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福寺明代《圣旨》碑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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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荐福寺在唐代曾为皇家寺院，名振一时。历史变迁，这里遗留下历代碑石40余通，明代《圣旨》碑是其中之一。通过运用静态的考证分析，加之实施运行动态的相关考察，对此碑文进行了探究，从中发现了一些历史信息，揭示了这些信息中所蕴含的证史作用，体现了它的史料价值所在，为多角度了解荐福寺小雁塔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更多信息。

关键词：荐福寺；明代；付；殿堂图；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1)04-0009-05

荐福寺是唐代长安著名寺院，为官赐额的佛寺之一，等级较高。一直以来，关于荐福寺唐代状况及其规模等的描述，屡见史籍，可资参考资料颇丰。但宋元以降，相关荐福寺的史料所载甚少，人们一度对它的历史发展脉络不甚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荐福寺院内陆续出土了宋、明、清时期碑石若干。这些碑石填补了荐福寺历史资料欠缺的空白，为了解唐以后的荐福寺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在这些出土的碑石中，明代《圣旨》碑尤为重要。本文试就此碑做一简要解读。

一、石碑的基本概况

《圣旨》碑即《礼部付・荐福殿堂图》碑，1980年出土于荐福寺大殿东侧。因其碑文中含两道圣旨内容，且碑额题写“圣旨”二字，故称“圣旨”碑。

此碑现立于荐福寺中轴线大殿前东侧，1981年为此碑建立碑楼，碑楼上隶书“荐福殿堂图”，四周有棱框，装饰纹样为浮雕卷草纹。框上沿雕刻蝙蝠，下沿为寿字，寓意福寿康宁，正好符合“荐福”寺的含义。

这通石碑一直深埋地下，并未遭到大的破坏，保存尚好，碑系一整块青石雕刻而成，通高482厘米，宽102厘米，厚30厘米。圆首龟趺，碑首阴刻龙纹，线条流畅，飘逸自然。碑文楷体，略带行意，书写规整严谨，点划清秀洒脱，用笔瘦硬，刚劲有力，颇具柳欧风骨。刻工刀法娴熟，双刀刻就，V字底，中锋。碑文外界丝栏，线刻卷草纹。

碑阳文字共20行，满行52字，字径均3厘米。碑石全文标点如下：

礼部为乞恩事，于礼科抄出陕西西宁卫弘觉寺番僧勺思吉监参奏：“臣于宣德元年，蒙钦赐度牒，回还到于陕西西安府荐福寺住，坐(因为)见得本寺系古刹丛林，建立年远，殿堂废弛，宝塔见存。臣思是古迹，于宣德七年发心，舍己衣钵及化缘，修盖前后殿宇、周围廊庑，俱各完备。无有圣旨名额，缘臣难以领众焚修，伏望圣恩怜悯，乞敕寺命。仍乞该部，仰臣回还本寺，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以图补报。今将本寺盖完图样，随本进呈，开坐具奏。”正统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该通政使司官于奉天门奏。

奉圣旨：“礼部审这僧，怎么得绿瓦盖?审的明白来说，钦此。”钦尊审，据勺思吉监参说称，荐福寺系在陕西西安府城外西南三里，始自唐时建立。有正佛殿、天王殿、大悲殿、藏殿、慈氏阁，俱是绿琉璃瓦口造。为因年远废弛，宣德七年间，勺思吉监参化缘修理，将旧绿琉璃瓦沿边安盖完备。自行前来乞请寺命付。审说得此，参照本僧既是荐福寺废弛，化缘修盖，不合用旧绿琉璃瓦沿边，合当有罪。

缘奉钦依：“礼部审这僧，怎么得绿瓦盖?审的明白来说。”事理未敢擅便，本年二月初二日本部官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准他还与做荐福寺，本僧不问，钦此。”钦遵拟合通行，除外合行割，仰本僧前去本寺主持，恪守清规，领众焚修。施行须至付者。

右付荐福寺主持番僧勺思吉监参准此。

正统十四年二月初七日

对同都吏李异付

石碑碑阴左下侧刻字“蓝田县石匠刘普通同男刘顺镌”

