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术,驱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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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影的兴起规模和发展速度绝对是空前的，也许摄影在不久前还局限于那些拥有照相机的人才能实践的事情，如今，这个领域已被五花八门的手机影像媒介完全拆除了壁垒。或许最初制造商在手机中设计摄影功能的目的，只是为了依靠增加一种媒介的移植，以吸引和扩大用户对手机的消费。但没有想到，这次手机技术的微小改进，竟然对摄影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不得不承认，手机与摄影的结合是件充满“魔力”的新生事物，而如摄影术出现时一样，似乎所有新生事物出现时，伴随着底层大众毫无负担地享乐，同时也会引发精英们的痛心疾首。手机摄影仿佛又一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新天使”（摄影天使）降临，打开了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而这个天使究竟是一个“启示天使”，还是一个“末日天使”？当我们进入到影像时代的现场中，会有各自的切身体会。

妖术，摄影

“要之，照相似乎是妖术。……S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

―鲁迅《论照相之类》

鲁迅辛辣地描述反映出上世纪初摄影术在中国刚刚开始普及时的尴尬境遇。所谓“妖术”，是与巫术相对，为旁门左道用来欺人惑众的邪术；而所谓摄影，又是这样一种包含着双重悖论的玩意儿：它可以永久地保留下刹那间消失的事物。类似于在鲁迅笔下S城的中国人，正逢启蒙之处，依然恪信气血精元之类的玄奇蛊事，对于理解摄影术这类以图像来认知世界的新鲜方式，心目中当然存有疑虑。而这些疑虑并不是区域性的，早在摄影术产生之时，欧洲的老学究们也在顾虑重重。1843年，摄影术刚刚开始流传，饱受争议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Feuerbach）在他著名的《基督教的实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前言中，对他“身处的时代”表达了这样的困惑：重图像甚于事物，重复制品甚于原作，重表现甚于事实，重现象甚于存在。紧接着，马克思在对他的批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预言，在生产过盛的商品拜物教阶段，无所不及的图像将左右着我们对现实的要求。这就是影像化的世界，将我们“精神”照去的现实。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手机摄影的出现，无疑是最重要的僭越环节。如果S城的人或者费尔巴哈活到今天，该会作何感慨呢？

不过，启蒙之后人类已经习惯于通过某一种发明来定义某一时代的社会变化，同时接受在变化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譬如对于摄影术，电视和钢铁构建起影像的20世纪。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概念得以重新定义：譬如照相机的出现，激活了在中世纪后被钟表所消灭的“永恒”观念。网络和数字化媒体的兴起，又将状况重启，手机和照相机的结合是否意味着某种混沌来临的征兆？遥感术与摄影术的复合体，一边将远处的时空把控，一边将眼前的现实抓取，手机摄影无疑扮演的是一个超自然的“妖术师”角色。

明末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中对“妖术”有如此评断：“那学了与民间祛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为非作歹的，只得叫邪术。”倘若如S城的人以“妖术”去理解摄影，作为一种为现代人所用的巫技法术是否也具备两面性。照相机―一种中性的技术装置―捕捉了时间，使之为人所用，从而也改造了人的时间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它也改造着人对于自身的认识。显然，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建筑，都无法像现代摄影这样迅捷而精确地将现实和自然的片段截取。当我们在影像生活中享受着空间延伸或聚拢，同时，也面临到对于时间混淆或飞逝的时代恐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摄影的“妖术”，很容易使人变得好奇心强烈而又优柔踌躇。手机的摄影更显得神通，一方面，灵巧的镜头更容易凸显出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技术操作的简化极大限度地引发出人的窥淫癖、猎奇心理和收藏欲望。

