能和别人说话，买东西我也只能去超市这种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
后来我慢慢学会了“多少钱”、“太贵”、“不买”、“买了”、“谢谢”这些词，我可以去商店买东西了，中国的售货员态度极好，总是看见我就笑。
后来学的字多了，同学们就互相开起了玩笑。
一天麦科走到我面前对我说：
“・陶菲，笑一个。”然后我便笑了一下。
然后他指着我的脸，一边比划一边说：
“你看，你笑起来脸上写着三个字‘王八蛋’，额头上有三道杠，嘴角的纹好像个八，下巴是圆形的当然是个蛋。”
他说完便笑着跑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生气。不过回宿舍照照镜子之后，发现他说的没错，一笑看起来好像是写着“王八蛋”三个字，于是我决定把胡子留起来。
话题扯远了，下面接着来说说我对学习中文的感受吧。
中文不同于别的拼写文字，你知道读音但不一定会写，而且有时候看见却不知道念什么，是什么意思，这样是非常麻烦的。再有就是中文一个词有很多种意思。
老师每天都纠正我的发音，我觉得自己笨死了。不过，突然有一天我能明白中国人的意思了，我高兴坏了。
有一次，老师问我：
“如果你结婚了，你希望你的妻子工作，还是希望她留在家里？”
“我怎么知道？”我开玩笑地对老师说，“我还没有结婚。”
老师皱起了眉头：
“我是说‘如果’，你就不会假想一下！”
“等我结了婚再告诉你！”
“你！”
还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我：
“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老师你看，我已经来中国了，我很久没有见过他们，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估计老师当时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就喜欢和他斗嘴，后来朋友们告诉我北京话叫“臭贫”，看来那个时候我就有“臭贫”意识了，难怪现在我的嘴那么厉害。
说实话，我不喜欢当时的上课方式，每天那么早就要起床，而且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写。上课迟到，不交作业的我成了班上的典型人物，不过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因为我来中国是学美术的，不是学语言的。我曾经理直气壮地对老师说过这些，还问他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里。他倒不生气，还反问我如果我进了中央工艺美院听不懂老师讲课怎么办。噢，他说的没错，中国人会英语的不多，别说去工艺美院听课，就是出去吃顿饭都必须用中文。我也只好认命地呆在这里了。
由于我初来北京，刚刚开始接触汉语，自然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一次我和朋友在饭馆吃饭，我们的中文都可谓是烂透了，饭馆的服务员也不会说英文。我们俩想吃饺子，可是又怕找服务员点菜，你推我让了半天，最后还是我出马，因为我朋友的中文还不如我呢。
“小姐，”我冲着一个服务员喊道。
她夹着菜单一扭一扭地走到了我们的桌前。
“二位先生想吃点什么？”她微笑地问道。
“一碗水饺多少钱？”我困难地问着。
小姐脸上顿时没了笑容。我以为她没听清，便放大了几分音量。
“一碗水饺多少钱？”
这一问不要紧，不但小姐的脸更阴了，而且周围的客人都用指责的面孔对着我们。
“这个外国人真不像话，公开调戏我们中国姑娘！”
“就是，你看他人不大，怎么不学好!”周围的人都在议论。
忽然，一个彪形大汉一下子从我桌边的那张桌子那儿站了起来，横眉怒目地走到了我们面前。
这下我可着急坏了，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我用手比划成圆形，然后对她说：“一碗水饺多少钱？”
周围的人都笑了，那个彪形大汉的嘴都乐到了耳朵根儿。“你们要水饺是吧？”
“是呀。”
“好了，好了，是个小误会。小哥儿，我们还以为你刚刚问的是‘一晚睡觉多少钱’呢。”
“啊？”我和我的朋友，齐声惊呼：“My-God！”（我的天呀）！
还有一次我去菜市场买鸡，那里卖的全都是活鸡。
我不喜欢这样，平时我们都买那种去了毛的肉鸡，那天我也不想例外。
我走到一个卖鸡的摊子前，想了半天，对看摊儿的大爷说：“先生，有没有没穿衣服的女鸡呀？”
“啥？俺这儿可是正当生意，那歪门邪道儿的事儿你找错人了。”他吹胡子瞪眼地对我说。
“你弄错了，我问你有没有没穿衣服的女鸡？”我放慢了语速，希望他能够明白。
“俺没听错，你这个小洋鬼子到俺们中国来不干好事儿。”
我被他骂了一顿，想起来真是冤枉，我不会说煺了毛的母鸡，可不就翻译成“没穿衣服的女鸡”吗？我倒觉得这句话翻译得很是不错。
最后，风波还是被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平息了。
“哎，”这要命的汉语啊！
我这个人天生就不是什么听话的乖孩子，而坏孩子的生活总是有滋有味的。
在孟加拉的时候，我就经常和朋友去看孟加拉戏，其实当时的我并不喜欢戏，只是特意去看演戏前的一伙美女跳性感艳舞，她们摇动着肩膀和屁股，胸部像皮球样一跳一跳的，有的时候如果我喝了酒，我就会跳上台去找个姑娘一起跳舞，我也不停地扭着我的肩膀和屁股，有趣极了。
来到中国的我有些不习惯，因为在我的国家，每个人都喜欢跳舞，无论过大节还是小节，男男女女都扭在一起。而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过于平静古板了。
我的同胞带我去舞厅，是国际展览中心后面的NIGHTMEN。那里外国人只要检查一下护照就可以免费跳舞。
在孟加拉的时候，我从来都没去过DISCO舞厅，因为我们国家的舞厅不安全，总是有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而且舞厅的大门也只为那些有钱人开放。所以当我走进NIGHTMEN的时候，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们都喝了很多酒，感觉脚底好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舞厅的音乐声很大，震得我胸口直疼，光线很暗，暗得看不清周围人的脸。只有头顶的光柱晃到我附近的时候，我才能够看清一张张疯狂的脸。
后来，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我都去舞厅，不过我找到了新的好地方――东直门外大街的SUCCESS，那里我们不但可以免费跳舞，还可以喝免费饮料。每次我出过一身汗后便和朋友们去三里屯一条街继续喝酒。我发现中国烟酒的价格都很便宜，所以我每天都抽烟，每天都喝很多啤酒。
责编：冬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