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喜的生存,孤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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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变的年代，儒家文人所敬仰的家国、仕途、尊严、信仰都被蒙古族的铁蹄踏破。王和卿生于此时，他的散曲也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大俗的诙谐。但是，透过王和卿散曲中表现的市井乐趣和市民笑语，我们可以触摸到他的灵魂：孤独的灵魂。长期的战争和屠戮，元代对儒家的轻视和他心底的黍黎之悲，使得王和卿一直在“儒家精神”和“市井文化”之间徘徊不定，于是就导致了王和卿一生的孤独。

关键词：王和卿散曲元代孤独

据李昌集先生考证，王和卿大约生于1216年，卒于1266年，大名（今属于河北）人。钟嗣成在《录鬼簿》卷上将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但是各本对他的称呼不同。天一阁本称为“王和卿学士”，孟称舜本称为“王和卿散人”，朱权在他的《太和正音谱》中称他为“词林之英杰”。还有元代的陶宗仪在《辍耕录》里有他一点零星的记载：“与关汉卿友，常以讥谑加之。”

尽管王和卿被朱权称为“词林英杰”，但没有与这个称号相符数量的作品流传下来。在隋树森先生1995年编的《全元散曲》里，他只有21首散曲小令，一套套曲，外加两套残曲，所有的作品不过上千字，如同一个孤单的人蜷缩在《全元散曲》的一隅，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可怜。

这些作品却如实地反映了一个乱世文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生于朝代更替、战乱频繁，又逢着种族歧视的元代，王和卿的心灵受到了无情的现实的拷问：生命是什么？战争是什么？自己又该是什么？他局限于历史，找不到答案，但又不愿意放弃寻找，于是，就让他自己的心灵独自寻找，进行着一场孤独之旅。

于是孤独便成了王和卿散曲共通的特质。本文以这孤独的二十一首小令和一套套曲为例探讨深深的孤独感在王和卿散曲中的表现，以及这种孤独感的来源和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痛苦和快乐的二律背反

王和卿的心理世界维系着一个焦灼的、苦闷的灵魂，郁结着作者、抒情主人公对精神解脱的尝试，以及伴随而来的阵阵尖痛。透过文本，我们看到，萦绕在其间并一以贯之的“痛苦/快乐”是他散曲总的感情基调，尤其是他的爱情散曲，时时处处都弥漫着这种阴郁、快乐的感受。

现代诗人洛夫说：“诗人创作之前，心中业已存着一个未知的东西，他可能是一种意象，一种感觉，一个梦幻，或一个面貌不清的观念。他必须找到一个妥帖的形象来取代它”[1]。那么王和卿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怎样的梦幻和观念呢？他同众多的元代文人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功成名就，但是元代的政策不仅让他失去了仕途，而且也剥夺了长久以来文人儒士的社会地位。这一切只能是一个黄粱美梦，梦里的快乐与梦醒时的悲凉交织成王和卿心里郁闷沉沉的感受。这么一种感觉，王和卿找到了一种极为妥帖的形象来取代它，那便是“爱情”――一种本身就带有痛并快乐的二律背反的情感。王和卿的二十余首作品中写此类题材的就有七首小令，一套套曲，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很自然地，王和卿在散曲创作中把自己的痛苦与快乐的二律背反的心情诉求在爱情上了。

首先来看：

[仙吕・一半儿]题情

鸦翎般水鬓似刀，水颗颗芙蓉花额儿窄。待不梳妆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钗。一半儿松一半儿歪。

书来和泪怕开缄，又不归来空再三，这样病儿谁贯耽。越恁瘦岩岩。一半儿增添一半儿减。

将来书信手拈着，灯下姿姿观觑了。两三行字真带草。提起来越心焦，一半儿丝一半儿烧。

别人宽褪缕金衣，粉悴烟憔减玉肌。泪点儿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儿才干，一半儿湿。

四首散曲都是写一个相思的女子，正当心思随远去的情郎远走时，突然收到情郎的来信。她想看，因为她久已盼之，希望里面有绵绵的情活，温馨脉脉的快乐。但她又怕信中只是情郎还要远游不回家的信息，让她的希望落空。拆信后，她心里对情郎寄来的仅仅是“两三行字真带草”有失落与遗憾的痛苦，却又是“灯下姿姿观觑”，展现了似水柔情的欢悦。