新器官，手机

所谓器官，是由不同细胞组成，可以用来完成某些特定功能的生物体结构组织。所谓手机，是由人工制造，附加在人体之外可以延展感知交流限度的智能机器。

在照相机不断捕捉又不断加速人类时间的过程中，另一种技术装置的发明和演进，正在改造人的空间认知，这就是电话。而移动电话―手机―作为近半个世纪实用主义发展的重要产物，更是一个终端性的发明。在工具理性的衍伸下，如今的手机已然成为机器化的身体“塑造组装”中的一个核心部件。毫无疑问，在现代生活中，手机已经异化生成为人类身体的一个“新器官”。毫不夸张地说，手机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有“魅力”的人类发明物，从没有哪件人造工具像手机这样让人离不开。而在影像的基础上，手机的作用继续扩大篡改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网络环境下的遥感技术可以任意缩小、放大、甚至折叠时间差和空间差），并且在数字化媒体所建构的“地球村”里，逐渐接管了人的感官、判断，甚至行为。

如今，手机的话题已然广泛深入到现代性的各种讨论当中，但如同它在上世纪科幻小说中的缺席，其旺盛的“生命力”大概是让许多处于时代轴心的预言者都始料未及的。赫胥黎（Aldous　Huxley）1没有用过手机，所以他笔下的“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没有关于手机的研究处，否则他会欣喜而惊讶地看见，今天没有领导组织的“新勒德分子”（New　Luddite）2是如何拿着手机就占领了华尔街，广场上闪闪烁烁的手机，仿佛成为了威力无穷的棍棒武器。奥威尔（George　Orwell）3也没有用过手机，所以“老大哥”可以用“双重思想”（Doulbethink）操控解释一切，而现在，任意几条群发短信或者微博就能让“真理部”谣言四起，“双重思想”设计得再好，在手机文化的刺激下也不过是“无间道”的套路罢了。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4应该是用手机的，如今手机将他当年所描述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具象地凸显营造出一个真实无比的新“人造世界”，而他是否会考虑重写《神经症漫游者》（Neuromancer）呢？

手机建构着目前最主要的社交网络，这意味着手机不仅接替起了我们主要的情感交流，同时还实践着我们的意识表达和感知认识。3G技术和“微博文化”的兴起，使得简短快捷的信息碎片自由地飞出在封闭的空间，随时随地地在都市人群中聚集又消散。在今天的生活中，手机扮演着多重而复杂的角色。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手机是在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亦或是说谎时必不可少的道具；对于大众来说，手机是陪伴得久已麻木的情人，亦可能是居心叵测的监视密探。

手机是否已然接入我们身体的中枢，尽管它不总是尽如人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多么地离不开它。手机，从一部卑微的机器，变成一件在体外生长的“新器官”，它还要安排我们的时间，控制我们的视域，传达我们的意义，一旦它失踪了，我们会变得烦躁不安，在不得已更换它时，我们或许还会有难受和不适应的“排异反应”。马克思曾告诫，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会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面对手机―这个复杂怪异的“新器官”，我们当然要接受它，运用它，同时也要警惕它，批判它。

驱妖术，手机摄影

“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

―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

柏拉图谈“洞穴”，韦伯谈“祛昧”，　鲍德里亚谈“驱妖术”。从面具、镜子，到影像，折射出人类对认识、反思、并试图表征眼前的世界的实践过程。所谓“驱妖术”，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最早源于古代道教中符派的一种法术，施法者在黄纸上或帛上用丹书手绘为符，驱妖镇魔，治病除灾。显然，“驱妖术”是对“妖术”的去除，同时也是另一种法术的彰显，这种法术更为民间化，更具有现实性。而鲍德里亚把摄影比作“驱妖术”，是源自对景观社会的批判。在《消失的技法》中，他反复强调不是我们在拍摄事物，而是事物通过镜头捕捉了我们。这种打破摄影术中主客对立的吊诡思辨在手机摄影的实践中得以清晰还原，照相机不再是一件主控摄影“妖术”的垄断性技术媒介，在手机摄影的实践中，可能没有人意识到手中攥握着一只相机，但在视觉欲望的刺激下会意识到拍照。手机―作为一件新生的体外“新器官”―瓦解了照相机在摄影中的主体地位，而拍摄者与被拍事物之间围绕着影像欲望的实现，相互运转。手机摄影跨过了意识思维与技术媒介的沟壑，成为一个典型的欲望机器。上世纪50年代，电视的普及为战后的家庭带来一套影像的世俗生活，我们开始被告知，观看可以成为一种信仰；而现在，手机摄影给个人生活制造出庞大的欲望生产空间，我们继续被告知，拍摄就是一种生活，而摄影可以仅仅只是娱乐。