现对碑文略作考释：

“礼部为乞恩事，于礼科抄出陕西西宁卫弘觉寺番僧勺思吉监参奏”。礼科，为礼部的下一级。礼部为中国古代官署，南北朝始设，隋唐时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其下设四司，统管全国学校事务、科举考试、藩属及外国之往来等事务。

弘觉寺，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弘觉寺街，是青海地区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与瞿坛寺齐名，在历史上曾兴盛一时。明代前期，弘觉寺与朝廷来往密切，明代史籍中曾有诸多有关弘觉寺僧人进京朝贡的记载。明末清初，弘觉寺逐渐衰落，后期成为拉卜楞寺的一座属寺，弘扬格鲁派，而今只存旧址，原有建筑被拆除殆尽，佛像、经籍全无，仅余殿堂两进，且被占作他用，现只留有“弘觉寺街”这样一个街名。

番僧勺思吉监参：明代的弘觉寺为佛教寺院，故“番僧”多指藏族僧人或于佛教寺院修行的僧人；监参应为确吉坚赞，意为法幢。关于勺思吉，相关史料无载，生卒年不详，碑文中亦无详细记载，近年从小雁塔院内出土的《敕赐荐福禅寺重修记》中意外获得了他的点滴资料。据碑文记载：“勺思吉监参姓王氏，华州人”，华州即今陕西华县。正统年间勺思吉任荐福寺住持，景泰五年(1454)被提升为西安府都纲司都纲。都纲司是明代地方僧官体系的主体，为一级行政管理机构，统管本府所辖僧尼。

“臣于宣德元年蒙钦赐度牒”之“度牒”，是指官府发给僧尼以证明身份的文件或凭证，大约始自唐代前期，也称“祠部牒”，一般于上记僧尼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及出家誓愿等。通过给发僧侣度牒以掌握认定僧道之正式身份，实现对僧道人口一定程度的控制。明代依然发度牒，但相对严格，将僧侣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由中央认定资格。各地僧人经考试后，到京城领取，取得度牒后仍归本省。度牒制度于清代废止。

“荐福寺系在陕西西安府城外西南三里”。西安府，为明朝西安地区建制。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取义“安定西北”。今“西安”之名即由此而来，后朝基本沿用；明代西安府是在唐末韩建所筑新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而韩建“新城”规模比唐代已大大缩小，因此，荐福寺于唐时处在长安城内，于明时则处于西安府城以外、永宁门南三里许的咸宁县辖地。

付即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多指手谕。

二、碑石的史料价值

《圣旨》碑以完好无损的面孔和清晰可辨的文字留存于世，它不仅是研究明代荐福寺状况最为直接的原始资料，而且这件百年陈碑还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其一，由这通碑可看出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佛教文化与汉地佛教文化互相交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佛教的汉地渊源自我国吐蕃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已有许多汉地僧人在从事佛教活动，而吐蕃的许多子弟也往来留学汉地――长安。明代时两地佛教文化仍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而《圣旨》碑所透漏出来的，也恰好是这样一个信息：勺思吉为汉地陕西华县人，却至边远佛教寺院中修行；既为番僧，又到汉地寺院化缘修寺。这充分反映了佛教与汉地佛教的相互往来以及交融关系，印证了佛教有着深刻的汉地渊源，展现了明代前期不同佛教派别、不同地域佛教文化融合的良好状态。

其二，由番僧勺思吉在内地的活动可探知明代政府的对藏政策以及态度。元朝信奉藏传

佛教，而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却以恢复华夏正宗文化――儒教为宗旨，政策的不稳定再加上因明初改朝换代带来的动荡，使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的活动一度陷入沉寂。但为了达到“西陲宴然”的政治目的，明代统治者在稳固政权后很快调整思路，借鉴了元代对藏传佛教的一些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安抚笼络手段，以促进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勺思吉在内地的活动正是当时实行这种国策的一种具体体现。身为番僧，能到汉地的寺院中发愿修寺，折射出当时朝廷对佛教的宽松政策、对边远藏区安抚笼络之心。这对于研究明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有着一定的意义。