在这一部分中，相思的快乐与痛苦表现得十分清晰。但到后来，女主人公对这两种心情把握不住，因为她除了等待以外，别无他法，陷入了一种几乎绝望的境地。“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少女痛苦并快乐的二律背反的状态。一种从彷徨到迸绝的心情。迸绝之极，什么事也管不了，只能听天由命。这又是一种‘迷乱’，是一种由于主观情思郁塞而造成的‘迷乱’。信件一来，希望的破灭，内心依然无所依靠，一种欲求不得的孤独。”[2]

香草美人和闺怨词，中国文坛古已有之。词中寄寓着抒情主人公的思想。那么在这里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女子对情郎的相思，就作者来讲，或许是王和卿对仕途的追求，这是一个“功名”的目标，一种封建文人的追求。而女子唯有的苦守，其实就是王和卿仕途追求的失败。这样的矛盾，使王和卿陷入了一种迷乱，表现出一种不知道何去何从的茫然。目标的存在但实现的无望，使得王和卿跌入了孤独的境地，犹如迷路的独行者，立在沙漠的中心，无望地问着路在何方。

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着王和卿孤独的心。有时在痛并快乐的二律背反里，浓郁的痛苦掩盖了王和卿暂时单薄的快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王和卿同散曲中的女主角一样痛苦，只身相思，守着寂寞孤独的痛苦。因为如此，有时王和卿在写爱情时，只截取一个痛苦的横截面来写：相思，一个人孤独相思的苦。如：

[中吕・阳春曲]题情

情粘骨髓难揩洗，病在膏盲怎疗治。相思何日会佳期。我共你，相见一般医。

曲中女子相思成实、恹恹病态，却只有一个人苦苦地等待，无依无靠，无依无傍，何等孤独，一个目标的“遥遥无期”，又是怎样的一种“旷世”悲凉。

几首爱情散曲中，我们可以感到王和卿心中有一种痛并快乐的不知该何为的情绪交织。快乐是最表层的，是经过了装饰的；衰衰欲绝的痛苦和深隐的孤独才是最本质的心情，它潜藏在快乐的表皮之下，时时左右着王和卿的心情。

但是，王和卿的痛苦应该是隐性的，就像那些小女子“怕娘左猜”一样，这种深深的痛苦只能流淌在心里，做隐性的存在。元・陶宗仪在《辍耕录》卷三十三里记载：“王和卿常以讥谑加之，关（汉卿）虽极言还答，终不能胜。”[3]关汉卿是王和卿的朋友，却并不彼此倾述内心苦闷，而在彼此戏谑中寻求快乐。所以王和卿将自己的痛苦深深地压在心底，别人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真正的王和卿的内心世界里只有孤独。

王和卿是孤独的，又因为孤独的个体化、隐性化，表面上却和社会上文人一样趋向一种无所谓的旷达放浪，所以造成了王和卿痛苦与快乐的二律背反。因为王和卿害怕孤独，又去追求表层上的快乐，使得王和卿的形象被人误解、歪曲，使他的生活、心情、处境越来越孤独，他的灵魂自然而然也就越来越寂寞了。

二、精神流浪，生命深层里的孤独

精神是一个人的支柱，无论精神价值的取向是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它始终都能让一个人找到最后的归宿，找到与它相同的一类人，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或是一个灵魂的寂寞。如果一个人在各种精神取向间流浪的话，不做出决定，那么这个人也注定到达不了他最后的归宿，成为精神的弃儿，在黑色的“迷乱”里孤独。

王和卿很不幸，他就是在两个精神城镇里流浪。元散曲以俗为美，是大俗之美的张扬与泛化。“散曲恐怕主要是不为阅读的，更在于其歌听，即它突出的娱乐性（娱人），酒楼歌馆，勾栏行院，一曲短歌，既能观听，又博一笑。在繁华的城市里，它适应着一种时尚，一种通俗性的需求。说到底散曲在某种程度上是市民阶层的审美取向，散曲及散曲的作者要采照，要采取的也必定是市民精神的取向，以俗为乐。”[4]

王和卿也努力地去适应时代性的精神追求，或是时尚，写一些浅薄的、无意义的甚至带有一种纯粹猎奇的事物，博取市民的浅浅一笑，丰富市民猎奇的心理。在王和卿的散曲作品里，此类性质的作品也有许多。请看：

