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路遥遥:侗族歌队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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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3月乍暧还寒。贵州黎平的一群年轻歌手，在1984年生人的吴金燕的带领下，北上京城，成为远离故乡的打工者。这支突然空降的年轻歌队，没有商业支持，更无官方背景，散落在酒吧、咖啡店里，正用他们的天赋、歌声和柔软心肠，感动着城市人日益干燥枯萎的心。

吴金燕

领队吴金燕在前面向记者招手。她要带我去歌队暂住的地方看看。

2004年，20岁的吴金燕第一次来北京，作为侗族代表队13个成员中的一名学生代表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那时是冬天，她站在桥上看到护城河结冰，看着宽阔的街道上穿梭的车流和高耸的建筑，觉得一切都很稀奇。

2009年，吴金燕和另一个歌队成员吴艳琼再一次来到北京。这一次却不是来参加演出，而是到一个小餐馆做服务员。半年后餐馆倒闭，家中外婆过世，她不得不又返回黎平。

金燕的父母都40多岁了，家中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全家只有一亩地。在黎平时，吴金燕白天在家做农活，偶尔会有一些演出机会，报酬非常少，唱一天不到100元。这样的机会对于其他的歌队成员来说，更是一年也没有几次。

“饭养身，歌养心”是侗族人的俗语。作为歌队的领队，金燕从4岁起就跟着奶奶学习侗族大歌。她有自己的梦想：在北京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顿下来，“把侗族大歌唱给大家听”。便利店

几位歌队成员暂住的地方是一个社区便利店，12平方米左右，没有窗户，一个简便的上下床、一个小柜子、几件行李便堆满了整个空间。

他们的年龄都很小，多数是第一次来北京，见到这个杂乱的便利店时，1994年出生的小女孩吴成兰立刻懵了――自己的木楼家，是多么宽敞，而火塘又是多么温暖。

歌队中两个男生，1983年的吴定佳，1990年的吴良佳，住在不到5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给酒吧打扫卫生。他们不大会说话，因此完全不能融入打工的环境。经理让他们扫厕所，这让从小爱干净的他们有些受不了。他们善于唱歌，却不善于沟通，请假外出和歌队会合排练，迷路是经常的事。他们甚至连求助电话都不知道打，只是羞涩地发短信问：“我迷路了，怎么办呢?”

初到北京时，每天早上7点，金燕都会在架子床上独自醒来，挖空心思地想，歌队的伙伴们明天住哪里好。有一天，金燕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头上的白发，心中暗自一惊。

后来，她们的一个族人发动朋友为歌队捐了几千元，又为他们找到了暂时的住处，才让他们得以安心排练。

金燕铁了心要留在前程未卜的北京。她已经在798的树上咖啡店找到了服务生的工作。其他人也散落到了各个酒吧。有两个最年轻的女孩也许月底就要回去。不过，她们说，她们还会再回北京。

天女下凡

暂住的地方椅子不够，两个男生干脆蹲着，女生也不肯坐，一直不停地让来客坐。谦让了一番之后，有一把椅子还空在那里。他们很腼腆，说话绝不高声。侗族这个从未有过战争史、吸毒史、迁徙史的稻作民族，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温良淳朴的气质，在他们身上毕现无遗。

歌队成员经常在离便利店1000米左右的一个社区花园里排练。领唱金燕小声清了一下嗓子，张口唱了起来。婉转的歌调，完美的和声，在褐色的灌木丛里，在漆色黯淡的小亭子上，在北京灰扑扑的天空上回旋。“这是他们学鸟叫吗?”一个路过的大姐好奇地问。

3月9日晚，歌队在北京“愚公移山”酒吧开始了首次演出。观众已经早早地将场地占满，9点刚过，大厅里的灯光慢慢暗下来，伴着婉转悠扬的歌声和环佩叮当，八位侗族歌手出现在舞台上，他们身上佩戴的银饰在灯光下闪动着。一个女孩子不由得大声惊叹：仙女下凡啊!

吴成兰

出生于1994年的吴成兰是歌队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她有着纯净如孩童的嗓音，天然的美丽和素雅，不时露出有点儿腼腆的微笑。

成兰年幼时便展现出唱歌天赋。5岁的某一天，妈妈惊奇地发现，小成兰竟在哼唱一首复杂的侗族大歌高音旋律。

初中毕业后，吴成兰考上了当地的艺校，学费一年1100元。学费不高，但她还是只上了半个学期就退学了。成兰生在一个5口之家，主要经济来源是父亲在外给人盖房子。去年，父亲被邻居家三楼的砖头砸中头部，“流了很多很多的血，长时间没有恢复，一用力就会痛，下雨天也会痛一些，只能干一些轻微的活，不能挑东西了。”如今她的父母都已没有工作，经济拮据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当地有个山庄，招服务员，成兰就去一边做服务员，一边给客人唱敬酒歌。山庄让服务员“入股”，每人交了500元。“歌队的吴良佳也交了。了4个月，月收入是1200元。离开的时候，500元没有退。”成兰说到这里有些懊恼。

成兰平时在家里陪着80多岁的奶奶，偶尔会有演出。她常常想去县里打一份工，赚些钱补贴家用，“可是因为年龄太小，许多工作都做不了。”2010年，县文工团下来招人，她被选中去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她记得还有人唱《上海滩》，有舞蹈，但她没来得及看演出就离开了。那一次费用是1200元，她在北京待了9天，去了长城，还进入了鸟巢。

18岁的成兰已经比大多数同龄人熟谙世事，她说，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并能经常演出，这样就可以为父母和奶奶分担压力。问她如果在北京赚到了钱，会不会想再回学校读书，她大声说：“当然啦!”