在景观社会的逻辑中，影像价值显然高于现实的价值，在影像的社会里，人们以手机和电脑作为现实生存的替代者，视觉逐渐取代了触觉、味觉等等，成为人们把握感知世界的一种集权性感官，换句话说，影像统治着一切。在关于手机摄影的生活中，人们会让影像来建构自己的生活。就如我每次和女朋友约会吃饭时，美食上桌后，她一定是先拿出手机一通猛拍，然后马上转发微博分享，这个过程仿佛比品尝美食更觉美味。手机“拍客”是否会认同这样一种逻辑：表现在影像中的就是好的，而好的事物一定要在影像中表现。这是手机银幕在同义反复地给我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景观既是手段，也是目标。

自拍，围观，微博……手机摄影的“驱妖术”引发出一系列新鲜的媒体现象。手机摄影作为一个显著的现代性媒介场域，有着更大维度地敞开，同时，也面临缺乏约束和整合的局限性，这是任何新生媒介都会遭遇的矛盾。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欲望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手机摄影与自媒体的发展关系密切。在围绕自媒体的运作当中，手机摄影正产生着复杂的社会效应。手机摄影文化除了存在于当代摄影中的趣味与价值反思，在更大程度上正极大地刺激着社会民生的敏感神经。通过“郭美美”、“艳照门”等种种现实事件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以手机摄影而形成的自媒体机构中，观察到一个庞杂而扭曲的对立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当中，每个人都应该被要求了解媒体的正当属性，了解自己的合理欲求，并且进一步涉及到诸多手机摄影与自媒体相关的困惑和问题，譬如手机影像在自媒体传播中的道德判断，手机摄影在自媒体状态下的存在限度，在网络生活中作为图像的个体与他者关系的重新衡量等等。

手机摄影的“驱妖术”也使得“摄影师”彻底陷入身份危机。在手机摄影的语境中，“摄影师”的概念常常被悬置，“谁拍摄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再是衡量照片的背景要素。现在，只要你有手机（当然前提是这部手机不是支只有按键的黑砖头），你就可以随时拍摄，人人都是“摄影师”的局面，进一步导致以往“唯题材论”的摄影创作局面被彻底抛弃，专业边界的消融，使得“摄影的巴洛克时代”5完全终结，这也正是摄影现代性的完全展开，这将一个摄影活动繁荣而影像资料鼎盛的匿名时代。

从“妖术”到“驱妖术”，当手机摄影拆除了摄影术的媒介壁垒，剥去了摄影师的精英外衣后，也许有人会说：拍摄，可以不思考！当然，也有众多的人，在尝试用微小而平凡的镜头来度量生活，记录现实，表达自我。

技术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但技术的导向未必一定会对文化注入新的思想。如果仅仅在影像技术的层面看待手机摄影，与其他影像媒介相比较，它也许并不具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或许再过几年，它就会被其他新生的影像发明所替代。在探讨手机摄影的问题时，是否也应该注意到手机摄影文化并不等于影像文化，而只是影像文化的局部。当然，“全民摄影”是一个相当乐观的局面，中国是当今手机拥有量最多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将会是全世界摄影消费量最大的地区，如何把握这一局面和趋势，深入影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探索，我们期待，今天手机摄影的风潮不会是一场喧哗与骚动。

（本文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