[双调・拔不断] 为获

鸡儿啼，月儿西。方暂出罗帷。兢兢业业心儿里。谁知又被人拿起。含羞忍耻。

[越调・天净沙]咏秃

笠儿深掩过双肩，头巾牢抹到眉边。款款地把笠檐儿试掀。连荒道一句。君子不见头面。

两首散曲均很世俗化。《为获》选了最容易被市井小民作为谈资的“”一事来敷演，而且在敷演的过程中仅就事论事，没什么见地，甚至没有一个作家应有的人文关怀，反而是冷漠的、刻薄的。仿佛王和卿一下子就变成了市井小妇，几个人聚在墙角门边谈论某某和某某，被在床，然后嘻嘻哈哈大笑一通便散去了。《咏秃》一曲，王和卿则用笔极力去嘲笑一个秃子的滑稽，以此为乐，尽管会让人们发笑，但是就王和卿来讲，却失去了文人最基本的素养，那便是“同情”。

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咏俏妓》、《咏胖妓》、《长毛小狗》、《王大姐浴室吃打》等，都传达了王和卿的精神取向市民化的特点，尽管有生活化，但是没有追求，很肤浅，甚至谈不上有何意义。

如果仅读这些散曲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和卿精神家园的纯市民化。可是一接触王和卿的另外一些作品，你就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最最明显的是：

[双调・拔不断]自叹

恰春朝，又秋宵。春花秋月何时了。花到三春颜色消，月过十五光明少，月残花落。

这是王和卿唯一一首直抒胸臆的作品，表现了王和卿自己的心灵世界，格调非常雅，脱离了市民精神取向中“俗”的成分。“春花秋月何时了”，感叹时间脚步的匆匆易过，而人生无有成就的无可奈何。“花到三春颜色消，月过十五光明少。”在叹息好花明月不常有的同时，我们仿佛听到了作者的弦外之音，一种追逐功名趁年少的心声，而生不逢时，生在“月残花落”的元朝。在“春花秋月”的传统文人儒士的感叹里，我们可以感到王和卿的深层精神依旧是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仕途”，而且王和卿同样也追寻着数千年来历代文人的那种闲适雅致的生活情趣。

[越调・小桃红]春寒

春风料峭透香闺，柳眼开还闭。南陌蓑针不全翠，恨芳菲，上林花瘦莺声未。云儿香冷，乌衣何处？寒勒海棠迟。

此曲中寄托着王和卿一种理想的居住环境：鸟语花香，风轻云柔，柳绿松翠，是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境地，是一个闲适的居住处所。它像陶潜的东篱故居，或王维的说川别墅，是一种雅士精神休息的美丽场景，也是王和卿作为文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在作品的内涵和寄托上，王和卿的作品表现出了“市民俗文化”与“文人雅追求”两种精神的冲突。而且在散曲用词、用字上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冲突。有的作品，如前面提及过的《为获》、《胖妻夫》等用的多是市俗俚语，没有多少文绉绉的书面语言，少书生气。而在《自叹》、《春寒》等散曲中，王和卿措词用字却十分雅致。这用字的一俗一雅，同样也反映了王和卿世界里“市民精神”与“儒士精神”的两个层面。

两种精神追求比较，反差是很大的，而这种不同精神追求的尖锐对比，反映了王和卿既努力地以“玩世不恭”推倒了自己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又在心灵深处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在“雅”、“俗”不断移形换位中，我们看到王和卿的精神家园在不断地摇晃，它们是不固定的，甚至是朦胧的、模糊的，连王和卿自己也摸不透。

雷纳・韦勒克说：“假如艺术之外还存在任何更为笼统的东西，那只能是艺术家的‘心境’，它产生作品的‘风格’”[5]。这是韦勒克在评价抑制黑格尔主义的德国批评家奥尔多・威廉・但策尔时引发的一个观点。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一带有浓重矫枉意义的说法，但其中“心境”与“风格”的关系，还是极富启发性的。王和卿在散曲创作中“雅”、“俗”两种风格，也相对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心境”――精神家园：一个是市民化的，一个是文人化的。

