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等的光与影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学术评等的光与影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在英语中，“评等”一词具有双重涵义：“层级系列”和“腐败或污秽”。本文指出，学者在学术期刊发表研究的压力来自于极度化的学术“评等”。本文首先陈述这种压力的迹象，并探讨影响因子和高等教育排行榜所引发的后果。本文将排行榜与四大发展趋势相结合：1）专业技能的理性主义成为韦伯所强调的科层制权威的特征之一；2）高等教育管理和规制的政治化趋势在新管理主义和学术评估中的高度体现；3）商业性学术出版的定价和资金筹措利用以上趋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4）尽管编辑或期刊本身持反对观点或重视期刊的不同目标，但却只能在新规则体系中做出决定。在阐述上述四大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将对笔者所编辑的期刊《比较教育评论》展开讨论，指出排行榜的替代选项，并建议推进更具生命力和参与度的教育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建议将学术论文作为学术交流的副产品，将此作为目前仅将影响因子视为判断学术期刊质量的标准尺度的替代性或互补性方式。最后，本文主张期刊和读者都应注重学术交流的内涵价值，将学术交流视为最重要的产物。
关键词：排行榜；研究评价；商业出版；影响因子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5—0005—08
英语中，“评等”具有双重涵义。在莎士比亚撰写的《哈姆雷特》中，该词带有两个意涵：其一指有秩序和层级的序列（第一幕），其二指某种腐败或污秽的东西（第三幕）。现今，大学人事聘任委员会和图书馆采编馆员更熟悉的是该词汇在第一幕中所表现的概念——一个有秩序的序列。然而，随着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Reuters ISI）的影响因子的不断普及及其与当今学术界四大发展趋势的高度结合，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在第三幕中所定义的评等的第二种涵义正在死灰复燃。而所谓四大发展趋势则分别是：（1）专业技能的理性主义成为科层制权威不容置疑的特征；（2）高等教育管理和规制的政治化趋势在新管理主义和学术评估中的高度体现；（3）商业性学术出版的定价和资金利用前述趋势对大学图书馆索取高价，并耗费其大量预算；（4）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将自身定位为社交场和思潮的主导者并沉醉其中，而不是学者履历制造厂的一线员工。
本文将分别对上述四大发展趋势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探讨期刊《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的定位和未来选择，并提出创建更具生命力和参与度的教育学术研究社群的方式，而并非如部分学术期刊，其所刊登论文只成为作者履历的点缀。我们强调，应该将论文视为学术交流的副产品，以此方式来评价学术期刊的质量，并作为目前单一的影响因子测量方式的替代或补充。同时，我们也主张期刊和读者都应将学术交流的内涵价值视为最根本的产物。
一、被认证的专业技能：当代研究者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科层结构的支配的发展是独立于其掌控的知识领域的。韦伯预见，专业认证的急速发展会独立于由科层权威所支配知识的成长。“我们听到来自四面八方要求引入正规课程和专业考试的呼声，它背后的根源并非突然觉醒的‘教育渴求’，而是期望通过拥有教育认证的所有权，限制身份地位的供给，实现垄断的欲望。”“把关”作为概念，而非一个名词，正是出自于科层权威的理论。
许多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家，在深度分析了所谓“普适性”知识后，也发现了制度性建构的存在。根据福柯所言，临床医学知识并未引发19世纪法国医疗诊所的创建。相反，人体解剖学的普及与认同则是在诊所兴起之后的副产物。“诊所既是一种新‘瓜分’出来的东西，其语言表达原则也是我们所习惯的‘纯科学’语言。”彼特·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也同样提出了现实是在制度化后才会被社会认同的相关理论。而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期，约翰·梅耶主张，学校之所以能产出拥有社会认可文凭的毕业生，部分归因于社会赋予学校一种不容置疑的、非正式的许可证。随后，他阐述了这一理论，并且指出了他的论述与韦伯的纯粹文凭主义阐释之间的区别。梅耶认为，社会公认的经济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技能，部分起因于大学制度的扩张以及上述领域中权威性知识和学位的确立。这些对了解学术期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教育机构不仅承担人员分流的职能，也发挥新专业知识的认证职能，那么所谓顶尖期刊则是作为该体系的组成部分，借由学术出版物的评阅人或编辑等专家的名义来决定知识的存亡。依据韦伯对权威的理解，新的学术发现可以通过期刊被“授权”。即便是各自独树一帜、不具可比性的知识系统（例如香港大学中具有互补性的中西医院系），制度化的知识也被等级化。因此，每个医学系统内部都存在对“评等”的认知。
二、新管理主义
高等教育质量评鉴的出现是新管理主义的一种体现。这是将以往应用在私人企业的管理技术应用于公共事业以及公共物品生产的趋势。这种院校管制理念的全球性扩散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与学术期刊最为攸关的是，政府财政拨款已将学术研究生产力的奖励纳入到具体的指导方针及拨款公式中。“生产力”的测量不仅包括实验次数和完成调查的多寡，同时包括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这些都被视为产出。与此同时，出版物也被进一步区分成各种类别，甚至包括同行评审的出版物，如《比较教育研究》。正如香港学者莫家豪所指出的，“不发表，则灭亡”综合症不仅影响了学者个人，也影响了高等院校，因为学术研究产出与院校的资金筹措密切相关。
根据期刊排行榜，同行评审的刊物被进一步分类。而其理论依据则是：论文若刊登在较好的期刊上，即意味着该项学术产出具有较高的质量。例如，去年澳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对22000份期刊进行“评分”。其中，顶尖期刊被评为“A”等级，而较次等的期刊则分别获得从“A”到“D”的评分。该排行榜（虽然后来因遭遇激烈的批评而被迫撤回）直接关系到研究者及其资金的获得。当然，看到《比较教育评论》在澳大利亚排名榜中排名领先时，我们中的某些人或许会沾沾自喜。然而这其中的代价是：当这样的排名榜在全球范围内将大学产出和研究者个人能力工具理性化和数量化时，学术已陷入商品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