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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得了病,那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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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给一间门市房做装修的胡师傅见我进来,主动打招呼,“要装修吗?你可以直接找我。”我表明身份,记者,想了解装修工人的工作环境。他没表态,打开冲击钻,在水泥墙上打孔,嗡嗡声有些震耳,飞扬的粉末瞬间模糊了我和他的距离。

我忍不住捂上口鼻,却还想说话。旁边师傅切石膏板扬起的更大粉尘彻底断了我的念想。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我的挎包和皮鞋迅速被盖上一层灰尘。3分钟后,我掩藏着仓皇的状态,逃离。

站在门口,我正思忖如何继续与胡师傅沟通时,另一位师傅骑着三轮车过来,车上摞着成袋的石膏粉。他一口气抱起三袋,“嘭”一声扔在地上,足有一米的灰尘团旋转在我的脚边。很近,我看见袋子上印着:精细超白绿色环保。

搬石膏粉的师傅没带口罩,也没带手套,卸完车上的石膏粉,蹲下来要抽烟。他用手磕打烟盒底部,直接用嘴叼出一支烟,发现我在看他,就解释了一下:“手忒脏。”师傅一边抽烟一边咳嗽,到树根底下吐口痰后,又冲我解释了一下:“肺子不好。”

我决定先和他聊聊。

这位师傅姓周,骑板车拉活——水泥、石膏粉、瓷砖……“你没看里边的都穿一样衣服吗?人家有公司管,我属于自生自灭型。”

1997年,周师傅从沈阳第二副食商店下岗后开始跟工程队建楼。他的工作是用角磨机把砌筑好的墙面上的凹凸打磨平整。这个活儿按平方米计算工资,每平方米1块钱,一天干10个小时左右,能完成四五十平方米。

屋顶的棱角需要站在跳板上仰着头磨,跟吃灰似的。一天下来就成了土人,鼻子嘴巴里全是灰,吐口唾沫都是“混凝土”。媳妇让他带口罩,自己买的,两块钱一个那种,天天洗,洗得都看不出本色了。“我现在也好掏鼻孔,老觉得有东西堵着。那是因为以前干活,鼻屎让我透不过气。”

周师傅不清楚,国家有规定,在粉尘环境下工作,必须戴专业防护口罩,这笔钱由单位支付,而且会有相关部门定期检查。

后来,他弄了个板车拉送建筑装修材料,相比之前,这个活“干净”些,但仍然如我方才所见,抬起放下时,灰尘升腾。

我问周师傅是否知道尘肺病,他说知道,但相信自己没那么不幸。

大概要午休,胡师傅出来了,眉毛因为灰尘的附着已经变成了白色的两条粗线。他拍打着浅蓝色工作服,??装饰的标志在阳光与灰尘中格外显眼。周师傅递给他一支烟,“人家记者关心关心咱,你就配合一下呗。你俩唠,我走了。”

胡师傅不像周师傅那样健谈,加上略有安徽口音,对话有些缓慢。

“您每天在这样灰尘弥漫的环境中工作多长时间?”

“10个小时左右吧,像这个活儿着急,今天就多干点儿。”

“我看您好像没采取什么防护措施。”

“有,10来块钱的防毒面具,公司给配的。不怎么戴,没大用,粉尘太细,有作用的话,起码得三四百左右的那种吧。”

“跟这家装饰公司签劳动合同了吗?”

“签了,跟工程队老板签的,老板好像是装饰公司的人吧。”

“不担心得尘肺病吗?”

“农村人没你们那么金贵,出来就是挣钱,吃点苦死不了。”

显然,胡师傅并不清楚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但也知道与他相伴的灰尘是潜伏着的杀手。他会多吃木耳,会捏着鼻子喝蒸猪血。这样的心理安慰在装修工人中颇盛行,“如果得了病,那也是命。”

离开土地,离开家,胡师傅们追随着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老乡,组队在某一行业全力以赴。临时、流动是他们身上最突出的标签,没有正规培训,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健康档案,也缺乏严格监管。这样的用工状态,似乎昭示了他们的命。

胡师傅在老家有8亩地,早已按每亩400块钱的价格承包给亲戚。他在沈阳干装修,每个月能有5000多块钱的收入,如果能瞒着公司接到私活儿,还能赚更多。

“这是我的电话,我们干的活儿绝对让人放心。你要是装修,就找我。”相较于职业健康话题,胡师傅更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客户。

胡师傅很珍惜他的工作服,这是他与公司的纽带,也是他进入城市的一种证明。闫大姐没有工作服,她甚至不清楚自己工作的厂子叫什么名。

那是一家位于沈阳于洪鞋园的制鞋厂,确实没挂牌子。采访时,闫大姐正在车间隔壁的宿舍区吃苹果。她说自己吃不出苹果味儿,许是在刺鼻的胶水味中熏得久了。

宿舍区像鸽笼子,逼仄的空间全靠木板分隔,上下两层,每层5个格,用晴纶毯子或破旧棉被做帘子遮挡,不透光,也不隔音。因为男女混住,闫大姐在两边加了纸壳,不然睡觉时会感觉不踏实。纸壳上不知谁写了字:为人民服务。

闫大姐不识字,但干起活来是把好手。涂胶、上鞋楦、压帮,她的计件量总比别人多。“六七月份是淡季,没订单的,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六千左右。”闫大姐是江苏人,沈阳对她来说不过是远离家乡的一个城市名字,她的活动范围只以鞋园为中心,半径百米。“不用签合同,干一天就给你一天的工钱,不愿意干,直接走就行了。”

至于保险,闫大姐认为对自己没用,她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保险的。

一墙之隔的车间里,电视声极大,两个女工面对面坐着,身边的简易鞋架上晾着一排黑色的刚涂好胶的鞋底。这里并没有流水线制鞋的速度和规范,女工一边聊天,一边用小刷子蘸胶水,涂抹在鞋底上。胶水装在一个白色塑料桶里,味道刺鼻,女工却似毫不察觉。闫大姐说这种胶水很廉价,百分百有毒。问她为什么明知有毒还干,闫大姐说:“干了这行,一辈子就在这行了。”

一辈子有多长,闫大姐不知道,她更不知道曾有一家名为“沈阳俊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的韩资企业,因为使用“鱼皮胶”,对105名员工进行身体健康检查时,发现有29人患有“周围神经损害”,被确诊为“正乙烷慢性中毒”,确诊为职业病。

这间没挂牌子的鞋厂老板不会给闫大姐体检的。闫大姐即使身体不适,自己也想不到去职业病医院检查、做职业病诊断。

告别闫大姐,驻足在一家做鞋面激光雕刻的车间前,离心式中压风机呜呜地吹着,窗户开了一条小缝,我看见里面一个小伙子对着电脑上的图案,用机器在皮革上雕刻。他上身,机器不时有火花溅出,浓烈的胶皮糊味儿,连靠窗的树叶闻了都蔫头耷脑,树上不时掉下死了的虫子。窗户上贴着招工广告:常年招收半大工、学徒若干名,条件好,环境优,供吃住,学徒每月给1000元零用钱。另帮找学徒工者有介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