3月17日夜里两点，北京突然下雪了，她醒了过来，“我仔细看了看，是雪吗?我问金燕，她说是。我就跑到外面去了，还以为是假的呢!一摸，竟然是真的，简直太开心了!”她们的快乐是如此单纯。

舞台上的成兰宛若仙女。她的着装墨色衬着碧绿、水蓝映着赤红，歌声悠扬，让人陶醉。

她的世界因为有了音乐变得快乐起来，生活的阴影仿佛从未投射在她的歌声和眼眸中。

小欧

小欧戴着银色的发梳、金色的发簪，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简单而雅致的发髻，一串灯笼状的耳坠垂下来，侧脸完美地展示出她饱满的额头和放松的微笑。

她叫欧化情，生于1986年。2001年，读初中的她从学校回家，母亲在饭桌前踌躇了很久，说，家里没钱了，弟弟妹妹都还太小……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小欧低着头，过了一会儿，小声说，那我不上了，在家照顾弟弟妹妹。在当地，这是大多数女孩子的命运。而小欧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就离开校园。

之后，父母白天下田时，小欧就在家里扫地、做饭、洗衣服、喂猪，哄哭闹的弟弟。偶尔累了就坐下来教妹妹唱侗族民歌。那一年小欧才15岁，却俨然像个母亲。

除了照看弟弟妹妹，小欧还要抽时间做一些农活。那里的田大多是梯田，当地称之为“坡”。她要做的就是挑粪上坡，给庄稼施肥。小欧说，“有时干完了活，会和一同上坡的姐妹在一起唱歌，便不累了，很开心。”

在当地，每逢节日，小欧都会被邀请去鼓楼对歌。除了唱歌，小欧也会唱侗戏。“我在当地算是唱歌最好的女孩儿啦，因为我的高音别人都唱不了。”小欧自豪地说。

小欧的生活压力提前到来。今年，她的儿子已经6岁，开始上学了。家中的生活仅靠小欧和丈夫两人做农活，已经有些捉襟见肘。父母40多岁，因为繁重的农务，看起来却像60岁的人。17岁的妹妹去年只身去了深圳的一家组装电脑零件的流水线工厂打工，月收入只有2000元，有的时候工资还不能按时发。

这是小欧第一次来北京。简陋的便利店，寒冷的天气，脏臭的房间，让小欧很不习惯。但是很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住的环境得到了改善，演出的报酬也大大超出了原本的期望。小欧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希望能够留在北京。

“我打算月底回去一次，和老公讲一下我在北京的经历，跟他聊聊那么多帮助我们的好心人，还要把我的演出照片和海报给家人看。不过我还会再回来。我喜欢唱歌，在这里的舞台上我才知道自己唱歌的价值。”小欧的眼神中闪烁着喜悦的光。“不过我长得不美，不太敢留在北京”，她随即又不好意思地说。

追梦未止

歌队高超的演唱水平让人们为之惊叹，几个月后他们会做全国大城市的小型巡演。尽管如此，家乡的音乐已经凋零。黔东南的旅游，有一部分是靠侗族大歌的魅力，但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广东打工。他们会被欠薪，被欺骗，被利用，但去之前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残酷。他们从四五岁就开始和长辈们学唱歌，却最终辍学，成为大城市流水线上沉默的歌手。

这是一群有梦的年轻人，为浮躁的都市人带来的是罕见的原生态音乐。音乐是他们血液里早就存在的，而音乐是否消亡，则是她们不能左右的命运和劫数。

链接：侗族大歌

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一种复调式、自然的多声部合唱音乐，侗族人的和声浑然天成，迥然异乎西方之和声。

所谓侗族歌队，类似古希腊歌剧里的歌队。侗族人的唱歌天赋，更是经过漫长的稻作文化的积淀洗礼，保存千年。其歌声深情婉转，宛如天籁。

当年的《越人歌》，相传是打浆的越女唱给楚国贵族子皙听的，可能是侗族先民的歌。侗族过去叫“越”，楚辞的前身可能是越民歌。

侗族人流传着很多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侗族歌里有大量情歌。因为是稻作文化，不大迁徙，和游牧民族的苍凉雄壮的曲调不同，他们对长久的感情更加期待。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侗语的声韵母比较简单但声调较为复杂，说起话来富有音乐感，极为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