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看文学翻译中的异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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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作为创造性叛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自新时期以来有回归之势。本文在文化语境下，从媒介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并对异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予以肯定。

文化翻译 创造性叛逆 文化因素

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大量介绍海外小说，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进入21世纪的今天，曾多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毋庸置疑，文学翻译对新文化的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现当代文学输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引进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本拟从文化视角，分析文学翻译中对原著文化的创造性叛逆，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信息的异化处理，及其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转变，并对异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予以肯定。

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个说法源自意大利语，在意文中，“译者”（traduttore）和“叛逆者”（traditore）的发音接近，因此“译者”常被误指为“叛逆者”。这个诙谐的说法恰好指明了翻译的本质。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一旦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地理、民族、语言的传播时，其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不言而喻的。这时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应的是文学翻译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可分为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还有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将媒介者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概括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和编译、转译与编译，但其中又有交叉。本文仅就个性化翻译和有意识的误译展开讨论。

一、从媒介者角度分析异化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翻译中异化的回归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媒介者是有意识追求的结果。新时期以来，文学翻译空前繁荣，大批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引进。当然，翻译引进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的是民族文化对原著文化的创造性叛逆。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种创造性的叛逆，尤其是从归化到异化的趋势的转变，译者的力量无疑是不可忽视的，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惊觉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学的隔阂与差距，译者自觉地担负起引入外来文化的责任，并希望以此来给相对封闭的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拉近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文化的距离。

其次，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理想化的浪漫的误读，是异化回归的另一原因。新时期以来，充满异域风情的翻译文学，也不负众望的丰富并冲击了我们原有的民族文化。相对应的大量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及增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误读。

二、从接受者角度分析异化

如果说，译者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异化处理，反应的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试图以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来照亮民族新文化的探索之路，那么，读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接受者对原著文化的创造性叛逆，则反应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的变化。

首先，是接受者对外来文化的理想化误读。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中，读者不再像以往一样处于被启蒙的被动状态，而是主动的去接受和吸收。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时期以来的译者对外来文学的异化处理，也是迎合了读者的接受心理。因为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文学交流的目的。

其次，接受者主体意识的凸显。改革开放之后，束缚国民多年的桎梏被打破。国民的主体意识逐渐凸显，对外来文化的主动选择和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读者对翻译文学的热衷，除了反映了国民对西方文学的向往之外，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对过去几十年整齐划一的文学体系的一种反思意识。一方面，接受者通过吸收外来的文化信息来丰富自身，完善自我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主体意识相对完善之后，开始相对客观的反思自我。

三、从异化看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异化的回归之势，和大量陌生文化信息的引入，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紧张关系。古老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相同的极具稳定性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是以身心内外谐调为自由的价值导向，人伦本位的结构体制，和合性的思维模式，三位一体。我们的整个文化系统，正式围绕着这个精神内核而建构起来的。这个文化传统诞生并发育于我们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它凝聚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力，对稳定、繁荣我们的农业文明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打上了我们宗法式农业社会的消极烙印，束缚着我们生活的发展和人格的成长，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其束缚作用日益加强。一般来说，较多的出于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西方人，生活比较复杂，多变化，因而眼界开阔，勇于自立，常侧重于向外探索，以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为获取自由的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主对立而不主调和、重分解而不中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分野之处。

如上所述，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多时候，译者在强行引入外来文化时，不得不对其进行异化处理。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对中国百余年的新文化的建构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文学翻译上来。那些被异化了的文学信息，不可避免的要和民族文学发生关系。一部分被吸纳，成为民族文学的构成因素；而无法被吸纳的一部分，必将被排斥的民族文学之外。

媒介者和接受者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一方面来自主观的因素——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另一方面，也来自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的历史环境往往会影响接受文学作品的方式。主观因素也好，客观因素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源于已经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内化为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始终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吸收和借鉴。拉兹洛提出：文化是价值引导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与核心价值相符的因素被巩固下来，与核心价值相悖的自动会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同时，文化是建构的过程，其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都是不断流变的。文化做为一个系统只是相对的稳定并且不断发展的。如果承认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流变的体系，或许可以相对宽容也相对理性的来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异化和层出不穷的外来文化信息。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对原著文化的叛逆，也从反面证明了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对原著文化的创造，则说明了民族文化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1\]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

\[2\]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4\]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

\[5\]谢天振.译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