其三，碑文还揭示了明代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性。明代在立国之初，就企望能够建设一个“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有序、有制、有度、有数的等级社会，以巩固其万代千秋的统治地位。而建筑中的等级制度实际上就是封建礼制在上层建筑上的一个反映。其中对建筑琉璃的使用就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琉璃逐渐被皇室垄断。明代对于建筑色彩也有着严格的规定，等级顺序为黄、绿、黑，绿色只限于亲王府或皇家的寺观庙宇使用，如若越制，则会被问罪甚至杀头。这种建筑等级制度从《圣旨》碑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揭示了明代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高度集中、宗法严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其四，从《圣旨》碑上，亦可看出明英宗时代荐福寺地位已一落千丈。此时，它数百年前曾为潜龙旧宅、曾贵为皇寺、曾为长安三大译场之一的辉煌历史已鲜为人知，以至于连皇室、大臣们都不甚明了，可见它的颓废与衰败；再者，它于唐时位居城内，于明时却处于城外，地理坐标的悄然变化，也决定着它的命运。而这两点亦正是长安由国都易为废都、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为西北军事重镇的一个真实写照。

其五，《圣旨》碑完整地记录了勺思吉监参请旨上奏、通政司使司官奉天门上奏、皇上下旨准奏的全部经过及具体内容。从过程看，整个事件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详细地讲述了明代付的全过程，由此或可窥见明代公文办理程序之一斑；从时间上看，第一次上奏为正统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上奏为“本年二月初二”，前后仅用了8天时间就对勺思吉的参奏做了答复“准他还与做荐福寺，本僧不问”。而其落款时间为二月初七，应是礼部给勺思吉付的日期，说明整个事件已然结束，前后也不过13天时间。由这一事件细节，间接地证明了史书上记载的“英宗勤于理政，政治尚算清明”的说法是可靠的。

最后，碑文为人们了解弘觉寺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信息。弘觉寺在明代前期是西宁一带藏族佛教寺院中的首要寺院，但在后期就急剧地衰落了，史籍上几乎见不到有关它的任何文字记载，而《圣旨》碑上关于弘觉寺的明确提及，为进一步了解这座佛教寺院的发展、湮没，提供了一缕蛛丝马迹。

三、碑阴殿堂图对研究明代荐福寺格局提供了明确依据

碑阴所刻殿堂图描绘的是勺思吉整修后的荐福寺格局图，整幅刻图线条匀称，刀工精良。山门外立体式八字墙分列两侧，其他构图为平面阴刻，单线勾勒，图上所刻前后各殿大小比例一致。殿堂由南向北一字排开，气势宏伟，为对称式布局，图中树木繁茂，显示出其园林式布局的建造理念。

图中显示中轴线上共有殿堂四座，然关于各殿名称，大概因为碑中数百文字所难叙述，故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其后明成化八年《敕赐荐福禅寺重修记》碑上对此次修建殿堂作了大致描述：“西宁番僧勺思吉监参……广募众缘，兴创前后殿堂廊庑，而天王殿、大悲殿、藏殿、慈氏阁、神堂、僧室、云、厨、滔以及像设彩绘次第咸举。”另1986年)从小雁塔出土的明天顺二年(1458)《敕赐荐福禅寺重建记》碑中也对这次大修后各个殿堂的情况做了描述，且更为详细。碑载：

以原浮屠为主，前作正殿，塑三世佛像及阿难、迦叶尊者，侍列诸天菩萨，壁绘之大士像珠璎宝鬟，庄严端好。又前作山门及天王殿、钟鼓之楼。楼之间森慈氏殿。后作后殿，塑释迦、药师、弥陀三像，壁绘五方五佛八十四龛；藻饰严丽，极诸幻态。又后作方丈，左右列大悲殿、藏殿、伽蓝、祖师之堂。翼以廊庑百十余间。饭僧有堂、栖库有所，供设之具，与夫庖、滔、库、圊悉皆完备。外则缭以崇垣，辟地五顷有奇以瞻其众。于是穹檐邃宇，风灯露铎，凌摩霄汉，金碧辉焕，顿还旧观而宏伟过之矣!

