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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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为“唐宋家”之一。

欧阳修文学造诣通达精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其于养生方面，亦有不少远见卓识，却鲜为人知。在《欧阳文忠集》和《删正黄庭经序》中，我们可以汲取良言妙策，获得深远启迪：这就是他提倡的“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以为顺乎“自然”法则，便是养生之大道。

欧阳修说：“唯不自戕贼，而各尽其天年。”意思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对身体没有损害，人就自然能够活到应该活的寿命。因此，专门去“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是大可不必的。但他也不否认对身体有益的“养内之术”，如“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等气功活动。

欧阳修信奉为人处事必须“任其自然”，他的儒风雅量常使人叹服。江邻几与欧阳修本来关系很好，然而却在《杂谈》一书中竭力诋毁欧阳修而抬高自己。当时梅尧臣对此事愤愤不平，认为江邻几狂妄自大，不近人情。欧阳修却毫不介意，处之泰然。后来，江邻几病故，欧阳修还亲自前往吊唁，为他撰写墓志铭，无一字之贬，时人看后深受感动。

英宗时欧阳修身居宰辅，手握重权，他不是千方百计地邀宠固位，而是积极地奖掖人才。他推荐三名可以担任宰相的人：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他们不但不是欧阳修的至交好友，反而与他均有前嫌，如吕公著在庆历年间曾极力攻击欧阳修，谎奏他是范仲淹的同党，为此欧阳修被贬谪滁州当了地方官。朝中争论濮王(英宗的生父)可否称皇父的问题，司马光的观点与他完全对立，王安石也极力反对他的看法。尽管如此，欧阳修毕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欧阳修待人宽厚，处事随和。仁宗时朝廷编修《新唐书》，先是列传部分由宋祁编撰。后来欧阳修中途奉诏进京，主修纪志部分，并完成对全书的总成。御史主张《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姓名。但欧阳修却坚决不同意，这种胸襟坦白的精神，使宋祁大为感动。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此时尚是一介布衣，未为人知。欧阳修看了苏氏父子所著的诗文，如获至宝，大为赞赏，认为他们确是难得的人才。后来他向朝廷推荐，从此苏氏父子得以闻名。

欧阳修的“自然”法则，完全是遵循着人类的生命规律。比如，他认为最好的养生方法是“劳其形”，并将古代两位名人夏禹和颜回作了一番对比：“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他，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过三十。”所以欧阳修切中肯綮，总结出了“劳其形者长寿，安其乐者短命”的养生理念。

他在《秋声赋》中写道：“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人常有多忧多思之老，方壮遽老，方老遽衰，反之以长生之法。”他告诫人们过多的忧伤会伤害心灵，过重的劳动会伤其体形，一个人的智慧与体力是有限的，多愁善感则青壮年会加速老化，老年人就会加速衰竭。此所谓：“性烈之士多招疾患，情郁之人甚少高龄。”

欧阳修还称“才艺调养身心”乃是“自然”法则的重要途径。他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一代儒宗风流自命，博学多才，他结交“琴、棋、诗、书、画”五友，全身心投入在角色中，久而久之便自然见效，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

他有过“学琴祛疾”的神奇经历，在《送杨置序》文中写道：“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他对书法艺术尤其精益求精，主张“学书消日”。他坚持单日学草书，双日学楷书，以澄心静虑的艺术活动来度过自己的休息日，以书法的艺术美感来陶冶自己的身心，从而达到健身的目的。他非常欣赏“老劲可喜”的《泛爱寿碑》，并在《集古录》中说：“秋暑郁然，览之可以忘倦。”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此文描写“醉翁亭”的秀丽环境和自然风光，表达太平人世、官民同乐的美好理想。其中一个“乐”字，意脉鲜明。欧阳修俨然以“醉翁”自居，实际上他已经沉醉于“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的大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