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坊村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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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只有73名学生的小学，就有53名留守儿童；一个几乎从来不打的电话号码，却深深地刻在了小杨希的心里，因为这号码是她与父母的惟一联系；一个只有老人和孩子的村庄，安静祥和之中，却分明隐藏着更多的无奈……

汤坊村是陕西省华县金惠乡一个普通的村庄。

从金惠乡到汤坊村没有车，有人告诉记者：“不远，8里地，一个小时就走到了。”

正好不远的大明（华县另一个镇）逢集，有车去汤坊，辗转倒了一次车，才坐上了去汤坊的车――一辆破旧得看不出年头的微型面包，小小车厢，包括原来的后备箱，都用来坐了人，愣是塞下了9个人。车一开动，司机就放着东北二人转式的RAP，俗气地热闹着，倒也和颠簸的乡路，油绿的麦地蛮贴的。好像也不觉得时间久就到了，车正好就停在汤坊村小学门口。

一所小学与53名留守儿童

二十多岁的李涛，是这所初级小学的校长。

一年前，他毕业于大荔师范，因是本地人，毕业后就到这所学校任教了。去年年底，汤坊村小学原来的校长调到金惠小学任校长，李涛开始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

据李涛介绍，汤坊村小学有四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共73名学生。其中双亲在外的学生有24人，单亲在外的29人。李涛到这所学校一年多，记得只开过一次家长会，并不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家长来。”有的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来，有的叫都叫不来。

李涛家离学校远，他平时住在学校。吃饭是在学生家里轮着吃，一天一块钱。“天天往学生家里跑，一年下来，对学生家的情况，也基本掌握了。”

让李涛颇感头疼的是，由于在外打工的家长多，孩子越来越不好管。大多数爷爷奶奶照管孩子，只顾温饱，对孩子教育不在乎，甚至是溺爱。“学前班有一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三年了，没回来过一次，爷爷奶奶在家管不住孩子。每天早上，爷爷把孙子送进教室，刚一转身，那孩子就哭，爷爷看着心疼，就又回来。最后没办法，只好每天陪读。”从这个孩子身上，李涛感觉到隔代教育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李涛说，在汤坊村小学，单亲在外的孩子，学习还比较稳定，双亲在外的孩子，大部分成绩都一般化。

牒老师是汤坊村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他班里17个孩子，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有4人，父母一方外出的有7人。据牒老师说，全乡初小的老师普遍工作量大。他自己每个礼拜要上27节课，还不算每天中午的课外辅导课。除了二年级语文，他还要带一年级数学，还兼体育、音乐、美术、思想品德、自然这些副课。当了十几年乡村教师的他笑称自己爱上课不爱备课，“写起来怪罗嗦的，重点难点得费一番功夫写。”但是，因为现在不写教案不让上课，所以他每天一进校门，一呆就是一天。不上课的时间就写教案。他家就在村子南边路口，七、八分钟的路，他也没时间回去一趟。

牒老师十多年前就在这所小学，其间被调到外村学校干过，去年又调了回来。他感觉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前一个班三、四十人，现在慢慢只有十几人。以前外出打工的父母少，一般都是男的出去，女的在家。这几年，父母出去的人变多了。他班上孩子年龄小，因为身边大部分孩子父母都出去了，对孩子性格上还没有造成什么明显的影响。“碎娃还不管这些事。”牒老师说。“学前班的有些娃，父母不在，爷爷奶奶常给买些好吃的，拿钱哄娃哩。”

安静的小杨希

2007年3月26日下午4时，华县金惠镇汤坊村范庄。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沉默的村庄一下子充满了生机。

杨希的奶奶正在灶房给两个孙女做饭。对门的那户人家，一位老人正在门口劈柴，时不时弄出一些声响。

在记者眼里，四年级的杨希是个安静的女孩子，长着一双爱笑的大眼睛。她动作轻巧麻利，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她的父辈勤劳敏捷的身影。在学校，她只是用很简单的话语或者沉默回答记者的提问。然而，当问起她父亲的电话号码时，家里老人记不得，唤来杨希，11个数字，从她嘴里脱口而出，一点绊子都不打。这是采访过程中，杨希说得最流畅的一次。

