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他们以为经过我的指点,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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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的名字近日出现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韩旭成绘画展的“策展人”一栏j里，实属难得—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已经“退出艺术圈十多年了”。

但这的确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栗宪庭是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在他采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这个称号把老栗介绍给西方社会。也因此有了后来被神化的“当代艺术教父”之称。

“一个烂好人”

跟着美术馆工作人员和韩旭成，时代周报记者见到了这位身高1.6米左右、身材瘦弱、说话温和的“教父”。临行前，同行的韩旭成提醒“栗老师性格内向，不是那种能够见人便侃侃而谈的人，他跟熟悉的人话才多”，这与常年见诸报道发表言论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关栗宪庭巨大能力的江湖传言，使得多年来他的家里永远宾客满堂。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几年曾有一个展览开幕，就因为他在某一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来我家，我一般都会说说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要求我推荐，我就会写推荐。”

“他们以为只要经过我的指点，或者推荐，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栗宪庭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被问及“艺术评论家的能力”时忽然如诉苦般地打开了话匣，“但我认为艺术领域里，真正能够成为大家的人少之又少，那么其他的艺术家难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我认为也是有的，我推荐他们是为了鼓励。”

韩旭成也是早十年前上门找老栗的画家之一。2010年，韩旭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展，策展人便是栗宪庭。当时有人撰文回忆，2008年的时候，韩旭成的画室里作品已经满满当当，但是他不办画展，非等到老栗的认可不可。“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认可。”说这话的栗宪庭语气有些“悄悄地”，虽然是当着韩旭成的面，他随后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私底下是严厉的，但是那是私底下。对外的时候，我一般不说负面评价。”然后又低头自言自语。“把我写成了策展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合适啊……”但他还是从北京来了。

某种意义上，栗宪庭的盛名，部分来自于他的妻子廖文总结的原因—“烂好人”，“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他总抹不开面儿。”

成为“教父”前的老栗

性格软弱的“烂好人”栗宪庭，成为后来的“教父”，当然不仅仅因此。

1978年老栗从美院毕业，随后进入《美术》杂志做编辑，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这本杂志周围有一批艺术批评家，如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等，他们不仅介绍评论活跃于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介绍了“星星画会”这样的非学院艺术家，吴冠中、袁运生、尚扬、何多苓，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在1980年第三期杂志中，栗宪庭采写了《关于“星星”美展》的报道，这是对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报告。1981年，栗宪庭作为责任编辑在《美术》第一期发表了陈丹青作品《组画》，在同期封面刊发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今天看来，这是30年历史中的一个不大的波澜，所反的桩桩件件转眼间都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日常的内容。但在这个小波澜中，老栗被撤职，离开了《美术》杂志。在随后的1985年，他加入新创办的《中国美术报》，成为当时唯一的专职编辑。这份报纸成了“85新潮”的重要阵地，关心艺术的人几乎都是它的读者。

1989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老栗成了闲人，却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老栗在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杂志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的文章，方力钧等人的新作被赋予了一个西方美术史中没有出现过的命名，而他的《“政治波普”与消费形象》一文是对王广义、张培力等人作品的梳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成就了他“教父”的名字。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栗参与推介的这些艺术家连续参加了香港汉雅轩画廊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的“Mao Goe''s Pop”和德国世界文化宫的“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展览。尤其是1993年，老栗接受国际策展人奥利瓦邀请，参与推介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李山、余友涵、王子伟、孙良、宋海东等13位的参加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轰动，使参展的艺术家获得前所未有的世界知名度。

王广义的画第一次卖了一万多元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他却逐渐淡出艺术圈。可就是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10元，100块钱一沓，共十沓。他把一张画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一万块钱。老栗说，王广义当时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200多块钱。

可是到了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后来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刚开始知道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就发短信给我：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我回给他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栗宪庭说。

近年，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独立电影。2006年，他在首届北京独立电影展上成立栗宪庭电影基金，从成立开始就完整系统地收藏和保管中国的独立电影，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文字等辅助资料，资助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这个电影基金，富起来的画家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则对他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

“成功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有意拉开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我观察到当下的独立电影，有点像当年的当代艺术，需要扶持和帮助。而且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有美术功底，我觉得应该帮帮他们。”栗宪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