王和卿的散曲创作中“雅”与“俗”是不分上下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和卿的精神在两个不同的家园里徜徉，而最终也未能决定或终止在哪一方，他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其实这样的精神流浪是元代许多文人的通病，正如杂剧《冻苏秦》中苏秦云：“我不会下贱营生，特的来上朝取应。”“待要去做庄农，又怕误了九经，做经商又没个本领”[6]。在雅与俗的斗争中，其实展现了作者的精神危机，而这种危机又让文人的选择落于无望的孤独，王和卿也是如此。现实的生活、时下的风气，促使着他向市民精神靠一步；然而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积淀、儒学的熏陶，又让他向往纯粹的文人精神，两者王和卿都舍不下，所以注定他只能在两个精神世界中漂泊。在漂泊里他就一直怀着孤独，毕竟“我是谁”的孤独是悲凉的。

三、大蝶意象：孤独的能指

在潜意识孤独的泥淖里辗转徘徊的灵魂，在痛苦的抗争之后，最终以幻想来成就他的归属，成就他的理想或者自我解脱。与此相适应的是，王和卿的散曲也有着幻想，自我成就的意象，这些意象在王和卿内心情感的影响下同样也负载了孤独的内涵，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旷世孤独的能指。那便是王和卿笔尖的大蝴蝶。

[仙吕・醉中天] 咏大蝴蝶

蝉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这只蝴蝶，源起于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有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由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7]庄子的蝴蝶意味着与物冥合的适意的人生。在前代诗人笔下：“日长篱落时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8]（范成大《田园四时杂兴》）“八月蝴蝶黄，双飞西草原。”[9]（李白《长千行》）“江天春暖晚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10]（谢无逸《咏蝴蝶》）蝴蝶温馨美丽，栖息成一片片安宁而和谐的田园，那是历代传统文人借以抗拒不顺心的精神家园的工具。但是，到了王和卿的笔下，蝴蝶意象发生了变化，这只蝴蝶非常大，而且力也大得异常，“把卖花人扇过桥东”而且这种力也不受制于普通人。这种潜藏在王和卿内心的随蝴蝶而飞出的对“力”的欲望，其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力不可能是体力，而应当是一种政治权力。为这种权力的获得，文人可用毕生精力去换取，说到底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残余，是王和卿的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

但是，从“庄生晓梦迷蝴蝶”（李商隐《无题》）到“蝉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美丽而温馨的蝴蝶发生了形变，并且有了狠戾之气。于是，我们知道王和卿在寄托理想的同时，也迷失了他自己，迷失了自己栖息的精神家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失去了文化的文人，失去的是人生的庇护所，是孤独和空虚的代名词。虽然，在王和卿的潜意识里，仍有蝴蝶美丽的倩影，但失去了生存家园的蝴蝶，将以怎样的姿态飞翔？

尤奈斯库曾说：“……整个世界史，都在一刹那间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根本不存在……这种消逝会使你苦恼，使你昏眩。”[11]失去了乐园的蝴蝶，仍要飞翔，那是王和卿心灵最后的挣扎，是一次更加惊心动魄的精神行动，蝴蝶挣破了庄子凄迷的梦境，它不再温柔地守护，而是以一个有力的形象最后出击。将“三百座名园”尽情采空，将卖花人扇过桥乐，没有栖息家园的蝴蝶，最终成了一个高傲而孤独的独行者。那不仅仅是一只蝴蝶，那是王和卿一个孤独而要竭力自我呈现的精灵。王和卿失去了现实理想，也失去了精神家园。面对着由文化缺席造成的空虚，他只能向着无边的空虚和绝望沉沦。

四、孤独的溯源

王和卿的孤独来自于社会。洛夫强调“诗人首先必须把自己割成碎片，然后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生命和天地生命融为一体。”[12]据学者推测，一般都认为王和卿是生活在宋元之间的人，是少数民族向汉民族文化过渡的过程中的代表。余秋雨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文化的交界地，都要承受很大的心理悲剧[13]。王和卿正承受了这种悲剧，并与散曲融为一体，造成一种孤独感。笔者认为这种孤独感有三方面的成因。

1．国家的失陷

元代汉族文人，破天荒第一次遇到汉族文人无法认同的现实，即面对蒙古奴隶贵族的统治，从古至今，汉族人就把少数民族称为“胡夷”等，这种历史兀地发生了逆转，蒙古人的首领居然入主中原，进而称帝，“汉族天下”就这样失陷了。汉族士人数千年来的夷夏之防，功亏一篑，汉族士人失去了民族的优越感和安全感。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里生活着的汉族文人，犹如寄居于人家屋檐下，惶惶而不可终日。他们对待元蒙统治阶级不能像对待大汉皇帝那样，臣事君以忠，而且对元蒙统治者是不接受、不理解、不承认，甚至是对抗、敌视、诅咒的。蒙古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用的排抑政策，则使得汉族文人成了悲伤的流浪儿。亡国般的流浪汉，注定他必须遭遇孤独。