杨希奶奶说，孩子平时并没有给爸爸打过电话，每次都是她爸爸打过来。可这个很少使用的号码，却像刻在杨希心上一样。

记者拨通了远在北京的杨希父亲杨万平的电话。杨万平告诉记者，杨希两岁那年，他们曾两次把孩子接到北京，头一次住了三个月，第二次住了一个月。一边打工，一边带年幼的孩子，很是吃力，最后，杨万平还是把小杨希送回了老家。

杨万平常年在外打工，在北京一呆就是9年。他平时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小女儿杨迪出生那年，杨万平回了趟家，看到6岁的大女儿在地里帮奶奶上肥料，他是又欣慰，又感伤。城里6岁的孩子，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这个画面一直珍藏在他心里。出门在外，时常会想起。

2005年，小女儿满两岁的时候，杨万平的媳妇也到了北京，和他一起在丰台二中的食堂打工。过去，他平均一个月给家里打一两次电话，媳妇来了后，基本上一周就要打一次。在电话里，他们主要就是问问孩子的学习，看看她们有没有乱吃零食。今年过年回家，杨万平见到一对女儿，看到她们比往年瘦了许多，很心疼。他觉得杨希长大了，更懂事了。而小杨迪却跟他们生分了很多。说到这里，杨万平一阵心酸，在电话里哽咽不语。

这次过年回家，杨万平还专门买了相机，把家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媳妇兄弟、妹子家的几个孩子，都叫来一起照了相，照片走时拿着。同样一张照片，挂在家里的堂屋。

杨万平说，在食堂干活也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5点开始上班，直到中午1点，休息到下午4点再开始工作，一直要到晚上7点才能下班。以他们目前的收入状况，要接孩子到北京念书，是不现实的。

当被人问到父母在哪里打工，杨希轻轻地吐出“北京”两个字，尽管声音很轻，还是可以感觉到她的自豪。她和父亲一起分享的记忆很少，只记得妈妈在家的时候，对自己的学习抓得紧些。

杨希的爷爷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也不多，58岁的老人还在砖窑里打工。烧起窑后十几天就回不了家。家里、地里的活以及照料两个孙女的任务都落在了杨希奶奶身上。4岁的小杨迪上幼儿园了，距杨希的学校不远。奶奶背着杨迪去幼儿园，顺便将杨希送到学校。“冬天太冷，早上要给娃做点热饭吃，像现在这天气，早上给娃拿个馍就行了。”杨希奶奶从她一天早上要干的活说起。“娃中午11点就回家了，还要按点做一顿中午饭。赶下午4点放学再做一顿晚饭。”除此而外，家里的5亩地，也基本靠老人干了。

当记者问杨希奶奶累不累？她笑着说：“农民都这样，惯了。”

两位老人还有一个女儿。女儿婆家是同村的，住得不远。女儿、女婿到西安打工了，上一年级的外孙女也由她奶奶带着。吃完饭，这孩子就跑过来找表姐、表妹一起耍。

出范庄，往黄塬走时，听见有人在向记者打招呼，原来是杨希的奶奶在麦地里除草，“从家里到这儿有条近路。”她这样解释说。

跟着爷爷开会

从汤坊村小学一直向西走，是黄塬村。村主任的家人把我们领到二年级的王煜家。

小小一间土坯房里，坐着5个人，看上去有些拥挤，原来是几个组的组长在开会，商量铺路收费的事儿。

8岁的王煜，正在看电视播放的少儿节目。见有人来，一声不出地走掉了。

王大爷今年57岁，是三组的组长。老人坐在炕上，炕头一边的桌子上，装着喇叭等什物，老人说这是平时通知个事情用的。老人的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去了杭州，媳妇也跟了过去。“这阵子是农闲，老伴也到西安做家政了。”家里就爷孙俩相伴。

