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悖论和底层的自我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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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

2013年3月，当我听说了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的中译本出版的消息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谢天谢地，这样一本好书，终于来到中国了！

威利斯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批博士。他的《学做工》堪称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自1977年初版以来，该书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销量达10万册以上，成为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在20世纪读者最多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成为常销书甚至让作者都感到奇怪。《学做工》的主旨是探讨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青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揭示社会再生产机制，更加关注青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关注年轻人在文化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自我体验和自我阐释。

《学做工》面对和回答的其实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承诺提供全面的学校教育，但是人们对此的失望和怯魅却在不断涌现，这是为什么？第二，为什么在没有明显的胁迫下，工人阶级却甘愿进入收入微薄、地位不高的底层？对此威利斯的答案是：这是青少年抵抗学校文化、反对教育制度和权威的结果。这种抵抗和反对虽然体现了主体（工人阶级青少年）在文化接受和择业方面的能动性，但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文化霸权失败的抵抗，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抵抗，也是底层民众的自我诅咒。

工人阶级青少年为什么要反抗学校教育制度呢？威利斯的解释是：学校提供的教育，只不过是社会羁绊和操纵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手段，他们揭穿了资产阶级教育范例的实质，即教育只是对于有限的一些人们来说是成功之路，对工人阶级青年却并非如此——只有20%的人可以升入文法学校，考上大学。他们看不到参与这个“游戏”的必要性。工人阶级青少年心里很清楚：学校向他们许诺，只要成绩好、听话，将来就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得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但这很难实现，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爬得上去，而且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也不会因此而有结构性改观。因此，他们在追求休闲和性的同时也在嘲笑着教师和听话的学生（“应声虫”）。在威利斯看来，工人阶级青少年选择体力劳动和接受从属的社会地位并非完全是自愿，是产生于主导文化内部的父权社会、男子汉气概、种族主义等三种观念在作祟。这三种观念建立出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特有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中，工人阶级就是男人中的男人。它们构成了工人阶级青年们的“反学校文化”的“意识形态”。他们拒绝了学校的安排，认为无论是否从事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其工作性质都一样，他们觉得社会仍需要大量的工人，成为一名工人去从事体力劳动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他们并不想脱离从小就熟悉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选择”了反抗学校的一切安排，形成了抵抗的亚文化，然而这种拒绝也决定了他们必定要重返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

吊诡的是，恰恰是这种反学校文化巩固、配合了而不是颠覆和破坏了统治的文化，它在许多方面帮助了资本主义既定剥削模式的再生产。威利斯分析了青年亚文化既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又与之抗衡的双重性质。这种分析一方面注意到了亚文化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庸俗的阶级决定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不可能像容器注满水那样接受意识形态，他们在对主导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反抗中再生产了自己。

反观中国当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确实也改变了社会阶层的格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选择了放弃高考，辍学回家，然后外出打工，成为浩浩荡荡的农民工的一员，导致乡村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等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不由自主地又走上了父辈的老路。用中国的俗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有些恶毒的话虽然充满了偏见，但某些时候它确实道出了不同阶层和群体在职业选择上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是否也有一种自我毁灭或诅咒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在起作用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本期的四篇文章分别有自己的视角。符鹏主要谈的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抵抗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危机，宁可关注的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男性气质与父权制结构的共生关系，杨宇静和秦婷婷分别从民族志的角度肯定或质疑《学做工》的成功和不完美之处。这些思考，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青少年教育、劳工和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