2．出路的失陷

蒙古族是一个草原上的民族，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掠夺，掠夺土地、财富、人力，所以他们不会关注文人的作用，他们只崇尚实用、尚武，因为这为他们掠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

翻开元代的历史，尽管元一代废除科举制度80年的说法有些笼统和夸张，但也并非全无根据。元朝开国之后，迟迟不举行科举，至开国三十年后的皇庆年间（1312―1313）始动议实行科举，延佑二年（1315年）才恢复实际考选，至元元年（1335年）又罢。实施既晚，又在考试中不平等，蒙古人、色目人，不仅试题简单而且中举人数多，占2/3；而汉人、南人题难人少，科举制度名存实亡，这些统统阻塞了汉族文人的出路。

其次，在元代汉族文化不仅出路无门，而且身价也跌至最低谷，元朝对百无一用的书生是轻视的，“八娼九儒十丐”就说明了元代士人社会地位的丧失。在中国儒家思想独尊以来，“士农工商”，士子一直处在社会的上层，是受人尊敬的。而到了元代，士人的身价暴跌。

社会地位的失去，出路的失陷，元代士人进入一种孤寂的绝望，进行着“等待戈多”式的等待。

3．生命的失陷

对宋末元初的人冲击最大的无疑是战争对生命的践踏。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强悍凶猛，四处征战，屠杀人命。无人性可言的战争自十三世纪开始，就没有停息过，在血腥里，元初文人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刘因（1249―1293）曾记金崇庆、贞佑年间的战乱云：

金崇庆来，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静修先生文集》卷四《武强尉孙君墓志铭》[14]

金贞佑主南渡，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凌弱，众焉暴寡，孰得而控之！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

――同上《易州太守郭群慕志铭》[15]

当蒙古锐兵之南来，饮马则黄河欲竭，鸣镝则华岳将崩，玉石俱焚，贤愚并戮。尸山集而依稀犯斗，血海涨而仿佛弥天。

――《金链正宗记》卷四[16]

张宏生先生曾统计，元蒙在进攻南宋时共屠城十一座，计有成都、汉州、沙洋新城、沙市、德安、樊城、文州、常州、镇巢军、兴化、湖州，并称这是很不完备的。[17]

无休止的战争触动着诗人们的心灵，“万井中原半犬羊，纵横大剑与长枪。昼烽夜火岂虚日，左触右蛮皆战场。”（李俊民《乱后寄兄》）血腥的战争屠戮，生命在瞬间消亡，震撼着诗人们本已十分脆弱的内心世界。他们对生命感到不安定、飘摇，感到了生存的无价值。王若虚说：“阅兴亡之大变，悟荣辱之真空。残喘仅存，百念灰冷。方当脱履俗累，优游潇洒，以毕其余生……”（《济南遗志集，赵州齐参谋新修司真庵记》）[18]当时诗人们的心情也如此。

王和卿处在元朝这么一个时代，在生命、出路、家国三位合一的失陷里，陷入了孤独的境地，所以他的散曲里，快乐也罢，痛苦也罢，总是孤独的。我们在分析王和卿孤独成因的时候，没有将他作为一个个案来评析，而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心态来观照。一是因为关于王和卿的资料实在是少得可怜，无从找齐；二是因为这些都是元代文人的心灵写真集，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元代文人的集体孤独，王和卿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有着同样的心态。

注释：

[1][12]展图：《沉重的家国乡愁――洛夫诗歌略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蒋星煜：《元曲鉴赏辞典・作家小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3页。

[4][13][14][15][16][17][18]王星琦:《元明散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5][美]雷纳・韦勤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6]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7]参见《庄子・齐物论》。

[2][8][9][10]李鸣：《挣破庄周梦 两翅驾东风》，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

[11]尤奈斯库：《起点》，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参考文献：

[1]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隋树森.全元散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蒋星煜主编.元曲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4]王星琦.元明散曲――大俗之美丽张扬与泛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梅海江浙江省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31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