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当代美术,如何冲破“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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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士大夫文人画”为中国艺术传统的“正宗”，那么较之江浙，贵州美术目前的确还缺乏一份较为丰厚的“传统”。

明末著名书画家杨文骢，虽列黔人，但流寓金陵颇久。一度享誉京华艺坛的贵州近代文化名人姚茫父先生，一生的文化艺术生涯也主要是在北京度过的。他们对贵州美术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尚待研究。

贵州地处僻远，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开发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外来先进文化的种子移植缓慢、本土文化的原生形态破坏不大，所以相对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也许就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朴、蛮荒、神秘的民俗和田园牧歌式的柔情。

这种神秘、朦胧的面纱对外地大批的观光客无疑是有强大的诱惑力。据调查，贵州各地的民族民间艺术是相当丰富的，单是傩戏脸子一项即在贵州山区流传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且不用说各种神彩各异，独具魅力的歌节、风俗了。

仔细思考一下，这些深藏于贵州山地、紧紧扎根于贵州山民中的民族民间艺术，对于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贵州艺术家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份不轻的“传统”。长期以来，它被“文人画”传统视为异端，认为其“野蛮”而加以排斥、封锁。故多不为人们所知。

由于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始终与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维系着血肉般的联系，这就使得它较多地保留了艺术初始时期的基本特质，对以江浙文人画为代表的日趋纤巧、文弱的“正统”艺术来讲．当然就显得要更稚拙、更天真、更古朴，也更阳刚一些。

不过，民间艺术毕竟是一种只在古老传统与现实文化夹缝间存留的“半文化”(half―culture)．它往往比自己归属的正统“文人画”传统更为落后。所以，若就现代社会和现代意识而言，它又显得更保守、更封闭、更僵化一些。

看来，我们在自以为走出“文人画”正统的“怪圈”后，复又陷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令人迷惑的“怪圈”。

艺术家“进”或“出”都须非常谨慎、机敏，否则一不小心落在这份“传统”所设置的困境之中。其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比江浙的一些青年美术群体，和苦苦挣扎于文人画的巨大辐射力和现代派的撞击之下的负担更轻。因为民间艺术与现代文明的鸿沟只在于地理位置的僻远和信息渠道的阻塞，一旦打破了封闭的壁垒，那曾经使我们惊讶、自豪、骄傲的原始性和乡土性还能维持多久呢?而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向来讲，走出封闭、走向世界是势在必行的选择，贵州当代美术当然不能例外。

近年来，美术界此起彼伏的“本土文化热”、“民间美术热”和“热”也正是基于文化开放和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的撞击这样一个前提。对“传统”的继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继承，反其道而行也是继承，关键在于艺术家怎样根据自己的才性气质去选择。

“传统”是一个正在被我们理解着、规定着的东西，重要的还在于艺术家是否具有了参与同世界艺术对话交流的才力和胆识，但一味强调本土文化的优势，而回避自己的不足，这种心态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山地文化的病弱呢？

就我了解，贵州一些艺术家目前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还存在一种较片面的理解。实际上像瞿小松（作曲家）、尹光中、董克俊、蒲国昌这样的艺术家，贵州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一种氛围，他们是真正超出自己生活的狭隘地域的，他们不仅是“乡土”的艺术家。而他们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自争把握、吸收不是表面地玩弄一些“野、怪、狂、丑”的形式特征。他们已将自己的艺术个性深深浸透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而他们的艺术个性又强烈地体现了贵州山民的强悍和沉寂的大山深沉的悲哀。

秉承着丰厚的民族民间艺术宝藏的贵州艺术家，是否就因此挣脱了“传统”的束缚，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具备最新最“前卫”的现代艺术观念了呢？因为我们在感叹贵州文化闭塞、狭隘、落后的同时，却又暗自庆幸这闭塞、狭隘和落后替我们保留下来一份“得天独厚”的艺术“资源”。也许，只有从民间艺术中发掘原始的力量和稚拙的美，才能用它来阻抗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艺术对当今画坛的冲击吧。（作者系云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