除了村组的事，王大爷家里还种了7亩麦子，这两年还承包了7亩烟地。收庄稼时，王煜的奶奶就回来帮忙。“娃他妈刚走时，带着个孙子还真是费劲。娃小，说个啥还得看相，碰上他心里不畅快，想他妈的时候，说着说着就给说哭了。”王大爷诉着苦。

据学校老师说，王煜在班上不爱说话。去年的时候，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经常完不成，他爷爷对他的学习也不甚过问。只要娃乖，不出啥事就行了。王煜做作业的速度慢，学习还是比较吃力。

“今年慢慢摸着些门道了。”王大爷不识字，对王煜的学习，无法辅导，只有常叮嘱孙子：在学校勤问老师，向学习好的娃勤问着。现在孙子每天回来，他还要催促着做作业。老人笑着说，“辅导不了，再抓不紧咋弄呀？”

“咱这儿是旱塬，靠天吃饭。除了打工挣钱，再没啥门路了。”王大爷抽了口烟说道。

种地一年的收入，抵不上在外打工一个月挣的钱。就连孩子都知道叫父母“出去挣钱”。王煜妈妈去杭州前，商量着让老人照管孩子。王大爷一开始并不想管，王煜就跟他妈说：“你走，我能看我爷。”

王煜对爷爷说：“给你盖上三间平房，盖大些，开会时就不挤了。”孙子天真的话，常常让老人哭笑不得。

“带娃肯定累得很！”老人长出了一口气说，“在屋里不得出远门。”有时候晚上到大队开会，就得把孙子领上。开得晚了，孙子就靠在他怀里睡着了，“还好，孩子乖，不闹腾。”

“这娃言语贵，话稀。” 老人这样描述自己的孙子。今年过年，车票难买，回来一趟花费也不少，儿子和媳妇就没回来。王煜心里不痛快，他妈打电话都不接。

“屋里净剩些老汉子了。”老人指指屋里在坐的其他老汉，有两个和他一样，也要在家经管看孙子呢。

老人和小孩的村庄

离开黄塬，天将黑了。在村口大路上，时不时碰见玩耍的孩子和信步的老人。随口和老人攀谈起来，发现家里境况基本相似。一位姓郑的大妈，在村子里找他的大孙子。老人告诉记者，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媳妇在西安一个建筑工地上开电梯。过年工地上的四川民工不回家，他们也就没放假。

“不打工咋能行呢？娃娃凭啥花钱？” 老人说，小儿子两口也在西安一家工厂里打工，假也不多，今年过年也没回来。老人似乎颇能体谅儿子，“车挤的，回来又呆不下几天，就要走，唉……”两个儿子和媳妇一走，娃都撂给她和老头了。大孙子黄柯在金惠小学上五年级，小的在村小念一年级。金惠小学离家有十来里路，骑车子要半个钟头。学生晚上就睡教室，黄柯不愿意睡桌子，就跑回来了。虽然在家睡，可住宿费还得给学校交。小孙子上学近些，照顾起来也方便些。“热了，冷了，胖了，瘦了，样样都要操心。”“娃作业做不好，儿子还要说。”老人笑着说。

在汤坊村小学念四年纪的杨琳的奶奶家有仨娃。大儿子俩娃，小儿子一个娃，都留在屋里了。今年有人给大儿子在广州介绍了个工作，大儿子过完年就走了，准备两年回来一次。大儿子原来在西安一家网吧工作，现在到了广州，具体做啥，老人也说不大清楚。“就是刚到那儿给报了个平安，再一直没有电话联系过。”

傍晚的村庄，因为老人和孩子们的出现，平添了不少祥和之气。这些正在村头玩耍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父母不在，而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快乐很单纯，他们的忧伤也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