由此两碑结合《圣旨》碑，可知勺思吉所建殿堂有正殿、后殿、慈氏阁、天王殿，两侧有大悲殿、藏殿、伽蓝、祖师之堂与钟、鼓楼，其中天王殿与正殿之间有廊庑相接，形成两进式封闭性院落，再加上周围廊庑百十余间。此外还有斋堂、僧舍、厨房、浴室、厕所等一应俱全，其规模程度比以前更加宏伟。

此次大修前后共历17年之久，其耗时之长，足见勺思吉重振荐福寺皇寺地位的决心。这次修葺基本上奠定了现在荐福寺的格局。如今，荐福寺除了后期增添的白衣阁(明万历年间建)与金刚殿(清代建)外，其余大致上保留了当时的布局及原貌。因此，它毫无疑问成为近年来人们修复各殿堂最为标准的参照。此外，这幅刻图还为以后确定明代天王殿之殿堂遗址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除了标明各殿堂及廊庑位置，图上还对当年的树木绿化位置作了明确标识。图上大殿前东西两侧所描绘树木的位置与荐福寺院内现存古树位置竞基本一致。荐福寺现存古树名木共10株，其中9株槐树，1株楸树，除古楸为800年树龄外，古槐树多为1000－1300年树龄。可以说古树见证了荐福寺千年来的历史，其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自不待言，其社会历史研究价值更高。这些古树于1985年被西安市政府列为珍贵树木，并被逐一编号予以重点保护。其中3株位于慈氏阁前东西两侧，4株位于大殿前东西两侧，2株位于大殿西侧旁，还有1株位于白衣阁西侧。10株古树中有5株与殿堂图上树木位置完全对应，其他位置虽略有不同，却也十分接近。

这幅殿堂图所提供的最为宝贵的信息，当是图上小雁塔的样式。小雁塔为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建造，下距勺思吉修寺时逾700年左右。这700年间，根据相关记载可知曾有两次修葺，第一次是宋政和六年(1116)信士山谷迂叟修塔，这是自塔建成后的第一次整修。这时的小雁塔“自景龙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风雨摧剥，檐角垫毁”，仅仅只是塔檐、塔角毁损，而塔身、塔基、塔顶等主体部位尚保存完好；第二次是在明初洪武年间，这次整修只是“重辉殿阁”，并没有涉及到塔。而至勺思吉整修时，也是“殿堂废弛，宝塔见存”，他只是“修盖前后殿宇，周围廊庑”。由上推知，勺思吉于殿堂图上所描绘的小雁塔造型，当是最为接近唐代小雁塔面貌与样式的一个图例。这无疑令人分外欣喜，它不但补充了小雁塔的历史资料，还为人们探索唐代的佛教建筑风貌，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其完整的十五层塔层及由圆形刹座、两重相轮、宝珠形刹顶组成的塔刹，是以后修复塔顶、复原缺损的三级塔层最为直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四、明英宗“敕赐荐福寺”匾额

尽管勺思吉因使用了绿琉璃瓦而遭到审问，并因此差点被问罪，但最终仍被批准做了荐福寺住持，他“乞赐寺名”的意愿也得到了落实，《敕赐荐福禅寺重修记》碑载：“……躬请寺额于朝，上以故刹重兴仍敕赐荐福之名以归。”如今，这块明英宗亲题匾额仍悬挂在荐福寺慈氏阁重檐之间，它完整地保留了明英宗的书法及题记原样。

匾额为木质，长285厘米，宽60厘米，厚3厘米，云纹花边，正中书“敕赐荐福寺”五字楷体榜书，字体结构匀称，整体厚重协调。匾左侧题“正统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住”字样。

匾额是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一般悬挂于门之正上方、屋之重檐下，既能起到良好的装饰效果，又标识了建筑的名称和作用。当年武则天曾为荐福寺提笔御书“敕赐荐福寺”飞白体匾额，鲜明地表明了荐福寺的社会等级和它贵为皇寺的社会地位。明英宗朱祁镇的匾额则是对荐福寺的一种承认，而更多的是对勺思吉修寺的一种肯定。

这块明英宗朱祁镇御赐的匾额可与《圣旨》碑互补，印证了《圣旨》碑碑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书法精美，雕刻细致，是研究荐福寺历史的实物例证。

总之，荐福寺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小雁塔是唐代遗留至今为数不多的古建筑之一，是荐福寺如今仅存的一处唐迹。而今，考证它们的渊源流变，对恢复唐塔的本来面貌，重现荐福寺明代建筑群遗址，揭示明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性，研究长安佛教与佛教的关系，《圣旨》碑均有着极其独特而珍贵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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